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反戰電影能否突破局限?

撰文:特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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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和世界上唯一曾遭受原子彈襲擊的國家,戰爭與原爆是日本影視文藝作品中常見的題材。早在戰後初期的上世紀五十年代,美軍佔領下的日本已製作出多部經典的反戰作品。不過,時至今日,幾乎每部反戰電影都被指「反戰敗而不反戰」。批評者認為,這些作品大多將重心放在展現戰爭的殘酷、民眾的無辜與普通人的身不由己,卻鮮見對戰爭起源的深層思考和身為加害國的反省,因此不能說是真正的反戰。
撰文︰劉冉

動畫《再見螢火蟲》講述年幼兄妹在戰爭中流離失所,最終慘死的悲劇,以展現戰爭為無辜者帶來的苦難。(《再見螢火蟲》劇照)

其實,日本較早的反戰電影並非沒有直接的反思和指控,例如1986年的《海與毒藥》講述日本軍方對八名美軍飛行員進行人體實驗的殘酷史實。不過,較為典型的反戰作品,多選擇從普通民眾的生活切入,以平淡日常被打斷作為主要的矛盾衝突,展現戰爭為無辜者帶來的苦難。例如高畑勳導演的經典動畫《再見螢火蟲》講述年幼兄妹在戰爭中流離失所,最終慘死的悲劇;山田洋次的電影《給兒子的安魂曲》則描述喪生於長崎原爆的受害者化為幽靈,重回母親身旁的故事。這兩部作品都曾被批評將民眾描述為無辜受害者,淡化了歷史上後方的動員與配合。

《給兒子的安魂曲》描述喪生於長崎原爆的受害者化為幽靈,重回母親身旁的故事。(《給兒子的安魂曲》劇照)

更為典型的是片渕須直在2016年的動畫電影《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女主角浦野鈴出生於廣島,在戰爭期間始終心懷樂觀,與家人共渡時艱,卻在轟炸中失去了一隻手臂,外甥女也死於轟炸。一切的悲劇似乎毫無來由,一切的犧牲也似乎毫無意義。導演藉由這種強烈的反差來表現戰爭的殘酷與荒謬,電影無疑是反戰的。然而影片結尾,鈴在得知日本戰敗後崩潰哭喊:「不是說要戰鬥到最後一個人嗎?我還有左手,還有腳,我身邊的人還活着!」這個令許多觀眾難以接受的情節,真實反映了普通民眾如何被軍國主義文宣所欺騙和操控。

2016年的動畫《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真實反映普通民眾如何被軍國主義文宣所欺騙和操控。(《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劇照)

在這一方面,NHK 2014年的晨間劇《花子與安妮》表現得更為直觀:主角村岡花子在擔任播音員時拒絕在兒童節目中播報戰爭新聞,結果被指摘為「不愛國」。這個情節展現了當年大部份民眾對戰爭的熱忱。

更容易引發爭議的,是那些直接從戰爭參與者角度出發的作品。2013年的影片《永遠的0》中,主角健太郎為探詢外公宮部久藏的死亡之謎而走訪他的老戰友,最後發現曾為神風特攻隊成員的外公其實並不願意執行自殺任務,但為了挽救下屬生命,他主動犧牲自己,撞向美軍的航空母艦。健太郎試圖搞清楚外公究竟是「膽小鬼」還是「英雄」,卻發現他只是又一個被戰爭裹挾的可憐人。故事固然展現了戰爭的殘酷,但也頗具爭議:批評者認為這是對神風特攻隊的「洗白」,將軍人美化為無能為力的受害者,藉由展現個人苦難,逃避反思帝國主義。如果每一個軍人都是戰爭的受害者,誰又是真正的加害者呢?

《永遠的0》是直接從戰爭參與者角度出發的作品。(《永遠的0》劇照)

片名《永遠的0》指的是零式戰機,亦是日本空軍的象徵。宮崎駿2013年的作品《風起了》,主角正是以零式戰機設計師堀越二郎為原型。影片中的堀越抱持反戰立場,製造飛機只因熱愛飛機,並宣稱「飛機不是戰爭的道具,也不是販賣的商品,而是美麗的夢」。這種對於戰爭直接參與者的無辜化、對於戰爭工具的浪漫化,與反戰主旨很難無縫契合,也令一些觀眾對宮崎駿失望。

宮崎駿本人是旗幟鮮明的反戰反修憲人士,並不缺乏對戰爭責任的反思:他的父親當過生產戰機零部件的軍工廠廠長,他與父親爭吵時說過:「老爸肯定也是有戰爭責任的」。既然如此,設計戰機的男主角,又如何能被描繪為完全無辜的正直形象?是否真的存在「喜歡製造戰鬥機」的反戰人士?堅持夢想的男主角,如何面對自己設計的戰機對他國人民的傷害?為了迴避這種矛盾,宮崎駿在採訪中也承認,他有意省去了戰機被投入戰場的畫面。

宮崎駿2013年的作品《風起了》,主角正是以零式戰機設計師堀越二郎為原型。(《風起了》劇照)

當反戰電影陷入只側重描述無辜者的套路,去年上映的電影《阿基米德大戰》可以說開闢了一種嶄新的思路。菅田將暉飾演的主角櫂直是一名天才數學家,無意中被捲入二戰爆發前的日本海軍派系鬥爭,受山本五十六委託計算戰艦造價。櫂直本人是一名堅定的反戰主義者,秉持反對製造戰艦的初衷而接下任務。影片以倒敘展開,一開頭就忠實再現了大和號在1945年的坊之岬海戰中被擊沉的過程。

比起將普通民眾描繪為無辜受害者的作品,導演山崎貴此次展現的戰爭觀有些與眾不同:藉戰艦派主力平山中將之口,指出戰爭的起源是民眾的狂熱,而要想讓民眾恢復理智,則必須建造一艘代表日本的完美巨艦,再令其無可挽回地、壯烈地沉沒,從而徹底擊碎民眾對戰爭的信念。

公平來講,影片描繪了軍隊操弄權力、渴望戰爭的嗜血形象,批判立場是明確的。但這個奇特的腦洞,未免將責任倒轉了:以平山中將和櫂直為代表的戰爭直接參與者乃至領導者,倒成了最清醒最堅決的反戰派;對戰爭並無直接決策權、甚至連知情權也常被剝奪的普通民眾,倒成了戰爭的「罪魁禍首」,乃至在付出巨大代價後,方可醒悟。這種清奇的思路,難免令人有種違和感。

當然,歷史上大和號的建造,不可能是出於反戰的動機。此外,櫂直雖然堅決反戰,卻是出於戰爭會對日本經濟和普通民眾帶來傷害的理性考量,而不是出於對戰爭本身正義性與道德性的質疑,因此仍然是有局限的。

反戰電影對於歷史記憶的塑造有着不可忽視的影響。我們自然不必要求日本每一部作品都要聲淚俱下地謝罪,但一個時代的反戰電影,理應在描繪無辜受害者之外,有更深刻和多元的表達。在這一方面,我們仍在等待日本電影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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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0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2月24日)《日本反戰電影能否突破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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