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評析】離地都市 天橋圍城

撰文:鄒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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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一帶的街道,除了用作汽車通道,亦構成大量公共空間。西洋菜南街原有的行人專用區以外,毗鄰的通菜街(女人街)和花園街小販市場,同樣是大家熟悉的例子。至於旺角站奶路臣街的兩個出口,除了是約會等人的熱門地點,從早到晚都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出現,猶如一個即興的街頭劇場。

在朗豪坊往西行不遠,是較少人會刻意走過去,但同樣熱鬧繁華的廣東道露天街市,吸引力絕不比女人街遜色。旁邊還有一小段奶路臣街,是個充滿活力的廉價海鮮市場。這裏的街道更為狹窄,再加上兩行固定的排檔,中間僅有的行人通道難免顯得特別擠擁—然而,正是這種「逼」的感覺,構成了我們熟悉的旺角。設想旺角不再擠迫,街道暢通無阻,吸引力肯定大減。

旺角從早到晚熙來攘往,猶如一個即興的街頭劇場,連綿不斷的天橋,方向難辨,路人如騰雲駕霧。(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從朗豪坊二樓的天橋走過去,是食環署管理的旺角熟食中心,至今仍是使用者稀少的「秘所」。到廣東道露天街市,則必定經過同是食環署管理的旺角街市。不說不知,這座包浩斯風格、兩層高的漂亮建築物,至今已空置了整整十年。大閘緊緊的關閉着,予人幽深嚇人的感覺。它與街上車水馬龍的景象,形成了異常鮮明的對比。

去年12月,有台灣記者來香港訪問,我便專程帶她到旺角熟食中心和旺角街市,看看這些極具本土特色的景象(當然也順便看看去年底結業、同樣位於廣東道的中國冰室)。我對記者說,香港除了有異常擠迫的市區,也有異常浪費的閒置空間。除了「有人冇地用」,也是「有地冇人用」,兩者互為表裏,同屬香港地產霸權的重要組成部份。

從朗豪坊二樓的天橋走過去,是食環署管理的旺角熟食中心,至今仍是使用者稀少的「秘所」。(資料圖片)

再往西行不到一分鐘,便是通往奧運站一帶的天橋系統。設想你自己是架飛機,在亞皆老街開始加速,到了塘尾道正式起飛,然後一直穿梭於天橋和商場之間,連綿不斷,方向難辨,就如騰雲駕霧。而且你會發現,很難再通往地面的露天空間,就算找到的話,也就只有幾棵樹,一兩張椅,作為聊勝於無的點綴。

上述舊區和這些新發展區的主要分別,在於前者乃屬「混合土地用途」(mixed land use),街道具有極大的開放和共享特質,讓各類市井民間的活動百花齊放,不拘一格,迸發出城市無窮活力及創意。相反,後者則強調僵化封閉的「功能分區」(zoning),商場完全成為謀利生財的單一工具;相反行人稀疏的地面空間,則往往只留作巴士站、垃圾站、泵房和電錶房等,完全抹煞了街道原來的生活氣息。

近閱香港城市大學學者的研究,指出這種同樣深具香港特色的天橋和商場系統,起源可追溯至1948年Sir Patrick Abercrombie為香港撰寫的著名規劃報告,當中已指出香港舊區過於擠擁,必須重建達至人車分隔。1969年發表的《殖民地大綱規劃》(Colonial Outline Plan),則正式提出「未來城市模式」,以凌駕地面之上的空中城市,作為香港標準的規劃設計。不久之後出現沙田市中心、即現時新城市廣場一帶的規劃,正是這種模式的典型例子。不問可知,它亦和華資地產商迅速崛起,通過圈地累積巨額財富的趨勢,息息相關。

1969年發表的《殖民地大綱規劃》正式提出「未來城市模式」。不久之後出現沙田市中心、即現時新城市廣場一帶的規劃。(資料圖片/朱雅霜攝)

不無諷刺和荒誕的是,上述論文來自內地、而非本地學者手筆,盡顯他們對香港傳統街區消逝、本土生活特色不再的婉惜。

1968年,Garrett Hardin提出了「共同體悲劇」,試圖指出共享資源容易造成濫用;相反,只要將共享變成私有,將開放變成「圈定」(enclosed),才是解決資源管理問題的萬應靈丹。Elinor Ostrom則大力反駁指,共享資源的民主開放管理,才是正本清源的解決良方,並因此奪得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Ostrom根據「使用損耗」(subtractability)程度的「高-低」及「進場限制」(excludability)的「高-低」,將產權模式區分成四大類型:其中使用損耗和進場限制皆低者,正是典型的「公共財產」;使用損耗和進場限制皆高者,則是典型的「私有財產」。兩者皆屬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產權模式。

「共同資源」指由政府部門管理公園、海灘、圖書館、水資源和衞生設施等,其特點是任何使用者均可進場。圖為香港公園。(資料圖片/黃寶瑩攝)

餘下兩類則可稱為「類公共財產」(quasi public goods),在現實世界仍普遍存在。其中進場限制較高而使用損耗較低的,被稱為「會所財產」(club good)或「過路費財產」(toll good);最後一種是「共同資源」,通常指由政府部門管理公園、海灘、圖書館、水資源和衞生設施等,其特點是任何使用者均可進場,但有限資源卻總有耗盡的可能。Ostrom畢生力圖論證,除有賴政府介入進行分配外,亦存在共同體成員之間協商和妥協的各種可能。

Chris Webster從Garrett Hardin的「共同體悲劇」出發,探討公共空間的產權演化模式。他指公共空間普遍只有極低的進場限制,因此通常會被視作公共財產;但事實上,它並非沒有使用損耗,使用人數增加至某水平,便會出現「擠塞」(congestion),由此衍生出使用效率下降的問題;最終進場權利被「圈定」和凝固下來,公共空間也就變成會所財產,以至被私有化成為私人財產,達至演化過程的最終均衡狀態。公共空間面對「共同體悲劇」的困境,最終必須藉着私有產權的清晰界定,方能達至稀缺空間資源更好的維護和有效的運用。

共同資源管理乃是一種「圈定VS開放」,又或是「秩序vs擠塞」的辯證關係。(資料圖片/呂諾君攝)

毫無疑問,Webster的立論乃建基於主流經濟學的偏見,盲目鼓吹對私有產權的迷信,對「共同體悲劇」的假設照單全收。但毋庸諱言,以「擠塞」來描述公共空間的管理問題,其實亦確有其可取之處。城市空間的「雜、亂」,乃是現實中相當普遍的現象;問題是Webster只片面看到其負面社會成本,卻看不到它所帶來的「旺、盛」,其實是極為重要的正面社會效益。私有化作為將社會成本內化的過程,往往將城市空間的多元開放性同時消滅,也就是要把「嬰兒和污水一併倒掉」!

事實上,Webster只道出了事實的一半,卻忽略了事實的另一半。「圈定」意味進場限制的不斷提高,但秩序改善的代價是混雜流動性的削弱,社會成本和效益同步收縮,到達一定程度便會變成私有產權;相反,若進場限制得到適度的放寬,逐步鐘擺至共同產權的另一端,則城市共同體又會重新變得多元開放,而代價卻很可能是又再出現新的「擠塞」。

由此可見,共同資源管理乃是一種「圈定VS開放」,又或是「秩序vs擠塞」的辯證關係。就正如Ostrom強調共同資源管理要因地制宜,沒有一成不變的定律;城市共同體同樣是個動態適應的過程,必須與時並進地不斷自我調整。若只片面地從「堅離地」的角度,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妄下判斷,則後果很可能是災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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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9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3日)《離地都市 天橋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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