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抱怨還是和解? 疫情籠罩下的大國與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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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俗稱武漢肺炎)疫情在中國境外有傳播升級的勢頭,而中國的壓力並未減少——雖然武漢之外的確診病例增幅大減,但對經濟的衝擊不可估量,如何復工復產成為壓在中南海案頭必須面對的國家大事。

2月23日,中共召開了一場史無前例的17萬人大會—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這場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發表主要講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悉數出席的電視電話大會,首次覆蓋到縣和(軍)團級以上官員。按照官方說法,此次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對中共而言「是一次危機,也是一次大考」。前者容易理解,後者卻是一個複雜的大問題。

2月23日,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全數出席。(新華社)

會議的第二天(2月24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召開了專門的記者會,回答外界關切的復工復產如何推進、宏觀政策如何調節等問題。上周二(2月25日),副總理胡春華亦召開了全國春季農業生產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強調統籌抓好農村疫情防控和春季農業生產,迅速恢復農業生產的秩序。上周五(2月28日),國務院再發通知,要求各級民政機構針對老、幼及流浪者等弱勢群體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大政府」下的「小民」之怒

眾所周知,新型肺炎剛爆發時,因為官方沒有及時向公眾發出預警,以至於武漢「封城」前「有500萬人外流」,導致疫情在其他省份擴散。加上湖北官員的不知所措、當地紅十字會在分配捐贈物資上無序失當、以李文亮為代表的醫生所發的疫情「預警」被官方判定為「謠言」後的事實反轉,這一切讓民間對政府的不滿情緒空前爆發。

當前中國政府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上取得平衡。(新華社)

作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中共奉行「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內地從企業到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事情均被政府掌控,因而被稱為萬能型政府。比如2015年A股市場崩盤,內地國有資本大舉進入股市,這種情景在西方幾乎不可能出現。中國政府既然是全球「大政府」的代表,那麼它不僅有西方政府沒有的全域掌控力,當問題出現時,也自然而然成為唯一承擔者。

此外,非政府組織(NGO)在內地沒有良好的發展環境,導致民間自助系統近乎為零,民眾因而對政府有着極高的期望,理所當然地認為一切問題都應該由政府解決。像今次的肺炎疫情,必須承認各級官員,尤其是湖北官員在疫情的防控指揮過程中暴露各種不足,甚至是愚蠢;但另一方面也要明白,這場因新病毒出現而爆發的疫情在防控上非常複雜和困難,官方要在資訊不確定、不完整時作出重大決策,無論決策是早還是晚、是溫和還是激進,都存在風險。

內地民眾很少參與政治,故很多時不「理解」政府在決策中面臨的不確定性與複雜性,因而無法包容政府出現這種不理想的結果。病毒與死亡帶來的壓抑與官員失責和經濟停擺帶來的憤怒結合起來,導致民眾把矛頭指向政府,對無法無紀的官員的怒駡,對基層管理手段落後甚至弄虛作假的不滿,在武漢乃至湖北沸反盈天,並引起全國共鳴。

2019年10月1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舉行「建國70周年閲兵儀式」。 (新華社)

面對群情洶湧,中央政府直接拿過指揮棒,不論是「全國一盤棋」或「國家動員」下其他省份對湖北的對口支援,還是湖北政壇多次臨陣換將(甚至包括省委書記和省會城市武漢市委書記換人),均是一種應對舉措。這是數千年高度集權的中央王朝歷史留下的「大國」與「小民」的政治和文化基因,它是中國政治運轉的一種特徵,對政府而言,某種時候也是一種枷鎖。

即便在香港這樣一個西方殖民了一個半世紀的華人社會,動輒上街遊行的市民對港府的期待和想法也沒什麼本質差別。上至政治體制,下至口罩廁紙,香港市民希望政府能給他們所有人一個滿意的答案。

體制之錯還是政策之禍?

