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香港民族論》作者李啟迪對話——我為什麼不再支持港獨？
李啟迪是誰？六年前，年僅21歲的他參與編撰激發年輕人「港獨」思潮的《香港民族論》，是泛民眼中的「港獨浪漫主義者」，被「左報」視為「第一代港獨黑手」。時至今日，他成了高舉「現實主義」的金融才俊，破天荒在報章致信昔日「港獨」戰友、去年攻入立法會慷慨陳詞的梁繼平，公開與「港獨」割席，表明希望發揮商界力量延續「一國兩制」。有人懷疑他裝腔作勢、藉此換取參選資格，也有人嘲諷他隨風擺柳、曝露毫無原則的投機主義，但更多人批評他喪失氣節、愧對奮勇犧牲的抗爭者；面對各種指摘，他習慣性地用雙手指尖托了托眼鏡，淡淡地問：「我怎會無視大家的痛苦？但我不忍看到大家無限犧牲，因為這樣幫不了香港。」
時光倒流先至2015年3月，由港大《學苑》編委會成員編撰的《香港民族論》被時任特首梁振英藉《施政報告》點名批評後，原本沒人在意的「港獨」及「自決」議題突然闖入公眾視線，作者之一的港大社會科學三年級生李啟迪因而頻頻被邀出席討論活動；在公開大學政政學會主辦的「港人要自主，本土是正途？」論壇上，當被社會民主連線吳文遠質疑「本土主義」缺乏根基時，李啟迪也是習慣性地用雙手指尖輕托眼鏡，然後連珠炮發：「香港的本土主義或民族主義，是對香港700萬人和1100平方公里土地的愛……我可以很理直氣壯地告訴你，我不是中國人……你不揞住良心的話，可能說不出你是中國人、你很愛國這種話，但我可以很坦然地說，我很愛香港，我希望香港變得更好……你要建設民主中國的話，請你躝返去建設，我不會和你一起做，我只想為我愛的香港付出！」——這不但為他贏得全場喝彩，事後更獲辯才了得的時任立法會議員黃毓民開咪激讚「後生可畏」。
其實，被梁振英「加持」之前，李啟迪在「本土圈」已小有名氣。早在2011年學民思潮推動「反國教」期間，就讀恒生商學書院的李啟迪就以「中學生聯盟」主席身分，在《城市論壇》質疑「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成效；至2014年學民思潮及學聯主導「佔領行動」個多月後，李啟迪參與挑戰「大台」的「堵塞政總行動」，批評「雙學」守舊妥協、騎劫佔領，要求與黃之鋒等人對話，爭取升級行動；到2015年，李啟迪更謂鋒芒畢露，不但多番宣揚「港獨」主張，更推動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觸發其他院校的「退聯風波」。不過，從2016年開始，李啟迪淡出政圈；直到一個月前，他突然在《明報》發表《致繼平的信——港獨非選項 尋找一國兩制下的出路》，似是迷途知返，及後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證實，李啟迪已加盟其創立的「希望聯盟」，正考慮出戰立法會新東直選。
剛剛辭去私人銀行工作不久的李啟迪，接受了《香港01》的專訪。
「我一定要（對當年提倡「港獨」）作出一個價值判斷嗎？『現實主義者』會降低道德判斷。」今時今日的李啟迪，自稱「現實主義者」，而被問及昔日推動「港獨」思潮是否不切實際、甚至「太傻太天真」時，仍然習慣先用雙手托托眼鏡，但架在鼻樑上的鏡框已經由粗變幼、由方變圓，他也沒有了那種舌戰群雄的意氣風發，反而顯得小心翼翼，沒有直接回應。
儘管曾被視為「港獨浪漫主義者」，但李啟迪說自己一直都很「現實」，會因應不同的環境挑戰尋求不同的解決方案——不是廣東話意義的「現實」（市儈），而是國際關係理論的「現實」，主張以權力和利益考量決策而非高舉理想或道德——例如，2014年的時候，他因應「資源爭奪」的衝突和「本土論述」的興起，嘗試為當時的香港解決問題；而那時的他受時事評論員練乙錚撰文《談護照國籍——論港人成為少數民族》和美國學者Benedict Anderson著作《想像的共同體》之啟發，藉《香港民族論》發表《香港是否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利？》挑戰「一國兩制」，認為「香港作為一個民族，在歷史和國際法皆享有自決前途的權利」，又高呼「香港人，還是面對現實吧。爭取香港本應擁有的民族自決權，已是刻不容緩了」。
