【情緒疫症.上】愁緒籠罩港人 政府懶理 民間獨力難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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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將近,但社會深陷撕裂,「藍」「黃」壁壘分明,市民籠罩在愁緒當中。在去年反修例運動之初,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先後調查港人精神健康狀況,前者發現有過半數人精神健康不合格,後者指9.1%港人有疑似抑鬱症。大半年過去,特區政府無力止暴制亂,亦無法疏導港人情緒困擾,成立逾兩年的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更是束手無策,導致為市民排憂解鬱的重責落在輔導心理學家、社工及教師身上;然而,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他們面對什麼局限、遇到什麼結構性難題、又急需當局提供什麼援助?

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先後調查港人精神健康狀況,前者發現有過半數人精神健康不合格,後者指9.1%港人有疑似抑鬱症。(資料圖片/廖雁雄攝)

輔導心理學家:困者茫然 政府漠然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問題,只知道會不開心、覺得驚、日常生活受困擾,但不知道是否需要求助。」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主席郭倩衡形容,反修例示威浪潮為香港市民帶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精神困擾,不同政治光譜的市民皆陷入不同程度的負面情緒。例如,有支持示威的求助者觀看示威直播時,羞愧自己幫不了忙,另有支持者一度拒絕接收新聞資訊,但當得悉事態惡化時,又會內疚錯過很多事情;至於另一個光譜的求助者,則自責沒有教好下一代。她解釋,市民產生內疚感屬正常反應,然而,「內疚」是「摧毀性」(destructive)情緒,或會惡化並演變成抑鬱。

另外,由於受困擾人數較多、涵蓋男女老幼,這幾乎已形成「集體精神創傷」。郭倩衡說,每每經歷大型警民衝突後,不少受創市民都會出現噩夢、心悸、無法呼吸等情況,甚至無法自控地在腦海中不斷「回閃」衝突現場的經過;她提醒,如果這症狀持續逾一個月,有可能患上「創傷後遺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需要精神科醫生介入。

社會衝突不斷,市民於過去大半年都籠罩在愁緒當中。(余俊亮攝)

最佳做法:抒發積壓感受

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自去年6月中開始免費為市民提供「緊急心理支援」,包括個人面見、小組輔導及到校舉辦工作坊等,在過去半年接觸的個案中,部份市民有重度抑鬱症狀及自殺傾向。郭倩衡表示,他們萌生輕生念頭的主因有二:首先,以為自己的犧牲可為社會帶來改變,是謂「榮譽自殺」,「示威人士常說『願榮光歸香港』,部份有自殺傾向的示威者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性命換取一些事情」;其次,對社會連串紛爭充滿無力感,當中示威者尤其無法承受這種壓力,以致有尋死念頭。

對輔導心理學家而言,要協助市民面對社會衝突壓力,最佳做法是讓他們梳理當下情緒,抒發半年來所積壓的感受。上述小組輔導服務中就設有遊戲環節,鼓勵參加者以「感恩」為題互相分享。郭倩衡表示,不少人會放大「社會衝突令人很痛苦」的負面情緒,感恩環節能提醒市民珍惜及感激原本擁有的事物,增加心靈滿足感,促使他們回復自我,重拾「心理韌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繼而進行理性的自我檢討,思考下一步該怎樣做。

反修例示威浪潮為香港市民帶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精神困擾,不同政治光譜的市民皆陷入不同程度的負面情緒。(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郭倩衡認為,示威浪潮為市民帶來的心理影響無孔不入,政府應針對不同年齡層提供心理輔導服務。例如當學童接收到衝突資訊時,家長或教師需提供恰當解說,當局更應就此制訂指引;以自閉症學童為例,「當你(社會衝突)打破了常規事情,或者他們最心愛的地鐵或巴士被破壞……不是說政見問題,而是他們的症狀是不接受改變,所以對他們作解說有一定困難。」家長亦相當需要心理輔導,若示威者與父母政治立場不一,難免引發家庭紛爭。

香港大學醫學院本月於醫學期刊《刺針》發表的一項為期十年的研究便指出,去年社會動盪期間,接受調查的18歲或以上港人有11%患有疑似抑鬱症,是2014年「佔中」前的五倍;另外,去年9月至11月有32%出現創傷壓力症症狀,較2015年3月的估算上升約六倍。研究同時指出,雖然有這些健康問題的受訪者只有少於半數表示會尋求專業協助,但公營醫療系統精神健康服務需求可能上升約12%,因此服務提供者應作出準備,大幅增加相關服務供應,以應付額外需求。

郭倩衡指政府應針對不同年齡層提供心理輔導服務。(黃舒慧攝)

然而,政府不但沒有在特殊時期紓解市民不安,平時亦缺乏精神健康服務,最明顯是公立醫院精神科醫護人手長期不足。據醫管局數字,精神病患者人數由2011/12年度的186,900名,增加逾兩成至2015/16年度的228,700名,但同期精神科醫生增幅僅3%,即每2.5萬人才有一名精神科醫生,遠高於世界衞生組織建議的1萬人。領導上述研究的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直言,本港公營醫療門診服務平均輪候時間長達64星期,顯然缺乏足夠資源面對額外的精神健康服務需求,有需要增加。

