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疫症.下】教師忙救學生 誰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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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運動持續超過大半年,政府不但無力拆解社會困局,更毫無對策疏導市民的負面情緒。除了心理學家及社工外,教師亦擔當起情緒輔導的重責;然而,在缺乏資源的情況下,他們面對什麼局限、遇到什麼結構性難題、又急需當局提供什麼援助?

承接上文︰【情緒疫症.上】愁緒籠罩港人 政府懶理 民間獨力難醫

教師:忙救學生 自身誰救

反修例運動至今拘捕逾7,000人,當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是學生,與他們關係密切的教師自然也肩負了化解學生情緒危機的重責。有400間學校會員的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去年8月起組織學界及社福界人士,整理以《我們能為這城市做什麼?》為題的情緒輔導資源合集,供教師參考,當中包含一套疏導校園負面氣氛的行動方案「給守望者」,列舉「同行」、「休息」、「尊重」、「關愛」及「盼望」等五大原則。本身是迦密愛禮信中學校長的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副主席何玉芬解釋,學界以往的危機處理主要集中在學業、朋輩或家庭範疇,是次大規模情緒創傷源於社會衝突,所以校方需要因應情況宣揚「陪伴」、「接納」等理念。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副主席何玉芬指出,是次大規模情緒創傷源於社會衝突,所以校方需要因應情況宣揚「陪伴」、「接納」等理念。(資料圖片/廖雁雄攝)

以「關愛」為例,協會提出各界應以愛相待,不被仇恨蓋過理性,不以身份、背景、出身標籤別人,「不會有某種職業全部都是壞人、或者因為是新移民就有身份價值高低之分,這是錯的。如果同學或老師因為家人是警察而被欺凌,這是絕不能接受的。」何玉芬表示,不論什麼政見,各界都應該遵守這五個重要原則,「因為學校是由大家組成的,我們要看到別人的需要。」除此之外,協會亦與賽馬會合作,在「給守望者」行動方案中推出了靜觀工作坊,讓學生透過靜觀修習來平復情緒,提供靜定以後的對話機會,讓師生之間能夠真誠溝通。

培訓未能回應工作需要

何玉芬說,教師最重要的職責是照顧學生,包括他們因社會撕裂而衍生的情緒問題。然而,教師的專業並非心理輔導,在校園日常中如何幫助學生?何玉芬表示,校方能做的是觀言察色,例如某些同學在看到甚或參與社會大型衝突後情緒不佳,翌日或有遲到、早退、請假的情況,教師可主動關心這些學生,與他們密切聯繫,適當時作情緒輔導。

何玉芬指,單靠輔導教師協會之力並不足以處理校園的「精神健康疫症」。(龔嘉盛攝)

協會整理的輔導資源合集搜羅了不少網上情緒評估工具,讓老師對同學的情況作初步了解,如果同學有驚恐症、焦慮症、創傷後情緒病、抑鬱症等精神病症狀,則需轉介至精神科醫生。何玉芬指,香港輔導教師協會與香港醫學會精神醫學部合作,如同學因反修例衝突而需要情緒支援,可獲轉介至精神醫學部的義診服務。

單靠協會之力並不足以應付校園的「精神健康疫症」。協會去年9月曾經訪問162名會員中學的班主任、學校行政人員、學校社工及輔導人員,發現學生的「無力感」、「壓力」及「動搖對未來的希望感」最受社會衝突影響(3.7-4分;滿分為5分);另外,受訪者亦一致認為,學校現有情緒支援的培訓工作只屬一般,當中有社工認為校方的「情緒教育」和「情緒輔導(辨識、支援及轉介)」訓練未能回應有關工作的需要(低於3分;滿分為5分);調查又指,這些培訓除需要相當的資源投入外,亦亟待教育局及專業組織等提供適切支援。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推出了靜觀工作坊,讓學生透過靜觀修習來平復情緒。(龔嘉盛攝)