「作為學生，覺得自己讀了很多書，有一些基於學術理論的思考，所以喜歡拋磚引玉，但不會以為自己有很大的影響力。」現在的李啟迪看那時的李啟迪，認為青年學子藉學生刊物各抒己見，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回頭看，寫文章的筆觸就像交給教授的功課，然後就出版了，但是未達學術標準，其實充滿大學生的味道。」——「大學生的味道」意味着什麼？「作為學生，你沒有責任或者迫切需要去審視整個大局，也不會思考會否刺激北京，但如果是從政者，在公共討論當中，考慮的層面就複雜得多了。」李啟迪這回答說得很直白，直白得可能惹人反感。
「那是『本土論述』從小眾到大眾的階段，很多人給予反應，我不覺得自己有多特別。那時我也確信香港可以『命運自決』，就用合適的理論給它一個理論基礎，而『政制改變』和『身分認同』都是可以令『民族』爆發巨大能量的議題，我就以此建構我的理論框架。」那時每逢學生論述「香港獨立」或「民族自決」，很容易被另一股極端聲音批鬥成「有組織」、「有預謀」，但李啟迪認為，那些討論非常符合人性，因為「人作為個體，總想決定自己的命運，我們也很難說我們生來就應該臣服於某某，所以當時（討論「港獨」或「自決」的）這件事顯得很有說服力，在哲學的層面也很難去反駁。問題是，在實際上，為何即使你有這樣的願望，你也不會去落實、去執行？因為要切合香港的政治現實去做決定。」
李啟迪承認，當時的確沒有為落實「港獨」主張繪畫完整的路線圖，但樂見社會討論。至於什麼是「香港的政治現實」？用2014年的李啟迪的文章來說，是「與其說這（『民主回歸』是希望透過香港推動香港和中國民主化來保障自身自由，不如說是肉在砧板上用來自我麻醉的假希望。特區成立十六年，民主步伐不但停止不前，反而快要因為在2017年的特首『終極普選』中設立篩選機制而壽終正寢」，所以要獨立成國，以防他國侵犯；但用2020年的李啟迪的文章來看，是「反修例」讓「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同時出現，北京也展現了捍衛在香港統治的決心……在兩個作用力的互動下，抗爭和打壓將會進入漩渦式的升級，前路看似只剩下兩條，與中國完全統一或與中國完全分離。與中國完全統一之弊，不用在此長談。但尋求與中國完全分離的過程，在今天看來，可以產生同樣災難性的結果」，一來北京加大收窄香港治權的動機，二來國際上也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會祝福由中國獨立出去的香港。
「例如最近泛民或者素人區議員積極反對『港版國安法』，我相信他們認為『國安法』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但我也認為他們缺乏一個現實的判斷，就是『人大』已經通過授權『常委』制訂『國安法』了，之後就是落實的階段，但他們仍然在收集簽名、想去改變——這是我見到的一個『缺環』。我相信他們可能也有一些基於其他現實的判斷，但問題是，他們沒有為我講的那個現實，尋求一個解決的辦法，因為現在的反對，作用真的不大。」看來，李啟迪的確「現實」了——有趣的是，現在的李啟迪對現在的泛民的看法，或許和當年的泛民對當年的李啟迪的看法，多少有些異曲同工；然而，「現實」一直都是那個「現實」。
李啟迪說，這個「現實」，他自2016年的「旺角事件」和「梁游事件」發生後，就清晰地認識到了。話說，《香港民族論》從2015年開始在年輕群體發酵，衍生不少嘗試實踐的路徑——例如香港眾志曾經提出「民主自決」，主張香港在2047年一國兩制的「期滿」之前進行公投，以決定香港日後的主權和政體；不過，特區和北京都已表明，「自決」超出一國兩制框架，等同「港獨」。又如「本土派」標誌人物梁天琦，曾透露《香港民族論》是他的政治啟蒙，而他後來更加入黃台仰的獨派組織「本土民主前線」，鼓吹勇武抗爭；至2016年大年初二，「本民前」在旺角發起聲援小販集會，結果爆發警民衝突，梁、黃等人被控以暴動罪，前者判監六年，後者棄保潛逃，目前獲德國政治庇護。