郭倩衡指出,當局以「治療」主導精神健康政策,甚少提及注重「預防」的心理輔導服務。她解釋,「『輔導』的意思是給予意見及指引,不是等到市民出事時才作出支援。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政府(提供的服務)似乎是慢了點」,因而導致日常情緒受困的市民未能「病向淺中醫」,至病情嚴重時才向精神科醫生求助,但可能又因人手不足而拖延病情。

香港大學醫學院本月於醫學期刊《刺針》發表的一項研究指出,去年9月至11月有32%出現創傷壓力症症狀,較2015年3月的估算上升約六倍。(資料圖片/洪嘉徽攝)

反修例運動下,市民的心理輔導需求上升,政府又未能提供相應服務,導致他們紛紛向坊間湧現的情緒支援組織求助。但郭倩衡提醒,心理輔導是一門專業,包含多元情緒治療手法,民間的支援服務多數由自稱是社工或擁心理輔導資格人士提供,未必有專業保障:「這些平台,例如Telegram group是不公開的,他說他正在讀輔導或社工,怎麼求證?」她擔心,不專業的輔導或會為求助者帶來負面影響,尤其是當求助者有自殺念頭時,後果恐更為嚴重;再者,求助者不清楚服務提供者的身份,若求助時遇到不愉快經歷,也欠缺投訴渠道。「我們明白大家想百花齊放,不同人士都想出一分力,但從公眾教育的層面,我們也想教識大家分辨(有保證的心理輔導服務)。」

心理輔導雖是專業工作,本港目前沒有政策監管,只設有自願註冊制度,讓臨床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等醫療專業從業員取得「品牌認證」,但未有涵蓋心理輔導從業員。郭倩衡建議當局參考台灣制訂《心理師法》。1999年,台灣發生「9.21大地震」,引起大規模精神創傷和心理障礙,亟需心理輔導員協助災後心靈重建工作,故促成當局就心理資訊與治療專業從業員的應考資格、業務範圍、違規罰則及實習制度等立法,以確保服務提供者的質素水平。郭倩衡表示,本港當下面對重大社會危機,所有光譜人士都承受心靈創傷,政府有必要儘早協助市民修復精神健康。

心理輔導支援不足,為市民排憂解鬱的重責,難免落在經常接觸示威者的社工身上。(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後方社工:無法輔己 遑論導人

心理輔導支援不足,為市民排憂解鬱的重責,難免落在經常接觸示威者的社工身上,他們除了在前線調停警民衝突,也在後方疏導市民情緒。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下稱「社總」)社會事務部主任兼沙田區議員麥潤培表示,雖然社會福利署有提供家庭情緒支援服務,但激烈衝突令市民對政府失去信心,不少人因而拒絕向體制內的機構求助,令民間社工負擔沉重,「需要在理性與感性之間不斷抽離,那是折磨。」然而,即使竭盡所能,社工也無力處理所有家庭衝突或情緒受困個案,「當你看見很多年輕人想自殺,而我們社工無力阻止的時候,不要說(為他人)情緒輔導,我們都無法輔導自己。」

「你是政府架構的人,針對政府的人怎會找政府機構求助?他怎確保你會不會『篤灰』?已經沒有信任的時候,怎會找你?」麥潤培連番發問。鑑於社會對立嚴重、衝突一觸即發,社總去年6月中成立「陣地社工」,於抗爭現場疏導各方情緒,冀避免警民爆發大規模衝突,並為情緒激動的示威者提供即時心理輔導。麥潤培說,社工會在衝突發生前爭取時間,讓警方及示威者冷靜下來,「讓他們想一想現在這種情緒是否ok、是否要繼續。」

麥潤培表示,不少人拒絕向體制內的機構求助。(龔嘉盛攝)

去年十一國慶後,衝突愈演愈烈,不少「陣地社工」成員被警方毆打或拘捕,社總繼而再成立「48社工」,為被捕人士轉介法律支援,並到警署疏導他們或家長的情緒。不過,麥潤培指出,在社會壁壘分明的氣氛下,社工的疏導工作愈來愈難做,「兩邊(警民)都到情緒爆炸點,互不信任,認為彼此無法溝通,一旦溝通就是做『大台』。」一方面,示威者堅信自己理想宏大,目空一切;另一方面,受壓警方不時情緒失控,主動挑釁在場人士,雙方矛盾愈來愈深,仇恨情緒持續深化,「雙方都有支矛攻擊對方,要置對方於死地。」

社工最常處理的另一個問題是家庭衝突,但同樣困難重重。以政見對立的家庭為例,不少年輕示威者因而被父母趕離家,社工需為他們尋找臨時居所,並與父母進行調節,「深藍的人會覺得社工一定是『黃』,『傾咩?無嘢好傾。』」麥潤培又提到,去年暑假過後,團隊收到的求助個案逐漸減少,可能因為市民情緒到達臨界點,不再理會社工勸解,即社工的情緒疏導起不了太大作用,「市民的氣場是灰的,其實人人都有情緒病。」他擔心,政府若不能盡快挽回民心,「去到一個地步是,政府救不了我們,要我們(社會各界)救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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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8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20日)《政策「不設防」 愁緒籠罩港人 「情緒疫情」爆發 民間獨力難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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