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專制的巨靈」 讓民主體制有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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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月中開始,中國各地陸續引入健康碼制度,要求所有人通過微信或支付寶的APP,登記真實姓名和住址,並交代過去14天行蹤。所有人出行必須出示健康碼,並記錄曾到訪的地點,藉以識別國民的肺炎感染風險。如果系統判斷這個人沒有被感染的風險,就會在手機上顯示「綠碼」(綠色QR Code);如果系統判斷有被感染的可能,就會因應程度顯示「黃碼」或「紅碼」。出入社區、商場或公共場所,都必須出示手機上的「綠碼」,才可通行。

在香港或其他地區,只有具感染風險的人才會被要求隔離和受監控;但在內地,健康碼卻適用於所有人。這種對自由社會來說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內地卻習以為常,見怪不怪。它是否更有效防範疫情散播呢?現階段看來確有其成效,通過國家機器自上而下的集權統籌,防疫策略似乎較自由社會來得全面和到位。

中國各地陸續引入健康碼制度,所有人出行必須出示健康碼。(中新社)

然則,集權體制是否更能防禦各類型的大型系統風險?目前似乎言之尚早,尤其是資訊透明度偏低,甚至有刻意隱瞞事實的傾向,令集權體制的弱點往往在危機管理上突顯出來。在自由社會,起碼從理論上來說,只要每個人均能取得充足的資訊,便能通過自身選擇作出最佳決定,實在毋須國家過度介入個人生活,代替我們作出各種各樣的決定。

無論如何,關於個體和集體的界限、自由和效率的爭論大概仍會不斷繼續。經過了二百多年的發展,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看似很成熟,但可能只是一個脆弱的平衡。在近期熱門的《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一書中,經濟學家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政治學家詹姆斯.羅賓森(James Robinson)力圖論證的,正是國家和社會之間達至權力均衡的困難。

國家力量發展過度,社會力量發展不足,便會形成國家機器「專制的巨靈」,人民無法享受被應許的自由。(資料圖片)

正如書中的附圖(見上圖)所展示,國家力量發展過度,社會力量發展不足,便會形成國家機器「專制的巨靈」(套用哲學家霍布斯的「利維坦」(Leviathan)經典概念),人民無法享受被應許的自由:但作為銅幣的另一面,假如社會力量過於膨脹,國家力量發展不足,則只會出現無政府主義的混亂局面。國家和社會力量必須恰到好處地平衡,才能產出「受約束的巨靈」,即自由民主體制有效運作。

作者把這脆弱平衡稱作「自由的窄廊」—進入廊道的路徑不容易,進去之後也有極大機會溢出。廊道之所以窄,是因為脆弱的社會力量,根本無法和強大的國家力量相提並論;更嚴重的是,就算社會力量被動員起來,也要發展得恰到好處,否則很容易又會落入國家效能不彰的困境。國家和社會力量皆過猶不及,以至廊道極為狹窄,人類自由極難確立。

不過,問題還有更加複雜的一面。看了《自由的窄廊》,不期然令我想起,早前Kate Raworth出版的《Doughnut Economics: Seven Ways to Think Like a 21st-Century Economist》。書中套用「冬甩經濟」來比喻經濟發展的臨界點,與「自由的窄廊」彷彿如出一轍。儘管前者探討的是經濟議題,與後者探討的政治議題迥異,當中卻隱含着極為重要的關聯。

若經濟發展超出地球資源的承載力,便會構成無可挽回的生態危機。(Getty Images)

按照Raworth的觀點,經濟發展受制於生態環境的極限,若超出地球資源的承載力,便會構成無可挽回的生態危機—在相當程度上,疫情失控正是這個生態危機的縮影。但經濟發展同樣存在另一下限,開發不足便會影響人類基本生存條件。因此具備可持續性的經濟規模,只能存在於一條狹窄的「冬甩經濟」之上。若換上另一種表述,那其實亦是一條「可持續性的窄廊」。

為何冬甩經濟脆弱的均衡同樣難以達至?這和資本主義體制先天的不穩定性至為相關。資本累積乃依賴經濟活動不斷擴張,發展速度稍緩,也大有可能構成系統性的經濟和金融危機。經濟發展速度過快,固然容易構成市場力量的失控;但作為銅幣的另一面,經濟發展勢頭一旦減弱,同樣很有可能將市場拖垮。

「自由的窄廊」和「可持續性的窄廊」對人類現代文明的挑戰已夠巨大,但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更大的挑戰乃在於兩條窄廊難以同步配合(synchronized)。也就是說,即使一個社會能維持在「自由的窄廊」,也很可能無法達至經濟的可持續性;相反亦然,一個社會即使能進入「可持續性的窄廊」,卻不一定能夠同時滿足自由社會的條件。

經濟發展速度過快,固然容易構成市場力量的失控。(新華社)

從傳統經濟學的教條(包括艾塞默魯和羅賓森二人的觀點)出發,國家力量過大是窒礙經濟自由發展的主要因素;但從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看來,現實的情況卻可能剛好相反。無論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國家機器皆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所謂的放任或自由經濟政策,往往只是在經濟發展起來之後,為了歌功頌德編造出來的一堆「廢話」。

也就是說,當某些社會成功確立「自由的窄廊」,副作用之一卻極可能是經濟過度開發,人們方才發現與「可持續性的窄廊」的路徑並不一致,難以同步配合。例如在英國和美國等地,為了維持自由民主體制的有效運作,國家需在物質上盡力滿足社會力量的期望,但這往往超出環境生態的上限。

美國總統特朗普,即使在肺炎疫情未見緩和的情況下,仍急不及待要重啟美國經濟。(美聯社)

以上觀點過於抽象、不着邊際嗎?其實只需看看美國總統特朗普,即使在肺炎疫情未見緩和的情況下,仍急不及待要重啟美國經濟。路人皆見的顯淺事實是,政治需要已完全凌駕社會經濟的需要,爭取連任的考慮勢必帶來過激的決定。美國國會通過歷來最大規模的救市方案,巨額資源在其舞弄之下,勢將成為總統選戰中最有力的武器。

無論是共和或民主兩黨,均爭相以巨額赤字預算作為主要政治注碼。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列根時代開始,美國國債便不斷向上飆升,至2008年金融海嘯後達到失控水平,即使近年經濟復蘇,仍不跌反升。

在經濟下行之際,華府採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經濟向上之際,華府仍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試問如此這般的國家力量,經濟上又怎可能具可持續性呢?

《香港01》周報特約撰稿人鄒崇銘其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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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1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4日)《在過度與不足的窄廊上》,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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