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為能以小事大——寫給香港年輕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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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千變萬化,民情波濤洶湧,然而,一切都在實力對比之後回歸現實—過去幾年,香港政治可以簡單用這句話來形容。政治不是想像,更不是書生的口舌之爭可以替代。政治就是實力,美國的政治影響力是建立在實力之上,俄羅斯亦一樣,但實力的基礎不同。美國是多方面的,包括經濟、軍事、意識形態,俄羅斯就是靠軍事、靠勇氣。中國的實力已經超越俄羅斯,逐漸與美國接近,而且同樣是多元的。在大國博弈中,香港如何自處?作為中國一部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從任何角度看都是弱小的存在,更何況它從來就沒有主權身份。既然如此,為什麼近年不少人妙想天開,認為自己能夠在大國之間舞文弄墨,不知大小為何物?

孟子曾經有這樣一個膾炙人口的小故事,很適合香港人去咀嚼一番。戰國時代齊國國君齊宣王這樣問政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說:「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註】

這段話的中心思想是國與國之間的相處之道,借此延伸至人與人相處之道。香港與中央當然不是國與國關係,戰國時期的齊國亦是周天子的諸侯國而已。齊宣王就是香港人熟悉的悲劇人物鍾無艷的丈夫,他曾經想稱霸,但後來被其他諸侯國聯手消滅。孟子在告誡他的話中,希望他不求霸,但求仁,這就是「以大事小、以小事大」道理的背景,齊宣王不聽勸告,最終自取其辱。

大國對待小國,應該以德行而不是以力服人、提攜小國;小國對待大國,首先要安於自身的現狀,不與大國作無謂對抗,才能保住自己的存在,也就是必須尊重大國的力量。

小國如何應對大國,孟子說,用「智」,什麼是智?當然不是狡猾,而是要敬畏天道,符合自然和社會規律,接受自己的處境、安分守己,不逞匹夫之勇,正所謂「智者明義理,識時勢」,只有這樣才稱得上「智」、才能保住自己的「國家」。「仁者安仁,以大事小,智者利仁,以小事大」,這就是天下太平、相安無事的理想境界。孟子所講的「事」,就是「尊重」的意思。或許不少人認為香港今天的情況不理想,必須改革,無論是政治或社會的改革,安分守己不等同毫無作為,接受現狀絕對不是拒絕發展。

在《孟子.梁惠王篇》中,齊宣王亦有問及如何才能稱霸。孟子的回答是轉折的,他將「勇武」分為「大勇」和「小勇」,告誡齊宣王不應該沉醉於小勇中,那是匹夫之勇、血氣之勇,毫無意義,更成就不了大業。然而,「大勇」卻是值得鼓勵,就好像周文王、周武王般,「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這是大勇。「怒」不是發脾氣,它是勇的表現,而「安天下之民」才是「大」之所在。一些人只是為了宣洩情緒,又或想在同伴和「手足」面前「耀武揚威」,以為可以昂首挺胸,甚至一舉成名,那就是孟子所說的「匹夫之勇」,鼠目寸光,不知天高地厚,更不是為了「安天下之民」,所以是「小」。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這既是歷史和法律事實,亦是政治現實。圖為有示威者高舉「香港獨立」旗幟。(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兩千多年前的政治家都知道,政治是大小的議題,這是指實力,不是規模或人數,差別是,大國對小國應該以寬廣的胸懷對待,而小國應對大國需要一定的智慧。當然,香港和內地連用「小國」和「大國」來討論其實都不貼切,但從政治倫理來探討,或許還可以。要求今天的勇武和激進民主派有孟子這樣的水平當然是強人所難,但用孟子的思想來警示他們,估計還可以。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這既是歷史和法律事實,亦是政治現實,一些人以為可以憑着自己的想像,將自己視作「大」的民主自由陣營一員,幻想一下還可以,要真的操作起來,只會在睡夢中被驚醒。很多人認為中國專制,我並不反對,但將中央政府解說成蠻橫處理香港事務,我卻難以苟同。就以國家安全立法為例,《基本法》三十年前制定,香港已經回歸二十三年,但中央依然沒有強迫香港實施,這能說中央專制嗎?相反,這更好證明中央是「以大事小以仁」的適當案例。去年香港發生高頻率和長時期的社會騷亂,汽油彈亂飛、無數財物被毀,甚至發生縱火、私藏槍枝彈藥、製造炸彈的情況,不少人預計中央會動用解放軍或武警部隊鎮壓,但最後沒有發生,這究竟說明什麼,是因為中央專制還是因為它害怕「攬炒」?

