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記者發問是天職 但為何「sometimes naive」？
試想像，假如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被記者問及會否考慮撤換特首林鄭月娥，她該作何回答？是假設記者犯了連張竹君的基本職能都未能掌握的錯誤，繼而糾正記者「問錯人」，還是假設記者「明知故問」、想「擺佢上枱」，所以拒絕回應？不難想像，不論糾正或拒絕，都會被個別傳媒演繹成「打壓記者」、「侵犯新聞自由」。有人會反駁，說記者不可能問這樣無知的問題，但事實是，儘管「發問是記者天職」，記者問的卻不全是「替天行道」的好問題，有的甚至可謂「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最近香港電台記者訪問世界衞生組織助理總幹事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關於「台灣加入世衛」的軒然大波，便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課。
若論組織性質，特區政府衞生署轄下的衞生防護中心和隸屬聯合國的世界衞生組織當然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直接把張竹君類比成艾爾沃德並不太恰當，但上述假設想指出的是，正如我們在一般的情況下不會提問一位負責防疫工作的官員會否作出一個不在其職權範圍內可以定奪的政治決策一樣，這場「港台記者採訪世衛風波」的起源，若不是「問錯了對象」，就是「問錯了問題」。
香港電台英文時事節目《The Pulse（脈搏）》早前談及，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下，台灣防控工作不俗，近日更獲歐盟認同，而鑑於台灣「被中國和世衞拒之門外（而未能成為會員）」，該節目監製唐若韞就此透過視像訪問艾爾沃德：「世衞會否重新考慮台灣的會員資格？」艾爾沃德停頓數秒後稱「聽不到問題」，當記者打算重複提問時，艾爾沃德表示「沒關係，讓我們繼續下一個問題」，記者隨即補充「很好奇想談談台灣」，但視像通訊突然中斷。記者再次撥通視像電話，希望對方評論台灣防疫工作，艾爾沃德則指「已討論過中國了，中國不同地區的防疫工作都做得很好」，隨後祝福香港並結束訪問。
事件被理解成「世衞親共避談台灣」而在互聯網瘋傳，艾爾沃德的「語塞」、「迴避」、「失禮」等欠佳反應自然成為眾矢之的，而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則預言它將成為「香港電台的新罪名」。然而，在平行時空的另一端，當央視新聞評論事件，不但批評記者「拿台灣問題碰瓷世衞組織官員」是企圖「以疫謀獨」，反而讚艾爾沃德的拒絕作答是「最乾脆最硬核的反應」；與此同時，身兼全國政協委員的「公營廣播關注組」召集人彭長緯也發炮，批評記者不應該把台灣當成國家；及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加入輿論戰，認為該節目有違「一中原則」和《港台約章》，要求作為總編輯的廣播處處長梁家榮負責，但港台否認有關指控，因為當節目談及台灣時，是以「地方」來形容，並不涉及任何政治取態。
爭議瞬間轉移了焦點，在政府一方看來，事件涉及「國家主權」，但泛民陣營認為，問題在於「中共打壓台灣」、「港府打壓港台」、「干預新聞自由」，而少有人會探討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地方——根據《世衞組織法》第三章第六條，也正如世衞的聲明所指，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會員資格，須獲得過半數成員國的同意，而不是由艾爾沃德或總幹事譚德塞等世衞官員所決定；即使是總幹事，最多也只能邀請某個國家或地區作為「觀察員」，這正是台灣近年所努力爭取的「身份」——那麼，問題來了，當艾爾沃德根本沒有資格定奪會員資格時，港台記者為何仍要提問對方「會否重新考慮台灣的會員資格」？畢竟，「會否」的前提，是對方「能夠」、「可以」。
發問是否為了追尋「真相」？
當中衍生兩個假設。其一，港台記者是「明知故問」，而「明知故問」的目的何在，就頗為玩味了。在一般人的認知中，記者可以藉「發問」為社會追尋「真相」，並幫助社會認識「真相」背後的意義，因此，記者發問時不應預設立場，以免限制了「真相」；然而，在現實的新聞操作中，卻偏偏離不開「議題設定」。它本應是基於「新聞專業」的判斷，而強調某一方面的內容，但「專業」有時不敵「光環」、「情緒」或「立場」，不但會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記者的提問，也會導致讀者只看到某一方面的「真相」——這在反修例風波中屢見不鮮。
回到是次風波，假如記者明知艾爾沃德無權定奪世衞會員資格而堅持發問，那麼她會「預想」作為防疫專家的艾爾沃德給予怎樣的政治回應、繼而讓觀眾了解怎樣的「真相」？其實，無論他回答「會考慮」或「不會考慮」，都超越了職權範圍，就好比假如負責防疫工作的張竹君被問及會否考慮撤換特首林鄭月娥一樣，儘管張竹君心裏會嘀咕「關我咩事」，但實際上難以作答，甚至是無法回答。既然「難答」，當中的「議題設定」究竟是什麼？一個「誅心」的推論是，當艾爾沃德答不出來時，事件很自然會被理解成「世衞親共避談台灣」、「中共打壓台灣」云云，而一旦發酵下去，當「新聞自由」被祭出，港台就是「無畏強權」。