教育局曾否提供相關支援?2015年9月,本港爆發學界自殺潮,至2016年3月,學生自殺及企圖自殺個案高達20宗。為跟進學生自殺事件,教育局成立了「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以分析學生自殺個案的成因及提出預防學生自殺的建議措施,並於2016年11月公布《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最終報告》(下稱《報告》);2017年10月,勞工及福利局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跟進青少年自殺問題,並主責檢視《報告》中建議措施的落實進度。為加強人手辨識及支援有需要的青少年,工作小組建議於中學實行「一校兩社工」政策,將舊有駐校的1.2名社工增加至2名,期望藉此強化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應對中學生在學業和精神健康方面所面對的複雜問題。「一校兩社工」政策於本學年開始實施,但何玉芬指出,是次社會事件為學界所帶來的情緒疫症規模龐大,單靠社工不能應付學生的多方面問題。

何玉芬認為,學生輔導工作有賴全校員工參與,尤其在當今時勢,教職員需要提高警覺,辨別例如學生是否真的因病請假、受什麼情緒困擾,這有賴學生對教師的絕對信任。不過,她也指出,教師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承受極大壓力,例如各區示威人士堵路時,教師或需要護送學生回家,而當「各區開花」愈演愈烈、不少學生參與其中時,教師同樣需要照料學生的精神狀況,惟教育局所給予的相關支援並不足夠。

何玉芬認為,學生輔導工作有賴全校員工參與。(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再者,教師本身已面臨沉重工作及壓力,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2018年的調查發現,有三成教師出現中度或以上的抑鬱症症狀,他們未必有心力兼顧學生的精神健康個案。

2016年,食衞局聯同醫管局、教育局及社會福利署推出「醫教社同心協作先導計劃」,由醫管局精神科護士、專責教師和學校社工組成跨專業團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不過,直到2018/19學年,只有40間中小學參與計劃。何玉芬建議,教育局應積極與學校聯繫,並因應需要投放資源,與校方合作、建構支援學生平台:「我們也找到資源(情緒輔導材料),但這些事情是不是應由我們民間揼石仔做?」她坦言,協會成員都在校務工餘時間,抽身整理情緒支援材料,而當局能夠動用大量人力資源,更加應該加緊與學界合作,共同為學生提供適切的精神健康服務。

在如今情緒疫症蔓延的社會,政府更應着力擬訂精神健康策略。(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總結:照顧市民 政府職責

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下稱《公約》),殘疾人士(包括精神病患者)與非殘疾人士一樣,在融入社區、醫療衞生、復康及工作就業等方面享有平等權利、自由及尊嚴,而政府在制訂政策和推行服務計劃時,必須有效地促進和保護全港市民的精神健康,同時確保精神病患者得到良好及全面的醫療、衞生和社區支援服務。在如今情緒疫症蔓延的社會,政府更應着力擬訂精神健康策略。遺憾的是,當局至今仍未制訂相關政策,保障全民精神健康,特首林鄭月娥在去年10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更對精神健康服務隻字不提。

醫管局曾推出《2010-2015年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計劃》,作為醫管局成年人精神科服務的藍圖,目的是發展高質素及成效為本的精神健康服務。然而,計劃對象只集中於成年精神病患者,並未涉及兒童和青少年的精神健康討論。再者,目前公立醫院精神科門診穩定新症輪候時間最短為港島東醫院的54周,最長為九龍西醫院的112周,即輪候時間由一年至兩年不等,可見,該計劃成效不彰,市民在輪候期間病情或會惡化,亦不知如何尋求其他服務。香港精神健康議會早於2014年就指出,醫管局及社署各自為政,未能有系統地處理市民精神健康的需要,服務協調不足使市民對如何尋求及使用適當服務感到困擾。

目前公立醫院精神科門診穩定新症輪候時間最短為港島東醫院的54周,最長為九龍西醫院的112周,即輪候時間由一年至兩年不等。(資料圖片/龔嘉盛攝)

預防勝於治療,政府除了協調精神健康服務外,亦應教育市民如何保持身心平衡,並透過收集和分析精神壓力較大的的社群資料,作出針對性服務。政府於2017年成立「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由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擔任主席,計劃今年進行全港精神健康普查。然而,在社會面臨「情緒疫症」的當下,委員會毫無作為,政府能否就普查報告結果擬訂長遠精神健康的規劃藍圖,也是未知之數。

港人精神健康惡化是不爭的事實,在社會悲傷情緒彌漫的日子,政府應檢視政策的不足,而非將照顧市民精神健康的責任推卸於民間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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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8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20日)《政策「不設防」 愁緒籠罩港人 「情緒疫情」爆發 民間獨力難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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