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症威脅總會歷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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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已經演變成全球大流行,重災區由亞洲轉到歐美發達國家。全球最先進的醫療體系如骨牌般倒下,在新冠病毒面前顯得不堪一擊。相比之下,香港人曾經歷2003年沙士(SARS)衝擊,雖然未能解除肺炎威脅,但起碼不至於毫無防備,手忙腳亂。

在大半個世紀前,人類逐步走出大規模戰爭、饑荒和疾病的威脅,工業化和現代化帶來的好處,亦開始不斷向全球各地普及。隨着西方醫學和相關技術進步,多種傳染病開始受到控制,起碼對經濟發展並不過於滯後的地區,其致命性似乎愈來愈下降。

肺炎疫情演變成全球大流行,重災區由亞洲轉到歐美發達國家。(美聯社)

與此同時,西方醫學界興起「健康過渡」(health transition)理論,認為只要科技和經濟發展起來,人們改善生活質素和日常習慣,傳染病亦會受到控制。代之而起能威脅人類健康的,就只有癌症和心血管等慢性疾病。

毫無疑問,「健康過渡」理論深深影響人類的疾病觀念、全球醫學發展的方向,以至公共衞生資源的分配。但在過去三、四十年,各地傳染病大有死灰復燃的趨勢,難免令人重新反省,人類社會健康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工業化和現代化帶來的樂觀憧憬,以及醫學昌明營造的良好感覺,顯然令人類高估了自己控制大自然的能力,並低估了生態循環和基因突變的複雜性。無論是地球暖化、生態破壞、抗生素濫用和基因改造技術等因素,無不與病毒傳染有着密切關係,但願意直面問題的人卻少之又少。這不禁令人詰問,當人類肆意耗用和損害地球資源之際,大自然又會作出怎樣的回應?

芝加哥大學學者麥尼爾(W. H. McNeill)是最早提出疑問的人之一。他從人類歷史長河的角度,重新審視人類與疾病的關係。在他看來,人類只是地球上眾多物種之一,生物之間互相依存,互為影響,世世代代都是如此,活在現代化社會的我們,當然亦不能例外。

芝加哥大學學者麥尼爾指出,若從病毒求生的角度出發,它們也希望能和人類「和平共存」。(路透社)

早在麥尼爾的著作《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中,他特別關注到經濟發展和病毒傳播的關係。例如人類祖先大規模開發灌溉系統,亦是水中寄生蟲全面散播之時;當人類展開洲際之間的遠程貿易,同時將疫症帶到全球不同角落;都市化發展大大增加居住密度,亦助長了呼吸疾病和性病的擴散。

麥尼爾指出,若從病毒求生的角度出發,它們也希望能和人類「和平共存」。因為大規模滅殺人類,病毒同樣失去可供依附的載體。假如人類生活方式沒有出現突變,病毒也不會突然肆虐或消失,人類和病毒往往能維持某種「生態平衡」的局面。若人類奢望完全戰勝或控制病毒,它們倒會反過來狠狠教訓人類一頓。

傳染病權威杜布斯(R. J. Dubos)同樣從生態學出發,但他更着重人類社會的內部生態。他在《The White Plague: Tuberculosis, Man and Society》中指出,大型疫症常常伴隨着不同階級和民族間的傾軋而來。例如天花毁去上億美洲人的性命,便是隨着歐洲人的入侵和掠奪而發生。十九世紀肺結核的大規模擴散,則和工業革命帶來的急速都市化、長工時、僱用童工和營養不良有關。至二十世紀發達國家工人權利普遍改善,加上市政衞生的大型改革,才真正令人類健康得到較全面的保障。

去年的非洲豬瘟,造成農產品供應的大幅波動,足以令內地鮮肉市場翻起巨浪,甚至促使不少內陸地區人民重新食用野味。(路透社)

杜布斯的觀點,難免令人想到肺炎疫情的地方—中國。當中國逐步成為全球大國之際,貧富懸殊、工人保障不足、急速都市化和環境污染等問題,仍然揮之不去。內陸工人和農民付出的血汗,帶來廉價的生產力和物質豐裕,卻往往是香港、上海等沿海城市繁榮進步的犧牲品—中國內陸的情況改善了,問題卻仍在「一帶一路」國家重演。

與此同時,隨着氣候暖化和生態危機加劇,加上跨境經貿活動帶來的系統性風險,亦令全球公共衞生的潛在危機大為加深。以去年的非洲豬瘟為例,造成了農產品供應的大幅波動,足以令內地鮮肉市場翻起巨浪,甚至促使不少內陸地區人民重新食用野味。若說這是武漢肺炎的遠因之一,亦不為過。

美國普立茲獎得主、著名記者格雷特(L. Garrett)在《Betrayal of Trust: The Collapse of Global Public Health》中則指出,1980年世衞組織宣布天花在全球絕迹,令人深信傳染病不再是人類的威脅。但諷刺的是,自1981年全球發現首宗愛滋病例後,新型病毒如伊波拉、拉沙熱等接踵而來,傳統疾病如瘧疾、登革熱等亦有變本加厲的趨勢。至此,科學家才如夢初醒,人類能夠成功消滅天花,原來只是陰差陽錯下的歷史特例。

為什麼天花可以消滅,其他病毒卻不可以?這固然涉及複雜的生態系統因素,但公共衞生政策的作用卻至關重要。格雷特認為,無論病毒如何厲害,只要人類社會能夠齊心協力,公平和合理地善用衞生資源,傳染病也就不可能達到失控的地步。

天花病毒的特性,在於可以通過空氣直接由人傳人,傳播威力驚人,對不同種族、宗教、文化、階級皆「一視同仁」,遂令天花成為全球人類的真正「公敵」。

1980年世衞組織宣布天花在全球絕迹,曾令人深信傳染病不再是人類的威脅。(資料圖片)

即使在二戰後的冷戰高峰期,東西方陣營在對抗天花的工作上,亦罕有地聯成一線,相繼投入大量公共衞生資源,利用政治經濟影響力插手發展中國家的防疫工作。

然而,自天花受到控制後,國際社會在衞生工作上的團結亦大減。發達國家見傳染病威脅消退,便把資源大幅轉向癌症等慢性疾病。

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下,各國政府亦趕上「小政府」潮流,不但削減本地衞生經費,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更大幅減少。援助亦以打開當地市場為主要考慮,並不顧及對當地社區和環境造成的損害。

環顧近日肺炎疫情的發展,從世衞組織的高度政治化,到各國政府之間的各自為政,再到中美之間的明爭暗鬥,在在顯示國際社會耗費大量氣力在內部矛盾上,而並非集合力量共同對抗新冠肺炎。

當然,最終要承受沉重代價的,還不是全球各地的廣大人民,造成經濟重創的後果,各國還不是要自食其果!

原本病毒沒有想像中可怕,反而人類的貪婪、愚昧和無知,無法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才最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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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08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6日)《疫症威脅總會歷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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