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迫「口交」、摑32巴、10童圍毆——童黨欺凌誰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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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半個多月,先後發生三宗駭人聽聞的童黨欺凌事件。上月中旬,有兩名中三男生疑因不滿同校中二師弟「講壞話」而相約對方「講數」,並找來六名童黨對兩人拳打腳踢,甚至迫他俩「口交」;到上月底,綽號「牛丸」的17歲少女及其朋黨,又在屯門安定邨商場平台毆打一名15歲少女,掌摑了她32巴又踢了15下,期間有多人在場圍觀取笑;上周六(2月29日),在「牛丸事件」同一地點,再有一名13歲男童疑被至少10名童黨圍毆,期間有人以鐵通猛打、狂踩頭部和背脊、甚至用煙頭「辣」身。事件再次引起社會對童黨欺凌及青少年暴力傾向等等問題的關注。

2月下旬網上熱傳片段,顯示一名少女在屯門安定邨商場平台被最少2名少女毆打,現場有人圍觀及取笑拍攝,影片在網上公開後引發熱議,最終涉案2名少女被捕。(影片截圖)

初步觀察,近期的童黨欺凌個案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些共通特徵。首先,童黨的誕生源於年齡相近的同儕關係,也有可能是附近鄰居,在成長過程中慢慢聚集一起。其次,童黨的活動空間相當有限,普遍活躍在社區範圍內,例如屋邨的公共設施,包括球場及公園等。最後,童黨進行欺凌行為時,受虐者與施暴者未必有直接關係,參與其中的施暴者可能只是被朋黨號召出動,雙方事前未必存在直接的衝突糾紛。

事實上,童黨欺凌問題已經纏繞香港20多年,最轟動社會的莫過於1997年有14名童黨參與的秀茂坪童黨燒屍案。不過,近年社會似乎略為輕視童黨欺凌及青少年暴力傾向的問題。

1997年有14名童黨參與的秀茂坪童黨燒屍案轟動香港社會。圖為以該案改編的電影《三五成群》劇照。(網上圖片)

問題一:朋輩互相模仿換認同 誤會能分擔責任趨暴力犯罪

台大社會學系助理教授陳易甫早年撰寫《暴力知識結構與青少年暴力行為:一個社會認知理論的觀點》一文,指出朋輩的影響是青少年確立暴力知識結構的重要因素。因為青少年在成長階段渴望受到認同,當周遭存在施行暴力行為的友伴時,也更容易傾向參與其中,以換取對方認同。另外,由於不少年青人期盼能在朋輩面前,展現自己「不是好欺負」的形象,故當年青人聚眾在一起時,周遭友伴的人數多寡,也會影響年青人傾向使用不同的暴力行事風格,包括採取不同的暴力方式,以及不同傷害程度的手段。

在文章中,他指出有外國學者提及「友伴傳染」這個概念,來解釋朋輩對於青少年的社會與情緒能力的影響。所謂友伴傳染,即青少年在與朋輩互動中,能互相受到負面影響,包括行為上的問題(暴力的手段),以及情緒的上的問題(如憤怒、懼怕或憂鬱情緒)。而當負面情緒與個人暴力行為產生連結,如青年人身邊存有暴力型朋友,則較有可能在互動的過程中受感染,進而與他們一樣,發展出憤怒的感知風格來行事,包括採取暴力手段去解決問題。

朋輩的影響是青少年確立暴力知識結構的重要因素。(《三五成群》劇照)

問題二:家庭結構影響成長發展 青少年可能欠理想學習對象

本身是註冊社工的屯門區議員曾錦榮認為,青少年在心理發展過程中,有發展認同與親密感的需求,當家庭系統無法滿足相關需要,甚至是造成阻礙,他們便容易作出偏差行為。

曾錦榮指出,區內不少家庭的社經地位偏低,按照坊間的研究所反映,「雙職家庭」問題頗為嚴重,父母的工作時間普遍過長,以致大部份雙職家長都難以抽時間陪伴子女,沒有履行理想的家庭責任,導致子女較易感到孤獨,容易作出偏差行為。而除了社經地位問題,曾錦榮也提到家庭結構具有一定影響力,例如不少青少年成長於破碎家庭,在發展階段中,可能會因欠缺模仿對象,例如沒有親密的父/母對其行為作出適時指導,難以獨自辨別是非黑白,容易釀成濫用暴力等偏差行為。

青少年在心理發展過程中,有發展認同與親密感的需求,當家庭系統無法滿足相關需要,甚至是造成阻礙,他們便容易作出偏差行為。(資料圖片)

問題三:政府防治工作資源不足 青少年服務撥款少之又少

一直以來,特區政府都把包括青少年在內的青年問題,視之為「青少年有問題」,並且把青少年服務「外判」給社區機構,但近三年撥款卻分別只佔社會福利署整體資源的2.5%、2.7%以及2.9%。曾錦榮也提及,要有效改善街童問題,政府有需要反思,現時投放在相關方面的防治資源,究竟是否足夠。2007年觀塘玉蓮臺發生一宗街童毆殺事件後,社署的確因而提升相關撥款,但近年隨著青少年人口下降,加上夜青活動模式轉向隱蔽,港府卻抱著僥倖心理,以為街童、邊青等問題已經得到有效解決,並沒有檢視有關服務是否足夠。

香港青年協會副總幹事陳文浩表示,20多年來,童黨問題一直存在,只是形式有所轉變,例如以往較多與黑社會相關,大多公開在公園聚集,而近年則變得隱蔽。他呼籲循三方面作出改善:

首先,加強家庭教育功能,即鼓勵父母與子女建立一套正面而又可以進行管教的溝通模式,盡量減少責罵,令父母同子女可以保持積極溝通;

其次,向青少年灌輸應有的同理心讓他們明白自身行為可能造成的後果,理解為何不能結黨去欺凌他人,同時,也要加強青少年的價值觀,讓他們了解個人長處和優點,不至於只能透過結黨方式來獲取滿足感和效能感;

最後,加強新入職社工的能力,教授他們如何找出有危機的青少年,因為童黨問題轉趨地下化,不似以往般長期聚集在公園,也因流動性增加,而出現跨區結黨情況。而社工要有效找尋有危機的青少年,必須具備一定的溝通技巧和人際網絡,這些能力都能透過培訓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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