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報告2020】為什麼政黨只懂得叫政府「派錢」?

撰文:凌益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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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初見緩和,經濟復蘇道阻且長。特區政府至今雖已花逾3,000億元推出三輪防疫抗疫措施,但民建聯、民主黨及公民黨等政黨仍然紛紛向特首提議再次「全民派錢」為民紓困。不過,「派錢」終歸只是「授人以魚」,難以根治社會矛盾,對於因疫情掙扎求存的低層而言更是杯水車薪。問題是,為什麼從政者們只懂得叫政府派錢呢?無可否認,這看似是最容易獲得市民支持的倡議,撇除政黨本身難免被民粹牽着鼻子走不說,歸根究底還是源於防疫抗疫措施只能「撐企業」卻無法有效「保就業」,而這充份反映港府施政思維的三大死結——迷信自由市場、充斥津貼主義、官僚系統僵化!

《香港01》早已不厭其煩地指出,「派錢」固然可以在艱難時期為市民雪中送炭,解決燃眉之急。然而長遠而言,這種貧富所得均一的一次性派錢舉動,究竟能為貧困者所處的結構性困局帶來多大改善?又能否有效解決香港困境?須知道,倘若特區政府仍然想當然以「小恩小惠」收買市民平息民怨,卻從未有決心有魄力從根本解決分配結構不公的現狀,社會深層次矛盾將會持續累積,而暫時的平靜下只會醞釀日後更加尖銳的社會問題。

可是,如此顯而易見的自相矛盾之舉,為何屢次被政府與政黨視作治世良方?這實則反映出前次防疫抗疫基金措施未能精準把握市民所痛、高效解決市民所需,而港府施政思維的三大死結是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

港府至今雖已花逾3000億元推出三輪防疫抗逆措施。(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其一:迷信自由市場與滴漏效應

本港連續三季錄得失業率超過6%,6至8月失業人數高達24.8萬。社會福利署上周四(9月17日)發表最新領取綜援個案數字,可見8月較7月增加245宗,個案總數為226,190宗,其中失業類別個案上升2.1%,有18,754宗。這不禁使人發問:政府兩輪以「撐企業,保就業」為主的「防疫抗疫基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前線打工仔的生活?

毫無疑問,經濟不景時,本無議價能力的勞工必然首當其衝。「防疫抗疫基金」中「保就業」計劃通過資助合資格僱主出糧以規定僱主不得在津貼期間裁員,並要求企業將補貼全數用於支付僱員工資。但結果證明,這種妄想透過偏袒資方以保障勞工權益的方法,只是政府一廂情願。

第一期計劃推出後,已被社會質疑多有漏洞,第二期計劃亦受職工盟、工聯會批評未能填補漏洞。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日前接受採訪時表示,迄今接獲的僱員求助中八成被要求放無薪假,兩成為裁員。而第二期計劃雖有罰則,但只是將補貼退還政府,對僱主欠缺阻嚇力。此前,吳敏兒曾建議政府可向失業或開工不足市民每月發放津貼,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曾建議政府應以實名制向僱員發放津貼,以免僱主克扣。

然而,港府固守「小政府,大市場」的治理邏輯,將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職能分配給市場,通過滴漏式經濟政策以期透過資助資方補貼勞方,實在是天真過頭。要知道,資方的邏輯是利潤最大化,而非保障勞工就業及權益。張建宗明言「香港有良僱主多,無良僱主不多」的背後是政府保守不作為,推卸責任的施政思維。

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日前接受採訪時表示,迄今接獲的僱員求助中八成被要求放無薪假,兩成為裁員。(羅君豪攝)

其二:津貼主義作祟 抗拒制度性改革

社會財富與繁榮需為社會共享,香港卻與這條道路漸行漸遠:貧富差距擴大,缺乏使各個階層都能享受社會發展經濟成果的分配正義,無不反映出經濟分配結構存在問題。怎樣是較為合理的分配結構?即政府承擔職能,在一次分配中令勞工階層享有合理的按勞分配報酬,二次分配中通過政策調整社會資源的供給與配置,按需分配給不同階層的市民,提高市民生活品質。唯有如此,方能持續改善民生。

然而,本港以經濟發展掛帥,政府理財保守,對長遠的社會規劃及投資避而不談;認定只要經濟發展好,弱勢群體亦能受惠,從而逃避承擔社會保障與勞工保障的應盡之義。這一治理思路延續自英殖時期的剩餘福利模式,當時的港英政府只求穩定社會局面以保障經濟發展,而無投放資源為殖民地建立長遠的福利制度,因此政府只承擔最基本的社會救助和服務。

政府兩輪以「撐企業,保就業」為主的「防疫抗疫基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前線打工仔的生活?(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港府對此毫無反思,反而習慣於採用一次性發放現金的紓困措施緩解民怨。早在2011年,金融海嘯餘波未了,通脹嚴重,樓價驟升,民怨沸騰。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便向年滿18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一次性發放6,000元。2018年2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推出「關愛共享」計劃,向合資格280萬名市民派發4,000元,但其申請手續繁瑣,耗時長達一年,耗資3.11億元。兩次派錢縱然挽回些許民望,但生活成本上升、樓價高企、醫療資源缺乏等民生問題卻未見解決。

反觀此次疫情,港府仍無長遠眼光,未有勇氣藉此機會重整分配結構,推行社會改革,以打破既得利益結構、重構公正的資源分配;而是見步行步,小修小補,期望以「派糖」的毒藥麻痺社會對深層次矛盾的痛感——這無疑是飲鴆止渴。

其三:官僚系統僵化,難覓改革出路

為何社會痼疾綿延至今,卻遲遲不見政府銳意改革?改革的障礙究竟是什麼?

早在疫情之初,便有政黨要求政府設立失業救濟金,而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卻表示,由於失業人數眾多,當局沒有相關查證系統,當下若要查證需動用大量人手,所以不會從制度入手設立失業救濟金。此間足見政府為「少花錢、少麻煩」才選擇「全民等額派錢」這一無需動腦、看似公平的補貼政策。可笑之處在於,港府聲稱我們是「最先進」的經濟體,有「最高效」的公務員,但竟然至今未有失業救助查證系統,能夠使政府精準地幫助到最有需要的人。

有政黨要求政府設立失業救濟金,而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卻表示,由於失業人數眾多,當局沒有相關查證系統,當下若要查證需動用大量人手,所以不會從制度入手設立救濟金。(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這會造成什麼問題?當局原本為節約行政成本,在今年初的「全民派錢一萬元」中,統一以年滿18歲的「永久性居民」作為派錢標準,並期望他們「刺激本地消費」然而,有社會學者推算,當中有至少100萬人持有「雙重國籍」甚至長居海外,但他們實際上對本港基本上沒有什麼經濟貢獻,也較難期望他們會為此回港刺激消費——而這涉款至少100億元。

政府懶政至此,從未思考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中央數據系統,而只依靠消耗人力財力推行「雨露均霑」的政策避開民間口實。若未能從根源改善港府僵化的官僚體系,期盼政府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也只能是多情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