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總之亂的啟示：我們離理想的問責文化有多遠
審計署《第74號審計報告》4月出爐後，負責監管報告的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曾於5月16日起展開聆訊。不少議員相當關注審計報告狠批香港足球總會在管理上的漏洞，包括部份足總委員經常缺席會議，歷年平均出席率竟不足50%，情況極不理想；更有董事局委員在過去四年間，連一次會議都未曾參與。而應訊的足總代表也不時語出驚人，無疑加深「足總之亂」的公眾印象。若要追溯起來，儘管審計署審完又審、罵完又罵，但特區政府及公營部門卻鮮有人因而受罰。
引咎下台非必然結局
以上各情況，均揭示足總內部出現嚴重的管理弊病。例如，足總曾多次違反規定，未有依足程序指引，於每年召開不少於四次會議，又未有確保旗下各委員會的人數符合指標。故帳委會審訊期間，有議員多番炮轟足總，批評其監管工作上的粗疏，間接縱容委員們漠視責任，有如將委員會視為虛設，令足總喪失公信力，批評貝鈞奇等人需要為事件負起責任。
對此，帳委會副主席梁繼昌表示，不少市民對於「問責性」的理解，均會認為部門表現不理想，便一定要以「問責下台」的方式回應，勢要逼得他們引咎辭職才收貨。然而，他解釋，審計報告所強調「問責性」，一般情況下都只要求部門糾正錯誤，並非需要引咎辭職這麼嚴重。
問責不止一種形式
審計署縱然先天不足，沒有監督政策和問責權，惟在一定程度上，它也能呈現「問責性」。梁繼昌舉例，於2013年的審計報告中，便曾披露前廉政專員湯顯明領軍時期的廉政公署極為腐敗，多次縱容下屬以違規方式處理開支。事件引起全城嘩然，即使律政司最終仍以沒有合理定罪機會為由，不起訴湯顯明。不過，事件曝光後，湯顯明退休後的仕途諸多不順，不似其他高官般再被委任要職，變相也是「問責」的一種。問題是，各個政府部門當中可能也存在不少「小懶蟲」，他們雖然不似湯顯明般腐敗，但也未能好好履行職責，才會導致諸多問題屢勸不改。
汲取教訓、改善問題是問責目的
《香港01》早已多番強調，問責文化的重點在於「擔責」，即是問責的本質在於尋找錯誤原因，並讓管治團隊能在錯誤中汲取教訓，從而解決問題。當然，無可否認，選擇下台的做法無疑也能反映一定程度的「問責性」。然而，若凡事只懂得以「下台」方式應對，而不進一步思考如何改善問題，此舉只不過是一種毫無價值的管治表態，對於每位市民的福祉來說，未見得能帶來好處。
上文節錄自第222期《香港01》周報（2020年7月13日）《足總之亂的啟示：我們離理想的問責文化有多遠》。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訂閱周報，或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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