「我不想敵視『勇武抗爭者』，我也不會用『暴徒』去形容他們，但我今天清晰地認知到，勇武抗爭會造成無限犧牲，我也看不到它（勇武抗爭）如何推進了香港的什麼。」李啟迪形容，「旺角事件」是他突然淡出公共討論的關鍵原因，也改變了他對「勇武抗爭」的成效判斷，「那時很多人在推廣勇武抗爭，他們（梁天琦及黃台仰等人）也成了勇武抗爭的楷模，但我清晰地看到『勇武抗爭』已經撞到了牆上，達到了極限，抗爭領袖會被捕被判刑。梁天琦參選（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時候，我心裏已經很不安了，覺得不會那麼『順攤』。」
梁天琦後來被選舉主任質疑並非真誠擁護《基本法》，聯同六名獨派人士一同被取消參選資格，由主張「中港區隔」的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恆以「Plan B」身份代表出戰，最後他和黨友游蕙禎雙雙勝選。然而，正當「本土派」以為成功打開議會缺口、梁游更藉就職宣誓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標語時，突如其來的人大釋法便把包括他倆在內的六名本土及泛民議員「一網打盡」——這一打，又讓李啟迪對「港獨」有了翻天覆地的看法。
「有人事後說，如果『宣誓』沒有出問題就好了，但我已經看到，北京有一定決心要把追求獨立者排除在政治體制之外。『宣誓』只是技術性的問題，就算他們（梁游）做了議員，應該仍會繼續宣揚『港獨』，北京就一定會出手，所以他們遲早都會被DQ。」李啟迪之所以越來越認清這個「現實」，或多或少還有「歸功」於他曾經閱讀過內地學者對港研究的書籍，諸如有份撰寫《「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的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強世功、身兼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教授田飛龍、著有《香港治與亂：2047的政治想像》的香港大學政政教授閻小駿等等，「剛開始看的時候，對很多分析抱持懷疑的態度，後來發現他們寫的東西（包括向中央建議的治港政策），正在慢慢實現。」
例如，有學者提出，「一國兩制」問題如同中央處理邊陲少數民族問題，「用這個框架來理解香港，就和泛民的認識完全不一樣，他們（泛民）強調《中英聯合聲明》、覺得北京有責任和義務落實等等，這樣根本無法明白北京的行為（對『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的決心）。我吸收了內地學者的理論，就更加能夠預測北京的行為。」那時的李啟迪，已經畢業離開港大校園，又去城市大學讀了很短時間的法律博士，並在2016年中投身私人銀行從事金融工作——他坦言，如果沒有認識這些「現實」，他可能成為學者，也可能早就參政，但最終，他「現實」地回到中學時期就規劃好的職業軌跡中去，不再「抗爭」。
「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抗爭者』，也並不活躍（參與抗爭行動）。當我認識到不能再用表態形式和北京『硬碰硬』，我就意識到，如果我繼續帶領『抗爭』、繼續論述一些和北京對抗的論述，我應該幫不到香港。所以，我放下了。」李啟迪又用雙手指尖托了托眼鏡，慢慢補充：「人們總會對『學運分子』或者『學生領袖』有些固定的想像，要能言善道、不惜代價、勇往直前等等。為什麼我會被罵？因為我本來就不是這樣的人。當我的所作所為不能符合你的期望，你就會失望；可是，我從來都沒有表達過或者投射過『我是抗爭領袖』。」