從政者應心懷感恩識大局

其實大家心裏都知道,中央處理香港事務的容忍度極高,但也不是毫無底線。孟子在告誡齊宣王時,引用詩經《大雅.皇矣》篇的一句,「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這一句詩是指周文王因為邊疆小國密國(在今天甘肅省一帶)經常騷擾周朝國境,狂妄自大,氣焰囂張,最後讓周文王大怒,為了安定民心,迫不得已,毅然出兵,平定騷亂,因而受到人民愛戴。中央政府在勇武份子暴力最為囂張之時沒有動用武力,今天只是通過立法來防範情況惡化,能夠說它不是採取忍讓和寬仁的態度嗎?或許香港人可以固執地認為中共是專制的,但它至少是以禮相待、先禮後兵。

既然香港無法根據《基本法》要求制定國家安全法,又發生如此嚴重的政治動亂,加上美國積極介入,中央政府有可能坐視不理、隔岸觀火嗎?每一個從政者都應該心懷感恩,人民給你機會參政,這是一份榮光,亦是一份責任。如果尸位素餐,庸碌無為,自己還有多少顏面?這樣的道理對於中央和香港的從政者都是適用的。對於中央官員,香港發生如此嚴重的騷亂情況,他能不對國內的民意和民情有所交代嗎?對於香港的政治人物,社會騷亂長時期持續,他們不需要對香港市民負責嗎?不論是建制或泛民,他們都同樣需要負直接責任,用一句無能為力、珍惜羽毛,或者不割席、不離棄,其實是隔岸觀火,都是必須被唾駡和譴責的。可惜的是,當社會發生危機,香港大多數從政者既不知大局為何,亦不曉得市民心之所系。社會騷亂發展到這個地步,依然用政客思維,繼續佔政治便宜,毫不關心社會前途,更沒有能力看透政治權力結構,蚍蜉撼樹,結果只能是逼迫中央出手收拾殘局。

既然香港無法根據《基本法》要求制定國家安全法,又發生如此嚴重的政治動亂,加上美國積極介入,中央政府有可能坐視不理、隔岸觀火嗎?(資料圖片/新華社)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委託人大常委會為香港國家安全立法,填補國安漏洞,這是可預見而且毫無懸念的政治決定,《香港01》曾經多次提示,而且強烈認為香港如果自己立法,將會更能讓香港人接受,亦可以在其中設置更符合香港習慣的保障人權措施,對於發展「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有着極大的好處,更可彰顯「兩制」差異之所在。一些政客將國安立法視作政治博弈工具,以為有民意可以操弄,將這項立法工作擺放到政治攻訐的語境裏,逐步在香港形成國家安全一旦立法就等同香港民主自由倒退的偏頗觀念。事實並非如此,這種政治煽惑絕對是不負責任的行為。記得回歸之前,就有不少人將回歸之後的情況無盡渲染,說得好像回歸之後香港會變成幾百萬人的牢籠。不少人被誤導而移民,結果是喪失不少發展機會,客走他鄉,更讓自己下一代少了一種生活選擇。回歸之後,香港依然每年舉行「六四」遊行、言論和集會自由毫無減少、新聞機構蓬勃發展,更是被譽為示威之都(我本人並不以此為榮),從來沒有被鎮壓或滅聲,是非曲直,自有公論。試問,真的要發生香港獨立運動而中央袖手旁觀,這才是自由嗎?獨立真的是香港社會主流民意,而大多數香港人是不惜發生暴力革命也要獨立嗎?我絕不相信,我甚至認為連大多數泛民主派或黃絲都沒有這種想像或追求,亦沒有膽量去支持這樣愚蠢的行為。既然如此,為什麼一些政治人物要將情況推到極點,逼迫中央出手?

