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宿舍人均空間僅45呎 揭示新加坡漠視外勞權益
新加坡的百萬外勞中，有20萬人住在43個「專門建造宿舍」，每個宿舍可容納逾千人，還有健身房、雜貨店等，務求讓外勞減少外出。然而，宿舍每間房間約900平方呎，卻要住12至20人，人均空間最小只有45平方呎，還要共用廁所。擠迫的空間令病毒能迅速傳播，即使政府迅速把有感染個案的宿舍劃為隔離區，也無補於事。
承接上文︰【新冠肺炎】無工開無保障無家可歸 疫中外勞更顯脆弱
2003年由孟加拉往當地打工的Zakir Hossain Khokan在4月中確診感染新冠肺炎，他特意賦了一首詩，以表達居於宿舍的外勞的無奈：
政府部門要求他們保持一呎距離
不論坐立吃睡，
猶如戀人在話筒隔在兩端，
不感動。
他們感困惑。
如何在狹窄空間保持距離？
有些用膠布量度房間
然後計算要符合政府指令，
房間可容納多少房客。
其他人量度前額皺紋的形狀。
行政部門說強制戴口罩。
但他們沒有口罩。
宿舍、政府、公司，
誰會給他們口罩？
他們禁足，
如果他們沒有口罩，他們如何戴上！
他們啞口無言。
他們害怕。
恐懼令喉乾涸，
他們到洗手間喝水。
骯髒、陰暗、充滿異味的洗手間。
過百人用一個洗手間。
連日沒有人潔淨。
能夠潔淨的人也感害怕。
害怕被病毒攻擊。
他們害怕
說出想法。
被中介費綁住了，
把人生抵押給未知。
年月過去，
傾城之景如流水，惟貧窮不朽。
新加坡在2016年起實施《外籍員工宿舍法》規管宿舍環境，每年亦有約1,200個僱主和20個宿舍營運商因而受罰，為何外勞仍要活受罪？原因之一是，大部份工人擔心僱主秋後算帳，不敢投訴；另一個原因是當中的利潤驚人。
宿舍播毒 揭星洲漠視外勞
據《南華早報》報道，上文提到的43個「專門建造宿舍」分別由27家企業營運，當中有19家為牟利企業，一般來說，它們每月會向每名工人收取300至400新加坡元（約1,670至2,220港元）宿費，以20萬外勞計算，每年宿舍建造和營運商可瓜分超過7.2億坡元（約40億港元）。更甚的是，外勞對住屋的需求龐大，即使降低宿舍的設施質素、壓低成本，這些企業仍不愁客路。
外勞宿舍環境惡劣，當然離不開新加坡政府的缺失，但亦與新加坡社會輕視外勞有關。疫症爆發前，新加坡主流社會對外勞的印象好壞參半，社會對外勞的貢獻沒多大肯定，部份人甚至嫌棄外勞社群。
國際勞工組織（ILO）去年底發表的調查報告指出，僅58%的新加坡受訪者認為外勞促進本地經濟，32%受訪者認為外勞的工作倫理差，且不能信任他們。社會的觀感如此，自然沒有壓力逼使政府盡力改善外勞的生活環境。
事實上，民間不是沒有關注外勞待遇的聲音。新加坡民間外勞支援團體「客工亦重」早在3月23日已投稿當地媒體《海峽時報》，呼籲政府關注外勞處境及宿舍的惡劣環境，惟政府漠視諫言，最終3月30日出現首宗宿舍群組感染個案。隨着宿舍群組感染人數飆升，政府為了安撫外勞推出一系列措施，如規定即使僱主解僱外勞，仍要支援他們在隔離期間的生活；人力部長楊莉明也呼籲大眾支持改善宿舍環境，並為此承擔額外成本；總理李顯龍更重申國家會同等照顧外勞和新加坡人，並代表全國感謝外勞。
可是，區別和貶損外勞的舉措未有因而停止。現時新加坡公布感染個案時，會分為輸入個案、社區個案（公民、永久居民和工作簽證外籍人士）、居住宿舍以外的工作許可持有人及居住宿舍的工作許可持有人。從防疫政策而言，突顯宿舍個案目的是提醒各界關心外勞境況，但政府在遣詞用字上似乎有意塑造疫症是外勞群體的事，給民眾不會延伸至宿舍外的感覺。而外勞更不屬於「社區」一員，彷彿讓民眾誤以為他們不會與外勞共同在社區生活。這種暗地裏的區別，無疑強化了兩個群體之間的隔閡。
歐洲及美國的外勞問題亦因疫情而放大，歐洲的右翼政黨更借勢挑起反移民情緒。西歐的農戶每年均需要大量來自中歐、東歐和北非的季節性外勞幫忙耕作和收割，但疫情導致邊界關閉，令外勞無法前往西歐打工，嚴重威脅到歐洲的食物供應鏈。部份國家想盡辦法希望協助外勞到來，如德國政府批准農場主人自掏腰包，派包機接載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工人來打工。但外勞的到來卻引社會反彈，民眾擔心會傳入病毒，4月底德國一間屠場便有約190名員工集體感染病毒，當中包括來自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波蘭的多名外勞。
美國約有1,100萬名無證移民，當中有200萬人在加州。他們與中東的外勞不同，已在美國落地生根，甚至有納稅，但因為不合資格申請成為公民，故不在聯邦政府的救助名單之上，又因為怕被逮捕，生病也不敢前往醫院求助。
