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狹隘視野釀決策盲點 新加坡疫情決堤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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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關係,過去三個月我一直在香港。待在這樣一個被認為是治理無序的地方,給我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從外部觀察新加坡,觀察一貫表現出色的新加坡政府如何在抑制新冠病毒傳播的戰役中掙扎,尤其是對眾多低收入勞工居住宿舍(現已封閉隔離)疫情防控的失敗。新加坡人民行動黨(PAP)政府應該為日益嚴峻的疫情承擔什麼責任?

撰文︰劉浩典

到目前為止,很明顯,新加坡政府做了三個重要的、且事後看來是錯誤的決策(包括不作為的決策)。

第一個是初步評估判斷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嚴重程度更接近H1N1豬流感,而不是非典或沙士(SARS);這一初步評估促使政府決定既不關閉學校,也不採取任何停工停業措施,而到現在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都採取了這些措施;第二個是倡導民眾不戴口罩;第三個(暫且視為一個深思熟慮的決策)則是不採取強制性的、果斷的方式來管理外籍勞工宿舍,儘管非政府組織「客工亦重」(TWC2)已經警告過這些生活環境擁擠的宿舍會成為新加坡疫情防控的弱點。

新加坡政府不採取強制性的、果斷的方式來管理外籍勞工宿舍的決策,成疫情防控的弱點。圖為新加坡一名男子在外勞宿舍消毒。(路透社)

我們從這場危機裏看到許多自相矛盾之處,其中之一(至少在我看來)是,儘管只有上述第三個決策應該歸咎於政府,但新加坡人似乎更傾向於批評政府做了前兩個決策。與此同時,有些人仍然為外籍勞工在新加坡的待遇作辯解。

即使是在當下這個階段,正確地釐清責任也很重要。因為我們現在對於哪裏出現問題的認知,將會影響到我們從本次危機中能汲取什麼教訓,以及在危機後我們將作出怎樣的政策改革。

「已知的未知」

前兩個錯誤決策源於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所稱的「已知的未知因素」。這些決策往往是在缺乏完整資訊的情況下必須做出的(因此是「未知」);與此同時,決策者們知道,他們必須根據有限的、不完整的現有資訊來作出決定。

關於第一個決策,新加坡跨部門抗疫工作小組負責人、國家發展部部長黃循財(Lawrence Wong)曾表示,不要求保持社交距離且不停學停工的決定是一種無法衡量其正確性的主觀判斷,他也提到如果這些措施很早就開始施行,民眾可能會產生疲勞情緒,影響措施的實際效果。

國家發展部部長黃循財曾指,若保持社交距離措施廿很早就施行,民眾可能會產生疲勞情緒。(Getty Images)

「行為疲勞」是心理學上一個公認的現象。長期以來,行為學家一直認為,依靠人們的意志力可能會帶來短期的依從性,但除非這種改變被固定下來(即成為一種習慣),否則,這種改變是無法持續帶來長期存在的行為變化的。目前,對於「人們是否能在疫情長期存在的情況下,堅持保持社交距離並盡可能待在家裏」這一議題存在不少爭論和分歧,但這最終是一個實證問題,並沒有什麼科學研究可供參考。

早前,我曾接受採訪,內容與保持社交距離相關,當時我這麼說:「保持社交距離會是個大難題。一個多月內都保持社交距離,在家工作,不能見朋友和親戚,且沒有其他替代行為或替代習慣,這是非常累人的,人們最終還是會恢復他們以前的習慣。」因此,當看到在陽光明媚的復活節周末,許多已經在家中待了兩個多月的香港人到各個海灘和郊野公園遊玩,我並不感到驚訝。

正如黃循財所說的那樣,政府根據當時所掌握的(最佳)資訊做出了判斷和決策。判斷這類決策時不應「事後諸葛亮」,而應根據決策者在決策時所獲得的資訊來判斷決策是否合理。在疫情早期,大多數流行病學家和公共衞生專家的共識是,就其嚴重程度而言,本次新冠病毒更接近於豬流感或季節性流感,而非沙士。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新冠病毒的死亡率為1%至2%(如果將無症狀病例統計在內,死亡率可能更低),季節性流感的死亡率為0.1%,沙士為10%。但由於絕大多數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症狀較輕甚至無症狀,它也具有遠超流感的高度傳染性—這讓我們對它無法產生群體免疫。

人們是否能在疫情長期存在的情況下,堅持保持社交距離並盡可能待在家裏?(美聯社)

新冠病毒的高傳染性不容忽視,因為人們(包括專家)對指數型增長並沒有清晰的認知,我們總以為增長是呈線性的。為了理解指數型增長,不妨問問你自己:如果感染病毒的人每三天翻兩番,一個月後病例數量會是當前的多少倍?50倍,還是100倍?正確答案是1,000倍!