雪上加霜的是,在內地民間輿論抱怨不斷的同時,一直對中共持反對立場的西方政客和媒體,開始借此次疫情批評中共的政治體制。在他們口中,是因為中共政治體制的問題,才導致了疫情的爆發和氾濫。《華爾街日報》甚至在2月3日以帶有辱華性質的《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為標題刊登評論文章。可見,想要借疫情行政治或意識形態,甚至是民族歧視之事的力量切實存在,且可能長期存在。

不管西方國家承認與否,一直為西方所批評的中國舉國體制,在這次疫情防控過程中確實發揮了它獨特的作用—中國中央政府利用自身對地方治理的強大控制能力,全面啟動了這場防控戰役,並將指令覆蓋到官僚體系的每一個毛細血管—基層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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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意大利、伊朗和韓國等國家新型肺炎確診病例人數陡然增加,已經證明這場疫情的發展和政治體制沒有什麼關係,防控效果更多和一個國家或地區建立了怎樣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有關。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失控,不僅因為湖北地方官員的瞞報和無能,正如習近平在電視電話會議上所稱,「在這次應對疫情中,暴露出我國在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等方面存在的明顯短板。」

在新冠肺炎疫情發展過程中,內地的衛生應急系統成為輿論猛烈批評的目標之一。要知道,早在2003年「沙士」(SARS)疫情之後,中國政府就花重金打造了「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路直報系統」。2017年11月,新華社曾在報道中將這套系統稱為「全球最大」。按照規定,一旦出現不明原因的疾病,在完成化驗後,地方疾控中心需要在四小時內向中央匯報。與此同時,國家衛健委辦公室對外表示,已經牽頭建立起20多個部門參與的應對突發急性傳染病疫情聯防聯控工作機制。

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與發展已經證明,中國這套號稱「全球最大」的網絡直報系統及國家衛健委的聯防聯控,並未有效發揮應有作用。為什麼?問題在哪裏?這不僅需要湖北武漢等地的政府官員們反思,也需要整個中國的衛生管理系統反思。

中國政府在對抗疫情的過程中展現強大動員能力。2月16日,中國鐵路訂製務工人員返程專列從貴陽北站開出,近300名貴州籍務工人員乘車前往杭州市。(新華網)

「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挑戰

對中國政府體現出的強大組織動員能力,應該予以肯定,但其中諸多中觀及微觀的治理方式亟待革新,亦是客觀事實。一直以來,在分析中國政府面對的經濟及社會管制悖論時有個說法:「一管就死,一放就亂。」

在這場與肺炎疫情的對抗戰中,中國政府同樣面對如此困境:把疫情防控放在第一位而強力防控,會使得整個社會經濟被凍結停擺,經濟損失慘重;放鬆管控促進復工,讓經濟社會秩序恢復正常,疫情很可能會出現反撲。

目前,中國政府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平衡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就如本文開首所言,在各省疫情感染人數增幅下降、且多地出現零增長之後,中南海緊鑼密鼓召開會議,先是2月23日政治局七常委一起出席的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然後是2月24日國新辦召開的復工復產如何推進介紹會,接着是2月25日的全國春季農業生產工作電視電話會議……

就在身處中南海的中共高層們宛若走鋼絲般忙於平衡宏觀政策調整的同時,四川和江西分別出現了民眾聚集消費的影片。已經在家「繃」了一多個月的內地民眾,顯然急於找到任何能夠證明疫情已經「過去了」的證據,來給自己一個放鬆的理由,甚至出現了評論其他疫情嚴重國家「不會抄作業」這種洋洋自得的聲音。

民間這種放鬆很可能讓官方之前的努力付之一炬。所以人們會看到地方政府一邊鼓勵勞動力走出家門復工復產,一邊「連夜喊停」上述的聚集現象。

在被評為2020年高分大片的紀錄片《流行病:如何預防流感大爆發》中,有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靠大眾自己不能抵抗流行病,醫生不能,政府也不能。只有三者通力合作,才能擊敗它。」這句話,同樣適用於今天的中國。

上文刊載於第20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2日)《抱怨還是和解? 疫情籠罩下的大國與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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