脆弱已久 疫情逼社會反思
外勞的「脆弱」由來已久，疫情之下，他們不但身心脆弱，勞工、醫療等社會保障也突顯脆弱。一直以來，外勞靠着努力工作換取自身或家人更佳的生活待遇，為了保住工作而犧牲其他福祉，而社會亦似乎認同這種觀念，導致民眾往往未有為意外勞的權益。然而，疫情的爆發動搖了這個狀態。一方面，外勞染病會波及整個社會，令政府和民眾無法不關心他們的處境；另一方面，更多的人意識到外勞在經濟和社會上的必要角色，反思過往是否虧待了他們。像在新加坡，民間便不乏對政府疏於防範、宿舍營運商刻薄的批評，甚至自發向外勞提供資源和社交支援。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訂明，「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失業時有權享受保障，這是人類的基本生存權利，亦應是外勞該享有的基本權利。聯合國在1990年通過的《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訂明，外勞在工作報酬、工作條件應至少享有就業國國民的待遇，可以參與工會；締約國應「確保外勞及家人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符合強健、安全、衞生的標準和人類尊嚴原則」，外勞在就業國「可享有該國行使其主權所給予他們的政治權利」。
不同社會普遍接受了外勞權利比國民權利少的狀況，但少幾多卻沒有一個通用準則。例如在政治和法律權利方面，香港禁止外傭獲得居留權，亦不能投票；荷蘭卻容許住滿五年的外國人參與地方選舉。即使如此，只要每個社會認真執行上述《宣言》和《公約》的要求，已可大大改善外勞的處境，尤其是提升外勞的健康和福利保障，例如教育、醫療、使用公共空間、尋求法律援助等，從而減低國民與外勞的差距。
這些改變不只令外勞受惠，其實也有益於社會。首先，保障外勞等同保障社會，以今次疫情為例，若新加坡政府能提早改善外勞的宿舍環境，便很有可能預防疫情第二波爆發；其次，透過減少社會不平等，可以消除群體之間的隔閡，有助社會團結；再者，部份僱主會為了獲取更大利益而壓榨外勞，長期受壓的外勞群體會積累怨憤，一旦爆發隨時造成社會動盪，政府若能主動規管商界、提供外勞保障，無疑能拆除這些「潛在炸彈」。
短期之內，各地政府可以針對新冠肺炎疫情而推出應變措施，包括延長外勞的居留期，泰國便容許外勞延長簽證和居留期限到11月底。政府亦可以加強社會及經濟保障，例如新西蘭便把移民/工作簽證持有人納入其工資補貼計劃；美國亦推出措施支援無證移民，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3月中宣布不會追究因新冠肺炎病徵而求診和做檢測的無證移民，加州州長紐瑟姆（Gavin Newsom）在4月中更撥出7,500萬美元向15萬名無證移民派發現金援助。
無疑，相關措施受制於各國對外勞的需求，以及當地為外勞爭取權益的力量是否強大及能否持續。像海灣國家，本已為了應對油價大瀉而自顧不暇，對外勞的需求大大減少，遑論在疫情爆發後照顧一眾在當地打工的外勞。於是，一眾海灣國家乾脆要求外勞回國，卡塔爾更被人權組織指控誘騙尼泊爾外勞做新冠病毒測試，然後帶他們往異常擠迫的拘留中心，再遣送他們回國。卡塔爾當局否認指控，稱對外勞有充足保障，惟尼泊爾政府沒有否認事件。
勞動有價，外勞值得獲取更佳的待遇，他們在各行各業，尤其是建築、糧食生產和護理範疇佔有重要的角色。疫情給世人一個反思外勞付出的機會，但反思後要能帶來改變，不能單靠外勞自強，更要靠政府的決心，靠當地民眾的長期關注和支持，這樣才能創造一個更進步平等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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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18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15日）《無工開無保障無家可歸 疫中外勞更顯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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