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戲夢餘音】黃愛玲電影文存 講述夢裏夢外華麗緣

撰文:特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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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眼,本港知名影評人黃愛玲逝世兩年有餘。
這兩年間,筆者自己既看電影,更寫影評。每每在香港電影資料館一樓觀影結束,「映後談」熟悉的燈光亮起,總會想起這位西灣河的座上賓,「她如果在,會怎麼分析這部作品呢?」或是寫作遇到瓶頸,自覺言不盡意之際,也會停下來,以普通讀者的身份,想起心目中最具份量的華語影評人,「她如果在,會如何布局這篇文章呢?」
撰文:齊因

三重身份 不知今夕何夕

今年初,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出版的新作《戲夢餘音:黃愛玲電影文存》,一定程度上解答了這些我不時浮上心頭的問題。

黃愛玲人淡如菊,對筆下人物始終保持客氣距離,將作品放在首位。

這本遺稿集在書名上,與其另外兩本著作《戲緣》及《夢餘說夢》一脈相承,彷彿曲終人未散,繼續編織戲與夢的故事。文存編纂者、她的摯友李焯桃在談到出版初衷時說,「黃愛玲有多重身份,包括華語電影學者、電影節目策劃及教師,我們都希望在這部文集呈現出來,希望大家對愛玲有更廣闊的認識。」

的確,按照黃愛玲的身份脈絡,文集上下兩卷分為三部份:戲緣篇、問學篇和夢餘篇。第一部份是觀影隨筆,時間跨度由上世紀五十年代法國新浪潮(La Nouvelle Vague)的杜魯福(François Truffaut),至侯孝賢近作《刺客聶隱娘》,筆調感性,娓娓道來;第二部份是理論體系嚴謹的學術論文,既為問學,談論的還是她最津津樂道的南遷港人的家國情懷,從李翰祥建在清水灣片場的亭台樓閣,到朱石麟與岳楓的其人其作,還有她最最偏愛的費穆;第三部份題為《夢餘》,講的自然是光影迷離之外的現實羈絆,有對電影中心工作的回憶,有對電影節選片原則的闡釋,還有對外界質疑的反駁,斯文優雅的影評家走出喃喃自語的詩意世界,據理力爭時,雖有禮有節,竟也可管窺其鐵骨錚錚、毫不退讓的一面。

正如編者李焯桃所言,黃愛玲的幾重身份交相輝映,更凸顯她始終將作品放在首位的赤子之心。另一方面,作為浸淫多年的圈內人,哪怕是與所寫的人物再熟悉,對其私生活的一面,她都保持客氣的距離,不賣弄八卦,也不炫耀私交,僅僅以最熨帖細膩的筆,緊扣電影本身,跟隨她的文字閱覽古今中外,彷彿一段段寧靜而純粹的銀幕漫遊,深深沉醉,不知今夕何夕。

紅氣球旅行 但傷知音稀

黃愛玲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對她最具啟蒙意義的,是1956年的法國電影《紅氣球》。

故事講述一個小男孩在上學途中解救了綁在電燈柱上的紅氣球,從此紅氣球認定他,日日相伴,一天,其他小孩因為嫉妒,射破了它,正當小男孩傷心之際,漫天色彩繽紛的氣球湧入窗前,把小男孩帶到蒙馬特的天空。在許多文章中,她沿用這個意象自喻:「以前看電影都是媽媽帶我們去的,有時候也跟着哥哥們去跑公餘場,就在這一年,我開始自己去看電影,幾乎是飢不擇食地,我找到了我的紅氣球。」

香港影評人黃愛玲溘然長逝,有人藉法國電影《紅氣球》哀悼「黃小姐離開了,帶着她的紅氣球。」

正如一個紅氣球幻化成千千萬萬的氣球夢境,讀黃愛玲隨筆,最讓人觸動的,也是那些由電影引發的千絲萬縷。

比如她寫安東尼奧尼1972年的《中國》,這部紀錄片曾被北京《人民日報》在1974年劃分為惡毒的反華電影,真相如何且交由歷史評說,黃愛玲則這樣寫:「他的影相很多時都是夠令人傷心的。一小隊載着農民與農作物的馬車,操着緩慢得近乎死亡的節奏向前挪動,讓平淡的歲月嵌印在蒼涼大地上,看了這幅景象,我不能不問一聲:為什麼我們的國花竟仍停留在寒江獨釣的詩情畫意中?」

或是寫2014年以九旬高齡去世的傳奇名伶李香蘭。關於她的漢奸風波、中日身份認同的拉扯以及與川島芳子的命運交疊,「川島芳子以悲劇終結,李香蘭則存活下來,她像一個跨欄運動員,越過一個又一個高欄,從中國到日本,從銀幕到舞台,從演藝到政壇,不是沒有失手的時候,但每次摔倒了都沒有驚惶失措,而是穩穩地重新站起來,踏出另一種台步,唱出另一段戲文」;本月恰逢日本女星原節子百歲冥誕,便想起她追憶小津安二郎—「生死離別,恆常的循環,凡人難逃,海枯石爛的不是浪漫愛情,而是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的寂寞,那是小津世界不變的主題。」

