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紅線．一】一句說話換來一封譴責信　被監視的教師們

反修例運動之後，教育界都說過去一年有條紅線如隱若現，特首林鄭月娥形容教育制度是「無掩雞籠」更有如一道緊箍咒，落在每位教學人員身上。問他們實際紅線是什麼，人人給出不一樣的答案，有人說是關於反對政府的話不能講，有人說是完全不能談論政治與社會事件，有人則說紅線一直都在，是有人蓄意製造恐慌。沒有統一的解說，便是「白色恐怖」的根源。人人心中都有條紅線，當在揣摩真正的紅線位置時，因為恐懼，言行都變得極為小心。
在教學之際，總覺得有無形的閉路電視在遠方一直凝望着自己，逼迫自己審視授課的一言一行：哪些講多了？哪些沒講了？他們說正反面的立場都要教。啊，剛剛好像講了兩個正論一個反論，會讓人覺得偏頗嗎？這樣會被投訴嗎？下次上課記得要先澄清，免得留下話柄⋯⋯
這些都成為了不少教師的日常心理掙扎。

不少老師表示，從未想過自己的個人社交平台會成為被「投訴」的證據。（高仲明攝）

羅Sir（化名）當了教師二十多年。在這些年間，香港社會出現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從前，羅Sir一直都是嬉笑怒罵與學生聊聊時政，直到反修例運動之後，社會多了一把稱他們為「問題教師」的聲音，他最初覺得那是有人要表達「政治正確」，私下與同業朋友聊起，只是一笑置之。

一則有感而發的帖文
換來一封譴責信，留下一個壞記錄

直到有天校長着他找個時間聊一聊，來到校長室，看見校長與副校長煞有介事的樣子，他便知道自己「也」被投訴了。早前，有其他老師因發表政見或言論而被投訴。他清楚知道那是因為自己的社交平台「出事」，因曾耳聞有人不滿他的政治取態。

就是在社交平台上的一句政見，成為了他被投訴的證據。他清楚記得，當時目睹有青年在運動現場吃過催淚彈後仍堅持不退後，而遠方正是警察對着示威人群不斷發射催淚彈、胡椒球。作為老師的他，想起現場或許有他的學生，而且大多也是和他的學生年紀相若的青年。他的憂心與痛心，促使他發了一則帖文。

「後悔嗎？」記者問道。他笑了笑，說這問題早問了自己數千遍。在等候教育局裁決時，他不斷地思考、自省，曾想過日後的事業會否就此中斷？過去在教育界的打拼會否就這樣失去？以後該如何自處呢？很多很多問號，他坦言那是他教學生涯最感frustrated（受挫）的階段。

最後，教育局判給他「專業失德」四個字，發出了一封譴責信。於他而言，這四個字是抹去了過去二十多年來在教育界的努力。他說，那無關於你個人的教學能力，無關於你過去曾令多少學生學有所成，亦無關於你如何春風化雨。那便是一個壞記錄。

各區中學生曾組織聯校人鏈，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鄭子峰攝）

紅線一直都在
「『地圖炮』咁闊，怎樣也中招」

如果以後有學生走來問政治立場，還是會像從前那樣直接回應嗎？他點頭表示，現在仍然會在社交平台上發表政見，但表達方式則改為轉發新聞，再在新聞的基礎上作出評論。他心裏害怕會再被投訴，但事實是迴避不到太多。

他說得倒豁達，「當『地圖炮』咁闊（意指對某個群體進行攻擊），我怎樣也會中招。如果真係去到咁，驚得幾多？講唔講，做唔做，都一樣。」在他眼中，「遲或早，都一樣（會被投訴）。」教育界在反修例運動中期，已被視為首當其衝要為運動負責的群體。即使羅Sir不因為那則帖文被投訴，也許會因為其他原因而「出事」。

羅Sir記得，2014年佔領運動時有教師帶學生到金鐘佔領區進行田野考察，還特別製作工作紙，讓學生進一步了解社會運動的實況。「現在根本不可能。政府與藍絲社群用文革式批鬥，去捉老師出的某一條題目某一個字，然後刊登在某大左報，因此上課時會更為小心。當政府開始逐漸收窄人民的反對聲音，（作為老師）遇到較為敏感的議題，也會修飾一下字句。」他續說：「就像我以往提到佔領運動時都會問學生，當時警察有沒有使用過份武力。現在是一定不能說的，因為必定會觸怒一大群人，考評局一定不會出（這樣的考題）。那就會忽略不去教。」

紅線之所以是紅線，在於它無處不在、似有還無，才會讓人害怕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踩界。（高仲明攝）

繼續閱讀︰【教育紅線．二】做了二十年的校長：怕被投訴　現在當教師很難

【教育紅線．三】不透明的投訴制度　誰知紅線位置？

上文節錄自第22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7月20日）《不能教的「秘密」　教育紅線纏繞校園》。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訂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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