不過，「誅心之論」過於「殘酷」，也貶低了香港記者的操守，我們不妨再來看看這場風波的第二個假設——記者根本不知世衞成員均以國家為單位，也不知艾爾沃德或譚德塞等世衞高官根本無法決定世衞成員資格，甚至混淆台灣近年所爭取的是成為世衞的「觀察員」而非「會員」。若然如此，那可謂準備不足，有欠專業。
其實，國際社會基於「一中原則」，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和世衞的會員席位。至九十年代中期，台灣一直嘗試以不同折中名稱參與世衞，但均遭拒絕。到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席捲亞洲，作為疫區之一的台灣申請加入世衞，但內地當局嚴正指出台灣並非主權國家，故無權參與。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上任台灣總統後，兩岸關係大有改善，翌年世衞同意台灣以「中華台北」的名義、用「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世界衞生大會。
然而，2016年民進黨蔡英文掌權後，兩岸再度交惡，翌年時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重申，倘若台灣不接受「九二共識」，就無法繼續協商，亦失去出席世界組織的基礎，台灣因而未能取得世界衞生大會的「觀察員」邀請函，要靠外交管道旁聽。後來，不時有成員國提案容許台灣與會，但都不獲世衞總務委員會通過。直到今年初爆發新冠肺炎，台灣再次提出，中國不應隱瞞疫情而世衞不應將台灣排除在對抗疫情之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則重申，「一中原則」是台灣出席世界衛生大會的基礎。
如何問好問題？
按照慣例，當記者探討一個議題，通常會找不同持份者回應；而在上述的背景下，如果《The Pulse》有心跟進「台灣加入世衞之爭」，那根本不應該問及艾爾沃德「會否考慮」這個不屬其職權範圍的問題，而是向擁有投票資格的成員國查詢，也可以客觀地就台灣訴求徵詢世衞「有何回應」而不是「會否考慮」。不過，即使記者所問的不是「會否考慮」而是「有何回應」，但翻查艾爾沃德以往的訪問，都是以防疫專家身份提出科學見解，相信他也是基於這樣的背景而接受訪問，然而，記者卻冷不丁地把「政治」問題拋給了「科學」專家，這又是否「所問非人」？
正如，如果要向張竹君查詢她對有人要求林鄭下台的訴求有何回應，那不也是怪怪的？
這不表示任何「科學」專家都不應回答「政治」問題，但在採訪對象相對難得而採訪時間亦不充裕的情況下，究竟應該把握機會探究更多關於防控疫情的寶貴意見，還是混淆「評論台灣防控工作」和「會否考慮讓台灣加入世衞」的問題性質而糾纏於政治漩渦，這值得我們停一停、想一想——因為，「如何問好問題」，永遠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只是，不管記者是明知故問或是無知之失，究竟什麼問題才能稱得上是「好問題」，這在香港的特殊語境下，並不好簡單解答。
當發問是為了出「一口氣」
說到「好問題」，不少人第一時間或許會想起，去年反修例風波期間，在元朗西鐵站發生「721白衣人襲擊事件」後，當林鄭月娥聯同一眾司局長和時任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會見傳媒時，被港台節目《視點31》主持人利君雅連環「爆seed」追問「過往零晨4點你都可以出嚟見市民，噚晚成晚你去咗邊」、「噚晚你瞓唔瞓得着」、「噚晚係咪就係官警黑合演嘅大龍鳳」等等，當林鄭月娥重複「耍官腔」，以含糊帶過或閃爍其詞的時候，利君雅更直斥「唔好咁啦，講人話啦」。
利君雅因而「一戰成名」，被吹捧為「新聞女神」。及後至8月13日，當林鄭出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時，又傳出另一段為港人樂道的「新聞佳話」——在林鄭離場前，有記者重複大叫：「林太，好多市民問你幾時死呀？……你有無良心呀其實？！」——林鄭沒有回應這些乍聽之下「很爽」實則無聊透頂的問題，並因而被批評「無視民意」；不過，如若非答不可，她到底應該作何回應？難道要回答：「我噚晚瞓得唔好」、「我一直講緊人話」、「上帝先知我幾時死」？若然如此，記者就會放她一馬？還是會放大某些字眼，「改圖」取笑一番？
不難理解，普羅大眾之所以為上述記者的提問「叫好」，並不是因為有關問題多有新聞價值，或者可以幫助大家獲得更多有用資訊、了解更多的「真相」，而是在反修例風波所引爆的反政府、反林鄭等等情緒之下，某程度上是用這種令受訪者難堪的問題，來替市民「斥責當局」、「出一口氣」。問題是，無論何時何地，記者的最大責任仍是透過發問取得有用資訊，但當記者也基於意識形態偏見和各種情緒而失去方寸，卻高舉神聖不可侵犯的「第四權」，令「發問」變成「發洩」，使「攞料」淪為「攞bite（得到搶眼的回覆）」，那損失的仍然是社會大眾。
加入「猜測」的反效果
