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人生．影評】好心人關懷社會弱勢 展現寫實良善光輝
《特殊人生》（The Specials）是法國導演奧利維耶．拿卡殊（Olivier Nakache）及艾力．多倫丹諾（Eric Toledano）合作的第七部長片，也是2019年入圍法國凱撒獎的重要作品之一。這部戲延續了兩人2011年所拍攝《閃亮人生》（Intouchables）的氣質，改編自真人真事，以人性光輝為重點，兼具探討法國社會對自閉症重症孩童的態度。電影在法國極為成功，連續上映三個月，前往支持的影迷依然數量可觀。
撰文︰寇斯珮
不同於前作《閃亮人生》重點講看護與癱瘓大亨的友誼，《特殊人生》涉及更多人物和戲劇線索。一邊是布朗和馬歷，二人分別創立及管理The Hatch及The Shelter兩個照顧自閉青少年的非牟利機構，一邊是幾位患者與看護之間的關係，一邊是當局派來的兩位監察人員不斷為布朗和馬歷挑錯。這三條線索不斷交織，組成了電影的劇情主體。以此角度對比，《特殊人生》比《閃亮人生》更難創作，不僅僅是要兼顧的元素和人物變多了，整個劇情推動也更充分。
二人的導技當然也進步了，曾經慣用的那些明顯調動觀眾情緒的手法，在《特殊人生》中大幅度減少，自然流暢的鏡頭及剪輯使得影像的寫實度提高了，比過去少了很多「味精」，觀眾可以感受到創作人更理智。有利也有弊，《閃亮人生》的故事相對集中，主要靠兩位主角相處時的化學作用及一些好笑的橋段發展情節，有戲可做。
《特殊人生》一講梗概，觀眾可以自行想像到的畫面太多了。過去幾十年來，全世界不停有這樣的題材被搬上大銀幕。太陽底下無新事，而且，應當尊重故事所涉及的弱勢群體，電影還沒開始，已經沒剩下太多懸念。劇本的內核除了有人默默幫助，有人不斷受苦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發展。這樣的題材當紀錄片拍會非常豐富，當劇情片則很難拍。
香港觀眾也看過很多關懷弱勢群體的本地題材。1986年《癲佬正傳》開了先河，當年引起轟動，也引起爭議，其中對病患的一些描寫，從社福角度剖析，存在很多改善空間。2018年歐文傑導演的《非同凡響》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籌，書寫正面，角度很開闊持平，但也同樣面臨老調重彈的尷尬。特殊教育兒童的家庭側寫、日常的學校生活，以及健全學生的見聞與態度，沒有任何想像之外的片段。
對導演而言，拍大家已知的世界尤其困難，也很難拍出深度來。不過，因為這些故事的感染力和影像體裁的感染力糾纏在一起，不少觀眾捧場，尤其在如今，大部份國家都面臨或多或少的社福問題，拍成電影的確會打開一片商機。
《特殊人生》就是這樣令人毫不意外的電影。在兩位導演的鏡頭裏面，患者被社會和政府的忽視完全可以預料，志願者的付出和官僚系統的傲慢也都不出所料，幾乎全靠演員的表演讓這部電影的細節變得可觀。過於依靠演員也意味着，很多戲劇張力還是要依靠人為設計。
在《閃亮人生》裏，導演選了比原型人物更加高大、更富有肢體感染力的演員來傳遞信息，又借助音樂、藝術等現實中強烈的媒介，將原本的真人真事加入了相當的濾鏡效果，雖說導演不見得不真誠，一切難免顯得刻意。
《特殊人生》同樣如此，儘管本作的角色呈現平凡和寫實了許多，但裏面大部份人都沒有缺點，幾乎都是可憐的好人。兩個令人不喜歡的官員，角色本身也不見得是壞人。
導演簡直在用童話故事的角度拍出這部電影，它呈現的是一個無奈的美好人間。從這個角度講，《特殊人生》也就是一部比較嫻熟的宣傳電影，它只有單一的價值取向，也沒有任何思辨的空間，所有行為的善惡都一目了然，有了這些堆積起來的良善，那些戲中帶着「複雜經歷」的看護，實際上也沒有任何黑暗面，在這麼一個積極向上的群體中間，寫實似乎變成了一種修飾的手法，它失去了本來的意義。
我不是說《特殊人生》沒有任何可觀之處。電影裏角色之間的互動肯定很感動人，當然，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這樣的描寫紓緩了大家的壓力，也將社福問題拋了出來。但它也是一種偷懶，以及勝之不武。我很懷疑這樣的電影是否存在暢所欲言的空間，如果為弱勢群體發聲就此成為它的擋箭牌，關愛題材面前不容指摘，那麼，它所帶來的討論只剩下社群意義，沒有任何影像上的藝術價值可言了。在善良的動機面前，貧乏也獲得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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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0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30日）《《特殊人生》太陽底下無新事》，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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