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最低工資「凍薪」 誰來體察基層市民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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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衝擊,香港失業率居高不下,6至8月失業人口高達24.8萬,可見經濟頹勢正在劇烈衝擊打工仔的生活。本應是政府反思前次防疫抗疫措施為何沒能保障勞工利益並著手改善之際,近日卻有消息指負責檢討最低工資水平的最低工資委員會完成兩年一度最低工資檢討工作後,資方傾向未來兩年凍結現時水平,即維持37.5元。然而過去兩年均有通脹,如維持該水平無疑等同減薪。試問,特區政府是否仍要以犧牲基層福祉換取所謂「經濟發展」?

「最低工資」影響經濟?

勞工顧問委員會資方委員郭振華今早(9月25日)接受商台訪問時表示,疫情下政府推出防疫抗逆基金給予僱主撐下去的信心,如上調最低工資,或會增加經營壓力。他續稱,相信明年經濟環境也未能逆轉,但市場工資自有調節機制,僱主見到好僱員「無辦法唔加薪」。

上調最低工資會否增加經營壓力、阻礙香港經濟復甦?這一論調其實是老生常談。

勞工顧問委員會資方委員郭振華指,如在疫情之下上調最低工資,或會增加僱主經營壓力。(資料圖片)

早在2011年最低工資推行之初,就遭業界和學者強烈反對,認為該政策缺乏科學依據、為禍香港經濟——如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前系主任雷鼎鳴就曾引用外國研究警告最低工資或造成失業率上升,無助改善底層勞工階級生活,甚至影響本地生產總值(GDP)。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最低工資」其實是政府通過制定政策促進社會資源公平合理分配,不少先進國家的經驗證明最低工資有助於收窄貧富差距,如美國研究機構「全國就業法計劃」便有研究證明最低工資與失業率並無直接因果關係。與唱衰「最低工資」人士的認知相反,這一政策實則在增加低下階層收入的同時提升了他們的消費能力,變相助益經濟發展。

至於香港,根據最低工資委員會2018年報告,2011年至2016年本港年度平均失業率維持在3.3%至3.4%的低水平,2017年度跌至3.1%,並於2018年6至8月跌至20年來最低位的2.8%。同時,委員會發現由於法定最低工資令收入前景改善,亦有助提升市民的就業意欲,勞動人口自2011年穩步上升,並於2018年錄得1.6%的穩健增幅。就業形勢良好固然與本港宏觀經濟環境穩定密切相關,但這一數據亦顯示最低工資並非是雷鼎鳴所預言的洪水猛獸。

根據最低工資委員會報告統計,2017年5月至6月錄得數據發現,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僱員中,82%從事零售、飲食、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等低薪行業。(資料圖片)

「最低工資」在保障誰?

根據最低工資委員會報告統計,2017年5月至6月錄得數據發現,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僱員59%為女性、較為年長(45歲及以上佔75.1%)、教育程度較低(中三及以下佔80.4%)——其中90.4%為非技術工人和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82%從事零售、飲食、物業管理、保安及清潔服務等低薪行業——她們正是疫情延續至今最無保障、經濟衰退時卻首當其衝的一群人。如果政府像往年般聽取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而凍結加薪,豈不是等同讓這群最需要幫助的基層民眾來為天災造成的經濟頹勢埋單?

不妨細究賺取最低工資過活的基層民眾正在面臨怎樣的生活:假設一位市民每小時賺取37.5元,每天做八小時,每月工作26天,那麼他的月收入僅有7800元。如他租住公屋,根據房屋署統計今年3月公屋平均月租約為2070元,這意味著減去房租後,該市民每日只有191元可供支配;如他租住劏房,根據社區組織協會統計今年1到4月劏房或板間房租金中位數為4200元,這意味著該市民每日僅有120元供支配——那可能只是生存,而非生活。

香港樂施會于2018年發佈的《香港生活工資研究報告》,根據每月食物開支、住屋開支、其他必須開支以及備用現金開支統計合理開支水平後發現,一人在職家庭基本每月生活開支為10494至11548元,三人在職家庭(一名全職工作成人、一名兼職工作成人、一名就讀中小學子女)則為19768至21127元。在此研究基礎上,樂施會倡議「生活工資」水平應為54.7元,方能保障基本生活水平。可見當前的最低工資水平本就難以使市民在物價高昂的香港應付基本開支,加之兩年來通脹水平上升以及今年疫情衝擊,基層生活必然更加困苦。

《香港01》認為,最低工資的兩年一檢應改為「一年一檢」。(資料圖片)

01倡議:一年一檢與70元

為改善基層生活,解決民生困苦,《香港01》曾就最低工資水平提出兩大倡議。

其一,改兩年一檢為一年一檢。2011年以來,最低工資每兩年上調一次,意味著基層僱員面對物價升幅只能苦等兩年,可見政策調整靈活性不足。社會經濟情況瞬息萬變,理應每年調研檢討,方可結合實際變化即時改善基層僱員生活。

其二,將最低工資水平提升至70元。最低工資委員會以整體經濟、勞工市場、社會共融、競爭力構成釐定最低公司水平的「一系列指標」,但其中各個變量如何發揮作用卻未有名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係副教授黃洪曾於2018年在接受《香港01》採訪時直言:「當初最低工資出台,政府稱時薪28元可令15%打工仔受惠,至於為何在15%這處劃線?為何不是10%或者20%的打工仔?15%為何變得如此決定性呢?當初的劃線很「隨意」,那個(最低工資)委員會跟勞顧會一樣,非常政治性。」

乍看之下,70元是當前最低工資水平的兩倍,但若假設每週工時為36.5至50小時,每月基本收入約為11000至15000。結合香港物價高昂,其實只算保障勞工家庭的基本生活條件,並不過分。更何況香港貧富差距懸殊,2016年堅尼係數高達0.539。這亦說明最低工資政策亟需魄力與前瞻,才可有效收窄貧富差距。

假若最低工資上調至70元,其實只算保障勞工家庭的基本生活條件,並不過分。(資料圖片)

郭振華明言僱主「見到好僱員無辦法唔加薪」,背後邏輯仍然是自由市場至上思維,即將調控交給市場,政府減少作為。然而,資本以利益最大化為本質追求,又怎會為保障勞工權益讓步?加之香港多年來奉行低稅率以致財富再分配不足,工會勢弱無力與資方議定薪金等現實問題,都說明就保障勞工權益,政府責無旁貸。

因此,以特首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理應積極與委員會溝通斡旋,提高最低工資,而非亦步亦趨聽取資方建議,繼續沉迷在妄想透過照顧企業以補貼打工仔的滴漏式美夢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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