「記者決定問什麼和不問什麼、問什麼人和不問什麼人、如何發問、如何跟被訪者互動等，既直接影響公眾能夠得到什麼資訊，同時也展現着媒體與受訪對象之間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曾於2016年收看備受矚目的「橫洲發展記者會」後（時任特首梁振英曾在會上否認橫洲發展屬「官商鄉黑」的指控，並一度哽咽稱當局的成績是「粒粒皆辛苦」），在《香港01》新聞網站撰寫《看高官答問題，也看記者如何問問題》一文。他提到，「訪問」原本並非記者天職，甚至不為新聞界所接納，例如十九世紀美國著名記者Edwin Lawrence Godkin就認為，「訪問」是自私的政治家騙子和報紙記者騙子共同製造出來的。
李立峯基於對記者會的觀察，總結出四個記者發問時容易令受訪者避重就輕的習慣，包括發問超過一分鐘、不會跟進其他行家的問題、用詞不夠精準而令官員借更正記者來迴避問題核心，以及「喜歡在發問時把一些坊間猜測拋出來，直接問對方該猜測是否屬實」。他指出，如果在問題中加入「猜測」的內容，很可能讓官員通過直接否定有關猜測而避開實質的問題——例如有位記者問及梁振英為何要擔任所有跨部門會議的主席，又是否因為橫洲發展涉及棕地和地區人士利益而主動介入出任跨部門工作小組主席時，梁振英隨即以「很簡單答你，唔係」否認第二個問題的猜測，而沒有再回應記者第一個更值得回答的問題。
其實，記者都知道受訪者多數會直接否認坊間猜測，但偏偏又很喜歡在問題中拋出這些猜測，為民請命也好，為民發洩也罷——橫洲記者會如是，質問林鄭月娥721是否官警黑合演的大龍鳳如是，而如果港台記者是「明知故問」的話，她或許也在「議題設定」時就加入「世衞親共避談台灣」的猜測。
若要數香港市民心目中最經典的「好問題」，就不得不提2000年10月時任有線電視女記者張寶華與國家主席江澤民那場關於「欽點特首」的交鋒。當時特首董建華到北京述職，期間中央召開三場記者會——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出席首場記者會，被香港記者問及中央是否支持董建華連任，錢其琛說支持，翌日即有報章以「中央欽點董建華連任特首」為頭版大肆報道；同日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出席第二場記者會，再有香港記者提出同一問題，但朱鎔基沒有回應；下午江澤民出席最後一場記者會，當他與董建華握手時，張寶華率先提問是否支持對方連任，江澤民先以廣東話回應「好啊」，張寶華再問「中央也支持他嗎」，江澤民仍然笑着說「當然」。
然而，及後張寶華追問：「現在那麼早，你們就說支持董先生，會不會給人感覺以為中央內定、欽點了董先生？」江澤民隨即連珠發砲，表示自己原本可答「無可奉告」，但顧及在場傳媒可能會不高興，所以直接回應了提問，但他強調，自己和中央對董建華的「支持」，都不代表「內定對方連任」，因為中央不可能不支持當任特首。江澤民愈說愈激動，甚至走到記者面前，形容自己「身經百戰」，見識過很多西方傳媒，希望香港傳媒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又有感香港記者可隨時隨地到全世界各地採訪，「比其他西方記者跑得還快，但是問來問去的問題，都『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他隨後補充「我很抱歉」，又說方才是以長者的身份而非新聞工作者與在場記者談話，「有必要告訴你們一些人生經驗。」
在大部份香港人的記憶中，或許只記得張寶華的「尖銳提問」和江澤民的「怒斥記者」，並讚賞前者「為民發聲」而批評後者「有失風度」，但很我們卻很少冷靜下來反思，江澤民為何會批評張寶華的問題「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也沒有人會質疑，張寶華一開始便在引導江澤民走往「欽點」的方向——「支持與否」的問題，明明是記者提出的，他說「支持」就被演繹成「早表態」、「欽點特首」，他若不回應，是否又會被演繹成「擺架子」、「迴避質疑」？
值得一提的是，張寶華近年接受傳媒專訪時，曾強調「欽點」一說並非由她首創，而是引用當日報章頭版的說法——問題是，報章說法的根據，還不就是「坊間猜測」？有人會說，「中央欽點特首」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那麼，記者為何要藉提問來讓對方否認所謂「事實」，而不是直接呈現證據要求對方回應？這樣的「好問題」，除了讓讀者「哈哈」一笑、加深「中央欽點特首」的刻板印象，還得到了什麼？
記者發問是天職，正因為我們肩負使命，更應該秉承專業、盡己所能，為「發問」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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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08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6日）《 記者發問是天職，但為何sometimes na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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