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上】在貧窮與歧視中 新來港女性孤苦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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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長大的陳女士如今和五歲的兒子一同住在深水埗的劏房。房間不大,房門正對着小小的淋浴間,中間只容一人轉圜的地方有一處水槽,水槽邊放一個電磁爐,就是廚房。往左看去,方方正正的開間裏有掛在牆上的電視、塞得滿滿當當的櫥櫃、冰箱、折疊桌;隔板不放過牆上的任何空隙,一直堆到天花板,放着收納箱、小孩的書包、文具和書本。房間的另一頭有一扇窗,窗邊支起一張上下鋪,上鋪堆放雜物,用來睡覺的下鋪上散着一套兒童積木,陳女士的兒子正坐在那裏玩。床邊有一道簾子,作為分隔臥室和客廳的界限。

今年11月,陳女士將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只不過,未來會否永久在這裏生活下去,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陳女士與五歲的兒子居住在深水埗的劏房。她說,是為了小孩才決定來到香港。(黃寶瑩攝)

「我也是因為小孩才會搬來這裏。」陳女士坦言。

2008年,陳女士與經介紹結識的香港丈夫結婚。「等到2012年時,就說我可以來香港了。」儘管如此,在小孩出生之前,她一直在廣州生活。「我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而且當時年輕,不覺得每月見一次有什麼問題。」但小孩出生後,她開始為孩子的未來考慮。由於孩子的香港身份,在內地讀書手續複雜,同時考慮到香港有更好的教育資源,2016年,陳女士攜子來到香港與丈夫團聚。

突然的同居生活並未如預期般順利,反而觸發一連串矛盾。很快,陳女士與丈夫離婚,一力承擔起照顧孩子的重任。「之前還有聯繫。最近一年(孩子父親)乾脆了無音訊。」

獨立支撐——新移民女性生存現狀

在跨境婚姻成為常態的今天,內地女性與香港男性結婚移居香港後,仍要面臨諸多困難。社區組織協會(社協)幹事施麗珊說,在她從事新移民社會工作的過程中,類似陳女士這樣的個案並不鮮見。「移民過來後和丈夫感情破裂,或者丈夫去世獨自帶小孩的,我們管這類個案叫做『單親』。」不過,這僅是新移民女性正在面臨的諸多困難之一。

社協幹事施麗珊指出:新移民女性往往以照顧子女為生活重心,她們的職業選擇與發展因此被限制。(高仲明攝)

「最主要的問題還是經濟狀況。」施麗珊指出。根據扶貧委員會公布的《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新移民住戶的貧窮率達到34.4%。「這個貧窮率我們要多方面看待。」施麗珊認為,新移民女性的貧窮不能歸因於個人的經濟狀況,亦要考慮到其家庭狀況。一方面,她們的丈夫多為基層勞工,收入水平較低;另一方面,女性往往以照顧子女為生活重心,在此前提下,限制了她們的職業選擇與發展。

「(在香港)找工作很難,總是要去找一些比較低賤的!」回憶起初來香港的境遇,陳女士感嘆道。出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中畢業的她在廣州時有一份滿意的工作。「我喜歡做銷售,之前在廣州一直做超市的管理,但在香港不行了。」她頓了頓,補充道,「因為我不會講英文。」

考慮到過去在超市的工作經驗,陳女士首先去面試百佳、惠康等香港連鎖超市。然而,即便操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做事利落、不怕辛苦,不會英文卻使她在搵工時屢屢碰壁。直到某天見工失敗後,她漫無目的地走在街上,路過一家涼茶舖時和店主婆婆搭上話,詢問可不可以在這裏工作。「婆婆人很好,當時就同意了。後來我就一直在她那裏工作。」

「要照顧小孩,所以只能做part-time(兼職),做一個鐘賺一個鐘,做得最多的那個月拿到了4,200元。」陳女士說。五歲的兒子正在讀幼稚園,她每天早上8時起床,送小孩去上學後立即回家打掃,然後10時返工,忙到下午3時半,再匆匆回家買菜做飯,趕在5時去接小孩放學。「香港比內地好的一點就是做兼職可以彈性些,讓我有時間照顧小孩。」她說。

工作之外,陳女士的生活圍繞着兒子展開,很少娛樂,沒有社交生活。「(小孩)是一份寄託吧。」她說着,摸了摸在玩玩具的兒子。

照顧小孩並不使陳女士覺得辛苦,「(小孩)是一份寄託吧。」她說。(黃寶瑩攝)

數據顯示,近十年來,新移民住戶的貧窮狀況有明顯好轉。施麗珊指出,其中一個原因是新移民女性投身職場,分擔了家庭經濟壓力。儘管如此,在工作與撫育子女的雙重壓力下,新移民女性仍要面臨來自家庭內部的矛盾與衝突。

根據施麗珊的觀察,許多新移民女性在移居香港之前,並不了解自己將要面對的家庭關係。「比如有些父母不讚成兒子找內地來的妻子。這位女性嫁過來後,就會發生很多矛盾。很多人會反映說自己被婆婆和小姑當做工人,什麼事都要她做,卻還是對她不滿意,處處刁難。」加之新移民女性往往孤身一人來到香港,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無親無故,亦無社交圈子,同時還要應對社會風俗、生活習慣等方面的文化衝擊,「很多新移民女性內心是非常鬱積的。」

另一方面,香港社會投向新移民女性的目光並不友善。施麗珊認為,近年來,隨着香港本土意識發展進一步成熟,加之對單程證政策的討論愈發激烈,「蝗蟲論」甚囂塵上,「大家好像已經把歧視新移民當做一個應該、合理的行為」,然而,這種「歧視」是建立在諸多誤解與偏見之上。

15%輪候公屋者有新移民家庭成員,他們是與在港家人共同申請,只會成為原有輪候個案的新增成員,不會增加輪候個案數目。(資料圖片/黃永俊攝)

比如,人們普遍認為新移民佔用香港社會公共資源,尤其在社會福利方面成為沉重負擔。但以公屋資源為例,實際上,15%輪候公屋者有新移民家庭成員,他們是與在港家人共同申請,只會成為原有輪候個案的新增成員,不會增加輪候個案數目;此外,僅有5%新移民因特殊困難需領取綜援,結合貧窮率而言,領取綜援率較低,這意味着有95%的新移民自食其力。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新移民勞動人口參與率達到54.2%,其中,新移民男性的參與率為73.2%,高於全港男性勞動人口參與率的68.4%;新移民女性則為46.9%,低於全港女性的數字(50%)。另外,開放自由行後,港人與內地旅客的衝突經過媒體渲染放大,連同過往中港矛盾下積累的不滿情緒,都被轉移到新移民身上。

「關於單程證的討論往往集中在(每日)150個名額上,有人提出香港方面應當爭取審批權削減名額,這其實不合理。」施麗珊指出,當下跨境夫妻團聚申請單程證的平均輪候時間為四到五年,如果按照建議將名額縮減至75人,那意味着夫妻團聚要等八到十年。「這八到十年,夫妻要花錢花精力兩地奔波,夫妻關係可能會出問題,小孩的照顧也會出問題。政府也要花錢去照顧這些家庭。這些都是社會成本,不是不用錢的。」

繼續閱讀︰【新移民.下】反歧視立法遙遙無期 施麗珊︰看不到政府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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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於第21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4日)《貧窮與歧視—新移民女性的生活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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