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評析】市場是另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撰文:鄒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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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長大的朋友,求學時期都必定讀過「石硤尾大火」這段歷史。黑煙籠罩木屋區的照片,相信上一輩仍歷歷在目。這場發生於1953年聖誕節的火災,燒毁超過2,500間木屋,導致五萬多名災民無家可歸。港英政府為了安置大量災民,遂開始興建七層徙置大廈,是為香港公屋的起源。不過,人類學家司馬雅倫(Alan Smart)在2006年的著作《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rs in Hong Kong, 1950-1963》,卻演活了一場經典的「踢爆」騷,指出所謂「石硤尾大火」的論述,只是港英政府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台戲!

1953年石硤尾大火燒毁超過2,500間木屋,導致五萬多名災民無家可歸。(香港政府檔案處圖片)

這套論述用以合理化日後被稱為「積極不干預」的殖民地政策,並且力圖解釋一個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經濟哲學的政府,為何「被迫」大規模地介入基層的住屋問題。背後其實隱藏着工業資本「圈地」(enclosure)的需要,以及控制官地作為政府主要收入來源的考慮。

這故事不禁令我想起同為人類學家的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其名著《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2011)中,同樣大玩「踢爆」遊戲。他開篇便提到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在原始社會中,我們的祖先透過「以物易物」(barter)方式進行交易,你拿十斤橙來和我換五斤蘋果,我又拿三斤橙和他換一斤米,諸如此類,當中構成極大的配對困難和極低的市場效率。於是,聰明的祖先發明了貨幣,由此亦標誌着市場經濟的誕生。

阿當斯密《國富論》中「以物易物」的故事,現已成為所有經濟學教科書的基本內容。 (資料圖片)

格雷伯指出這個最早來自阿當斯密(Adman Smith)《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故事,現已成為所有經濟學教科書的基本內容。但從來沒有任何信史或考古證據,證明「以物易物」曾在遠古時空廣泛存在。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的上中古時期,貨幣普及和廣泛流通使用的程度,亦遠低於我們作為現代人的想像。由此意味關於市場經濟起源的「歷史」,只是經濟學家杜撰出來哄人的神話,意圖證明金錢世界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假如「石硤尾大火」是個關於「小政府」的神話,「以物易物」便是用作支撐「大市場」的神話。兩者其實異曲同工,相輔相成,亦是香港中小學課本常見的內容。

史學家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指出,由於印刷術和書面語的普及,以及傳播媒體的廣泛流通,令多元混集的族群得以凝聚,構建出現代國族主義的身份認同,但這些國族身份只是「想當然」的存在。「想像的共同體」一詞,遂成為對國族主義批判的有力武器。對天朝帝國強烈排斥的香港人,對這名詞自然不會感到陌生。

史學家班納迪克安德森著作《想像的共同體》。(網上圖片)

當代大熱的另一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2014)中舉一反三,進一步指出現代智人通過建立語言和認知能力,在過去數萬年搖身成為雄霸地球的物種,要訣正是建構各類能凝聚群體意識的神話,形成異常強大的集體精神力量——民族主義固然是引人入勝的故事,宗教信仰又何嘗不是成功的例子?

推而廣之,人權、自由和民主的普世價值,金錢、貿易和市場無遠弗屆的力量,同樣是人類建構出來的現代進步神話。正如哈拉瑞指出,在過去絕大部份的歷史時段,金錢往往被視為萬惡之源,借貸操作就更是惡中之惡,高利貸是不容於社會道德的劣質行為。但是,到了現代的資本主義世界,這些觀念和論述卻被徹底扭轉,銀行和信貸體系正是故事的主角,並且構成點石成金的新魔法力量。不難想像,阿當斯密正是歷史上說故事最成功的人。

然而,隨着當代經濟危機不斷加劇,特別是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後,人們對金錢和市場的信仰,已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動搖,只是苦無出路。

英國郝爾彬(Jeremy Corbyn)和美國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冒起,均是資本主義社會前所未見的現象。回到香港,自從1980年在《選擇的自由》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一書中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奉為全球最自由市場體系,自此便一直沉醉在這美妙的神話中,久久無法蘇醒。

我們的城市愈來愈專注於金融,那是單一最賺錢的行業。(資料圖片)

顯然易見,這個神話為香港帶來了巨大的益處,但同時也埋下了一個極大的危機。其中之一,是我們愈來愈傾向採用單一的標準——即價格機制來衡量所有經濟活動,甚或是一切社會關係的價值。我們愈來愈專注於最賺錢的行業和產品,其他的社會經濟需要一於少理——彷彿只要有錢,餘下所需都可以用錢買到。

因此,我們的城市愈來愈專注於金融,那是單一最賺錢的行業。若要讓更多人同時賺最多的錢,我們則選擇了旅遊業——特別是專門接待內地旅客的旅遊業。因此,我們的社區和街道可以什麼也沒有,彷彿只需要有金舖、藥房和電器舖便足夠。自從2003年沙士後,內地開放港澳個人遊,十七年來,我們便一直財源滾滾,換來的則是經濟和產業結構急劇單一化。

近日,新冠肺炎對全球造成沉重打擊,香港過於依賴內地經濟、過於依賴單一產業的惡果,自然亦以倍數計地放大出來。不但暴利行業在一夜之間消失,連帶我們口袋裏即使有錢,卻連最基本的衞生用品——口罩、消毒和清潔用品,也不一定能夠買得到。猶記得農曆新年假期之後數天,新鮮蔬菜和肉類供應亦一度成疑——難道只要口袋有錢,我們就真的三餐無憂?

我們口袋裏即使有錢,卻連最基本的衞生用品——口罩、消毒和清潔用品,也不一定能夠買得到。(資料圖片)

在經濟危機不斷加深之際,唯一出現「背馳」的是香港股市,恒指至今仍高企在26,000點之上,較一年前仍有不少增幅——這反映我們的經濟基調仍然健康?我們的城市長遠仍甚具競爭力?抑或只是在中港融合的趨勢下,金融市場已經完全脫離本地實體經濟,賺錢和蝕錢都愈益和本地產業無關?

既然香港金融業的服務對象,只是遙遠和未知的想像的共同體,我們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起用經濟專家駱惠寧作為西環的新當家,主要目的正是要穩住中環的金融中心。

在「一國兩制」苟延殘喘之際,仍讓香港長期累積的故事力量,繼續發揮支撐內地經濟神話的奇妙作用。這一切一切,已和我們距離得愈來愈遠;而這個香港,也讓我們感到愈來愈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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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04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9日)《市場是另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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