年輕人發展機遇繫於大智大勇

四年多前我創辦《香港01》,香港社會當時正深陷政治和社會轉型的迷思中,舊有的社會結構已經無法容納香港年輕一代的發展所需,如果不妥善應對,年輕人必然不滿,結果就是被遺忘的一代,甚至培育了新一代的「破壞王」,任何一種路徑都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必須解決年輕人的需要,為其提供合理的發展空間。每當我們埋怨今天的年輕人不知所謂,這句話只能夠說明大家對他們缺乏尊重,就好像上一代無法明白我們曾經有過的抱負,認為我們的不羈違背他們一生的道德追求。

曾經是「小」的我們,今天成為了「大」,既然我們希望自己的父輩理解我們的追求,為什麼現在不能用同一種理解去關懷年輕一代的希望,幫助他們去實踐自己的理想。

當然,對於年輕一代,他們同樣應該知道自己的發展只能夠依賴穩定的社會環境,國家的強勢發展是目前舉世矚目的現象,甚至觸發歷史上對西方世紀最大的挑戰,這是香港年輕人的機遇,更是對他們自己的挑戰,由於被誤導,以致產生今日兩地之隔閡。為什麼內地這麼多年輕人都能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場域,我們的年輕人不能夠在香港同樣乘勢而上?今天的香港政府顯然沒有為此提供合適和理想的環境,但如果經過大家的努力,我絕不相信香港政府不會被中央政府責令推動改革,為年輕一代提供幫助,在結合內地的優勢之上,讓香港成為中國發展大機遇的積極參與者。

反修例騷亂有超過八千多人被捕,其中大多數是年輕人,這些都是匹夫之勇、血氣之勇,是愚蠢,而不是智慧。(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就像在本文前半部所言,香港的年輕人需要的是「智」,是「大勇」,不是「愚」,不是「小勇」。反修例騷亂有超過八千多人被捕,其中大多數是年輕人,這些都是匹夫之勇、血氣之勇,是愚蠢,而不是智慧,不是他們自己想像的「安天下之民」的大勇。國安立法之後,如果再有什麼人觸犯國安法,那時的刑罰將會更嚴厲,到時年輕人要付出的,將會是一生。希望年輕人經此一役,反思己過,借這一次立法的警醒,重新思考自己的前路,為自己打開一扇窗,為家人得到安心而感到驕傲,為自己即將或已經籌組的家庭提供一片晴朗的天空。

註:齊宣王請教孟子如何與鄰國相處,有什麼好方法。孟子轉折地說:「當然有。用仁愛或仁義之心去寬厚對待小國是一種方法,就好像商湯尊重細小的葛國,或周文王對待企圖入侵的犬戎。對於小國如何與大國相處,應該用智慧。好像周文王的祖父應對北方的強國匈奴,越王句踐委曲求全,侍奉吳王夫差。大國提攜和尊重小國,是一種仁愛的態度,順應天理,不欺負弱小的對手;作為小國尊重大國,是對天道的敬畏,因而不會得罪強國。順乎天理的大國,就足以維護天下的秩序;有敬畏之心的小國,才能保障自己國家的安危。詩經曾經有同樣說法:對上天的威嚴保持尊敬,就可以保護自己的國家。」

上文節錄自第215期《香港01》周報(2020年5月25日)《談「港版國安法」和23條——只看到恐懼,何以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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