不難看出,不同於其他影評人短平快式的「毒舌」,或是緊貼時事的口語化表達,黃愛玲的字裏行間,或是飽含悲憫,或是滿紙敬慕,又處處可見細水長流的文字醞釀,連題目都下了一番苦功,寫韓國電影《天涯歌女》,叫《喚回曉夢天涯遠》;談方沛霖的歌舞片,是《仙樂飄飄處處聞》;論張愛玲的夫妻哲學,是《琴瑟在御 莫不靜好》,如婉約派的工筆細描,字字虔誠,皆因她的「懂得」。

畢竟,她是如此癡迷於電影的人,牛津出版社總編輯林道群曾回憶,多年前往廬山避暑,目不暇接的山澗奇景,黃愛玲偏偏流連山頂上那座破舊的電影院,1980年內地推出首部有吻戲的愛情片《廬山戀》,這座小小的戲院,把電影放映超過六千次,打破世界紀錄,這是影迷欣賞世界的維度,也是不足為外人道的默契與懂得。所以,黃愛玲選取的電影一定不是熱門,按自己的標準選片,用她的話說,「看電影如交朋友,也講緣份,有時候是話不投機,不是它們不好,只是沒法親近」。

黃愛玲癡迷電影《廬山戀》,曾流連於廬山上的小電影院。(電影截圖)

所以,我們看到,她在新藝城異軍突起的八十年代大談張藝謀的《紅高粱》與石揮的《我這一輩子》;在大半個世紀後的2017年推崇韋偉《小城之春》(1948)中穿着旗袍的風流。紅氣球之旅,與其說是逆流而上消解流行,不如說是遺世不獨立,以真摯的熱愛,喚起讀者處於同一頻率的共鳴。

常言道,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該欣慰的是她筆下的影人們,隔着迢迢時空,能有如此體恤他們的一片冰心。

歷史的天使 擇善而固執

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援引保羅克利(Paul Klee)的畫作提出「歷史的天使」的概念:天使站在廢墟中,過去、當下與未來皆為碎屑,他想要停留,努力修補一切,強風吹過,卻讓他無法向前,風暴讓天使不得不轉向他所背對的未來,任由碎片堆疊至天際,這場風暴,就是所謂的「進步」。

閱讀黃愛玲文存的下卷,腦海中反覆出現新天使「我的雙翅以振作欲飛,我的心卻徘徊不前」的畫面,胡蘭成說「來日大難,舌燥口乾」,黃愛玲對念茲在茲的老電影研究與保育工作亦是如此,嘔心瀝血,又心懷憂慮。

儘管早年法國進修電影的學養讓她足以駕輕就熟地操弄學院派的那一套,但在中文大學授課講電影中的中國文化政治,她還是以學生所熟知的作品切入,藉《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此類由命案改編的電影,引入1921年中國第一部故事長片的《閻瑞生》,講的是「花國總理」名妓王蓮英被閻瑞生勒斃上海西郊的麥田裏;策劃香港國際電影節走到第十八年,她直斥「制度上的因循導致許多問題」,卻驕傲「選片方針的獨立自主性」;面對中國電影局的責難,她發表《我有話說》,直言「相信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際電影節會自動將影片按照某一參展國家的要求交其先做審查,因為這種做法完全違背電影節作為文化交流場合所必須捍衛的獨立自主原則」;參加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評獎工作,眾人聚焦《東邪西毒》與《重慶森林》之爭,她坦言:「野心大,《東邪》也;格局小,《重慶》也,我是捨大而取小,因為深信作品好壞與大小無關。」

黃愛玲對費穆的電影十分推崇,圖為費穆作品《小城之春》。

除了種種堅持,還有電影背後的繁瑣事宜,膠片如何保存、版權怎樣處理,參加威尼斯影展,「中國電影密史」緩解修復大量陳年底片,如此熱熱鬧鬧的盛事,她卻職業本能地擔心:要是這批底片運往海外出了什麼意外怎麼辦?並悲歎:「誰叫我們技術未成熟,禮失而求諸野了呢?」愛之深責之切,往大了說,是文以載道的士大夫精神與文化責任感;往小了說,是因為視若珍寶,所以殫精竭慮。

還記得,黃愛玲猝逝前兩天,仍抱病出席了費明儀逝世一周年紀念講座,費明儀是費穆的女兒,而費穆又是被黃愛玲譽為「作品體現了一份既現代又傳統的美學特質,獨步中國電影」的導演,在為其編寫的《詩人費穆》一書序言中,她寫道:「回首費穆走過的道路,我們會發現他那美的歷程是一生一世的事,在歷史的洪流中,他不疾不徐地穩步向前,擇善而固執,且最終能夠自我完成。」

這最後兩句話,也足以定義黃愛玲的電影人生涯,夢裏夢外,擇善而固執,知行合一,華麗緣一場。

《戲夢餘音:黃愛玲電影文存》(上、下卷)
作者:黃愛玲
主編:李焯桃
出版: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出版日期:2020年2月

上文節錄自第21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22日)《《戲夢餘音:黃愛玲電影文存》 夢裏夢外華麗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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