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仔之苦難以解決 「狗屁工作」為何盛行？
不管是否同意格雷伯對「狗屁工作」的衡量標準，我們都無法否認，這世上存在着令人主觀感受如同「狗屁」，以及確實不太必要的「狗屁工作」。於是，格雷伯在書中探討的「狗屁工作」的影響及其形成便有了意義。
承接上文︰自由主義企管失效 為什麼工作讓人痛苦？
為何「筍工」未必快樂？
格雷伯花了整整兩章講述「狗屁工作」對人形成的精神暴力，並闡述背後原因。第一點是「狗屁工作」讓人缺乏目的感和自我肯定。格雷伯指出，由於大多數人對自我影響世界的認識主要仍建基於工作，因此虛領薪水會有強烈的挫敗感。他如此說：「心目中的自己有能力對世界和他人有所作為，而且結果多半符合自己的預期，這多少能讓人感覺是一個跟世界和他人分離的自主單元。一旦否定這一點，人就不成人樣了。」他認為，漫無目的的「狗屁工作」容易讓人陷入焦躁、自我懷疑的負面情緒。
格雷伯認為，「狗屁工作」的第二重精神傷害源自其中隱含的權力壓迫和自由欠缺。從事「狗屁工作」的人往往進行着漫無目的的勞動，卻又要迫於上級和職場文化壓力，假裝在努力工作。他解釋，要求他人佯裝努力是上司和職場文化在施展權力，受限的個人則欠缺自由，清楚看到自己多大程度任憑他人的權力擺佈。他甚至將這種近乎要無條件服從上級、完成上級安排的有理或無理（諸如即便沒有實事也必須假裝投入工作的要求）的工作場所比喻為「警察國家」。基於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有些僱員偏愛居家工作，其中一個原因或許是不必再在上司面前無事找事、佯裝努力，而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和真實的工作量完成工作，躲開職場的權力壓迫。
格雷伯直言這種在精神上迫害職工的「狗屁工作」不應存在，且按照他的理解，一旦「狗屁工作」被消滅，現有的大量勞動力將可全部集中在必要的工作崗位上，以當下科技的發達程度，足以大大縮短人們的工時，甚至實現凱恩斯每周15小時工作制的預言。
這種想法並非無稽之談。瑞士銀行2018年《價格與收入》報告顯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排名最高的國家盧森堡平均每周工作時數為34.8，排名第二、三的瑞士與挪威也分別只為34.9和34.2。《哈佛商業評論》對世界各國工時和經濟增長的趨勢對比圖也說明，生產力與工作時間不一定成正比，短工時和高生產力是可以同時發生的。2018年，德國50萬工人大罷工，成功將每周工作時間從35小時縮短到28小時，但德國經濟並沒有因此而停滯。
反觀香港工時冠絕全球，2018年政府統計處公布的數據顯示，香港全職僱員每周工時中位數為45小時，更有逾31.8萬名僱員每周工作超過60小時，6.42萬人工作超過72小時。難道我們不應認真思考一下，減少「狗屁工作」崗位會否真的能夠有助工作體驗？
為何會有「狗屁工作」？
那麼「狗屁工作」為何盛行呢？其中一個解釋是產業內部市場化的緣故，最簡單的理解便是如今無處不在的投標文化。對於邀標者來說，可以透過這一形式選取最物美價廉的方案，但人們往往容易忽視了落選團隊人力、物力的付諸東流，而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浪費？對於格雷伯來說，眾多團隊「勞民傷財」的陪跑，無疑讓這一形式落入無用「狗屁」之中。
這並不是說一切競爭都會產生不必要的「狗屁工作」，但我們必須思考哪些領域的競爭是無謂的，只是在浪費陪跑資源，創造「狗屁工作」。比如他書中所寫的英國牛津大學公關一職——牛津大學的公關人員主要任務是讓公眾相信牛津是一所好大學，在格雷伯看來，這簡直是無謂至極的「狗屁工作」。
我們同樣需要思考，在一些福利領域又或是政府部門引入市場化是否必要。比如在香港已經推行二十年的社福界「整筆過撥款」制度，催生了社福界的「跑數」文化，讓社工因服務投標制而忙於撰寫文書計劃，不僅難以專心投入助人本職，更浪費了落選團隊的人力物力。長此以往，社工的工作內容會否因本末倒置而變得「狗屁」呢？
「跑數」文化還是其次，格雷伯認為導致「狗屁工作」滋長的核心結構原因，是經濟模式與企業管理。新自由主義信奉者認為，市場經濟以效率掛帥，理應容不下花錢不做事的「狗屁」崗位，然而，即使在新自由主義的重鎮，也就是廣義的金融相關領域，也有不少「狗屁工作」存在。因此，格雷伯認為，自由競爭的新自由主義只是如今社會的外衣，實際上我們實行的是「管理封建制」（managerial feudalism）。
格雷伯將封建制度的本質理解為這樣一套分配體系：農奴和工匠製造東西，封建領主憑藉某些法律權益和傳統的政治詐取，徵收他們產出的一份，再把掠奪過來的東西分配給麾下的隨扈、士兵、僕人等。在他眼中，過去四十多年的生產與分配及職場管理邏輯，愈發趨同於上述的封建制度。如今，絕大多數企業的利潤並非來自製造或銷售產品，而是來自「金融」，即主要依靠向他人收取租金、酬金、利息等。大企業做的事情與製造、修復或維護等生產的關聯愈來愈小，就連屬於舊工業秩序核心的公司，例如美國通用汽車（GM）也不再依靠製造汽車賺錢，而是靠其金融部門從汽車貸款賺取利潤。