「事後諸葛亮」總是很容易的。這意味着,我們或許不應指摘政府在頭兩個月推行有針對性的遏制政策來盡量降低經濟和社會損失,不應批評政府在當時未採取停工停學和封城措施。封鎖或封城是一種極少見的、較為激進的措施,在本次疫情之前,任何地方都沒有採取過這種手段。

同樣的理由也適用於第二個決策,即鼓勵民眾不戴口罩,除非他們身體不適。政府之所以作出這個決定,目的在於優先為醫護人員和一線工作者提供外科口罩。話雖如此,我當時就覺得,不應對戴口罩的壞處作如此武斷的判斷。

今年3月,我在一次受訪中指出,總體而言,政府應該呼籲人們戴口罩,這並不是因為戴口罩是保護我們免受感染的可靠方法,而是因為戴口罩能夠提醒人們更注重衞生:「每天在出門之前戴上口罩是一個儀式,就像穿上制服一樣,這類儀式會提醒你必須做出相對應的行為,那就是時刻注重衞生,不觸摸自己的臉,避免人多擁擠的地方,以及保持社交距離。」

經常洗手同樣可以有效預防病毒傳播。(美聯社)

的確,戴口罩可能會造成心理暗示,使人們放鬆警惕,忽視了那些能有效預防病毒傳播的習慣,例如經常洗手、不觸碰我們的臉、盡可能留在家裏、保持社交距離;因此我們要在戴口罩帶來的這種心理效應,和它同時帶來的良好的公共衞生及個人衞生行為之間尋求平衡。

「未知的已知」

與前兩個「已知的未知」的決策相比,新加坡政府必須為關於外籍勞工宿舍的決策(包括不作為的決策)擔責。政府和廣大的新加坡人並不是不知道、也不是剛剛知道外籍勞工的居住情況。「客工亦重」在其報告中指出外籍勞工擁擠的居住環境,並警告這在疫情初期就成為了一顆定時炸彈。政府不對此採取行動的決定,反映出一種混合着妄想式樂觀和拒絕承認事實的心態。這就是拉姆斯菲爾德所說的「未知的已知」:這是一種能被意識到的風險,只要願意調查,政府是可以、也應該知道這一風險的。

簡而言之,這是種有意的視而不見和故意的無知,政府應該被追究責任,因為其沒有及早採取行動,以降低外籍勞工宿舍爆發疫情的風險。

但我並不認為新加坡政府會被追究責任。為什麼?因為大多數新加坡人認為外籍勞工的生活條件已經「足夠好」了。外籍勞工宿舍爆發疫情後,社會和主流媒體主要指摘外籍勞工自身是造成其生活困境的主要原因,強調個人衞生事關個人責任和教養,暗示這些外籍勞工來自公共衞生標準較低的國家。

新加坡外籍勞工宿舍爆發疫情後,社會和主流媒體主要指摘外籍勞工自身是造成其生活困境的主要原因。(路透社)

除了明顯缺乏同理心之外,令人不安的是這些評論和反響忽視了基本事實。例如,不管廁所狀況如何,也不管個人衞生習慣如何,僅僅是宿舍裏擁擠的居住條件(這使得不可能完全避免肢體接觸)就能導致病毒的快速傳播。當然,這一事實令人不快,因為它並不符合人們對南亞外籍勞工「不乾淨、衞生標準低」的刻板印象。

認知多元化

我毫不懷疑新加坡將挺過這場危機。感染的人數會成千上萬,但死亡率應該很低。由於政府仍在積極進行檢測並追蹤密切接觸者,未來幾周的確診病例數量可能會迅速增加,但死亡率將保持在較低水平。我們沒有理由恐慌。韓國、德國和鑽石公主號郵輪—這是僅有的幾個普遍推廣核酸檢測的疫情重災區的例子—讓我們有理由相信,死亡率將會很低。大多數感染病毒的外籍勞工都是年輕人,他們的症狀比較輕微,甚至可能會無症狀。

我更擔心的是,新加坡人會從這場危機中汲取錯誤的教訓。支持政府的政治評論員Calvin Cheng最近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最糟糕的情況是,新加坡本地的醫療系統將因為外籍勞工而不堪重負。這可能意味着新加坡本土的病人無法得到他們需要的醫療資源,會有少數新加坡人為此生氣,甚至口出不遜。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我們都將看到一些令人不快的言論,而這些言論應該受到譴責。」

除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本身,我希望新加坡人能從這場危機裏學到兩個重要經驗:認知多元化和保持謙遜態度的重要性。繼續閱讀︰【新冠肺炎】新加坡疫情漸失控 社會多元化為抗疫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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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於第211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27日)《狹隘視野釀決策盲點 新加坡疫情決堤的教訓》。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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