幾可想像，這番肺腑可能會引發不少紛爭——「泛黃」會痛罵他向北京投誠，「泛藍」會狠批他逃避責任。然而，換個角度看，這或許是種「自我審視」，就像他從小就喜歡歷史一樣，從不同的角度深入探索過去，才能累積更豐富的知識和理論去理解當下、想像未來。可惜，我們的社會有時對年輕人很寬容，覺得應該給予他們天馬行空甚至犯錯的空間，但有時又對年輕人很苛刻，要求他們在不成熟的年紀，能夠成熟地全面思考。
「如果你被當成『建制派』，有些人會罵說，你怎麼對得起抗爭者的痛苦和犧牲！我的回答是——我怎會無視大家的痛苦？我高度了解，但我不忍看到大家無限犧牲，因為這樣幫不了香港。」李啟迪強調，他明白過去這一年多來，無數香港人出於對香港的熱愛，克服一切艱辛和恐懼，在這小島處處留下血和汗，但他也深深感受到，「如果無限鼓吹『犧牲』、『永不放棄』，香港可能走投無路。」他提到，反修例至今有近9000人被捕，當中有不少人會被判監禁，「他們或許是很多人的同事或朋友，香港會陷入悲情，我實在不忍心，無論他們有多高尚，我都不能夠歌頌這件事。這是我對香港的關懷，我覺得我有責任去停止！」
怎麼停止？「我想發揮商界的力量，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最大程度延續香港的『高度自治』，保障香港可以享有的民主自由。」李啟迪說，從政圈跳進商界的經歷，也讓他體驗到了另一種「現實」——「那是一個沒有什麼意識形態紛爭的地方，因為大家的意識形態相對一致，就是求盈利、守規矩，也會講究企業責任，但很少會有政治考慮。」
於是，「大纜都扯唔埋」的李啟迪和田北俊竟然「行埋一齊」。他透露，早在《香港民族論》被廣為討論的2015年，就與對方在電台節目交鋒，只是當時認為「道不同不相為謀」，所以沒有後續聯繫；直到2017年左右，當田北俊公開談及「紅色資本」的擴張可能威脅香港時，李啟迪認為有關說法很有趣，所以主動聯絡對方，互相交流意見；而經歷去年的「反修例風波」，田北俊一直鼓勵李啟迪參政，積極為當下的香港解決問題。
「最基本的是，每個禮拜不要再有街頭衝突，不是整個監獄都是抗爭者，議會不用打架而可以討論政策。」李啟迪坦言，在經濟和民生問題上，和田北俊存在一定分歧，例如李認為政府應該加快更改土地用途的程序，以釋出更多土地興建房屋，又如上世紀提出的「積極不干預」可能已經不合時宜，政府有需要時可以選擇介入市場；但在政治上，他們都想重振以維持營商環境穩定為宗旨的商界版塊，藉此發揮緩和對方、平衡各方的作用，延續一國兩制。
李啟迪又提到，「資本主義」所信奉的自由、開放和自由競爭等精神，將是香港延續「一國兩制」的主體；不過，他也承認有關制度並非完美，既有貧富懸殊問題、住宅價格極高、某些行業有寡頭壟斷跡象，市場也會出現失效的情況。近年不少自由經濟體紛紛提倡改革資本主義，而李啟迪相信，資本主義的下一步發展，將與創新科技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藉此擺脫當下的分配不均。他引述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所著《21世紀資本論》的說法解釋，由於資本的回報高於經濟增長率，財富的分配越來越集中在有錢人身上，只要能夠開拓高增長的新經濟行業，例如互聯網、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就能夠有效提高資本的回報率，而「創意」正正是比資本更重要的資本，可以大幅提升相關「人才」的議價能力和收入水平。
最後，今時今日的李啟迪，究竟是否認同自己是個「中國人」？相信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
不能說自己以往提出的論述對香港政局沒有任何影響。解鈴還需繫鈴人，我有信心今天出來參政，能把握機會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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