由此，生產力和津貼開始分道揚鑣。格雷伯觀察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後，當生產力提升帶挈利潤升高後，多出的利潤不再是像二十世紀中期那樣，以加薪和福利的方式再分配給生產工人或購買新的生產工具擴大生產，而是很大一部份為最富有的投資方錦上添花，還有一部份僱用新興的白領們，比如行政人員、經理等。格雷伯認為，這種分配方式更趨近封建制度的分配，同時也催生了「狗屁工作」。
被聘請來的白領們，無論是行政人員、經理，又或是專業顧問等，主要的宗旨在於提高效率。諷刺的是，白領們不斷開會、研討、寫效率報告創造出來的一些所謂加強行政管理和效率的方法可能適得其反。比如，在香港為人詬病已久的醫生開會文化，以及前線醫護需要兼顧愈來愈多的行政文書工作、愈填愈多的表格等，反而讓醫護不能馬力全開地投入到服務病人中。這樣的情況並不鮮見，如今連教授、社工等都有因加強管理、考核而增加填寫表格、計劃書等額外行政工作，使生產力降低。
在格雷伯看來，上述的新興「狗屁」崗位和工作就像封建制度中「無用僕役團」，它們最重要的功能是作為權力下放、階序建立的一環。他解釋，在封建制度中，國王將土地分封給男爵，男爵再授予家臣，經由次級分封的過程，下放權力；而管理封建制的興起，同樣產生職場管理的階序，譬如管理其他經理的經理，或是設立一套繁瑣的機制針對各項瑣事，架床疊屋。僱主們為了顯示和強化自己的重要性而僱用下屬，從而發展出職場的等級制度。
這幾類「狗屁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都指涉着某種主僕關係。大量的私募股權CEO、政治說客、公關研究人員、精算師、電話營銷人員和法律顧問，似乎與過去封建社會裏的家奴、走狗、管家、打手和佃戶相差無幾。因此，格雷伯認為，這只是將封建制度裏的主僕關係轉化成了永久性的薪酬關係。
政治與文化的推波助瀾
回到當下，「狗屁工作」之所以得以延續，人們需要工作養活自己固然是一個原因。對此，格雷伯倡導透過提高全民無條件基本收入（UBI）和社福政策的方法，將人們從「狗屁工作」中解放出來。他認為，藉此省下的開支和資源，足以作為全民基本收入的預算。
在制度上，格雷伯認為，「狗屁工作」為當權者提供的政治便利性，是它延續至今的另一原因。無疑，失業率太高容易造成社會動盪，政府需要讓社會人口擁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儘管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下沒有出現過像蘇聯體制下的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政策，但事實上自二戰起，所有經濟政策都以充分就業的理想為指定前提，左翼和右翼都為「更多工作」這句政治口號背書。在社會未限定工作應服膺於某些實用目的，而只要求工作崗位數量的時候，「狗屁工作」便應運而生。
格雷伯又提出，「狗屁工作」得以維持的第二個制度性原因在於當下的倫理文化。目前，大多數人將工作視為實現自我價值的唯一途徑，而在當下的「政治正確」觀念中，更是不應詆譭任何種類的工作，所有的工作都有其價值和意義。如果我們因為覺得某份工作沒有意義而不願意做，更可能被道德綁架為好吃懶做、不思進取之人。因此，無論一份工作多麼「狗屁」，都會被告知這是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心志，勞筋骨。在這樣的社會共識和文化下，「更多就業機會就成了左翼和右翼可達成共識的政治口號」。
截至2019年，香港有387萬打工仔。工聯職安健協會2017年發表的《香港在職人士工作壓力調查》顯示，38.4%的受訪者認為上班的每一刻都很難熬，50.2%的受訪者贊同工作令人心力交瘁。此外，根據嶺南大學去年12月公布的社會調查，香港打工仔每年因工作壓力平均「射波」（裝病放假）5.1天；每年因職場壓力而缺勤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估計達5.49億至8.58億元；而勉強工作帶來的效率問題，就可造成約13.73億至21.46億元損失。僱員的工作壓力會引致不同的健康問題，最終變成一連串的醫療支出，估計可達53億至接近149億元。香港工薪階層之苦及「狗屁工作」在香港所帶來的危害，由此可見一斑。
因此，縱然格雷伯倡導的提高全民基本收入對現時的香港來說，似乎仍過於理想浪漫，道阻且長，但解構「狗屁工作」，正是開啟討論與社會變革的第一步，你願意踏出這一步嗎？
上文節錄於第204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9日）《自由主義企管失效 為什麼工作讓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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