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連摑港府幾巴掌 林鄭班子可否做好「港人治港」？
「反修例風波」折騰香港大半年，促使中央政府徹底重整對港策略，由以往的消極、區隔、被動，轉向積極、融合、主動。尤其是年初由夏寶龍及駱惠寧這兩位封疆大吏主掌港澳體系，中央連番舉措可謂「連摑」香港幾巴掌，例如介入立法會內委會主席選舉風波、釐清中聯辦在港角色和權責、授權人大常委會親自制訂《港區國安法》、派專家到港提升檢測能力以支援全民檢測工作等等；直到特首林鄭月娥日前（10月12日）宣布押後發表《施政報告》，不少分析更認為是報告「無料到」所以「被重寫」。顯而易見，在「一國兩制」新形勢下，當特區政府未能積極作為，中央政府已經不會「等埋香港」——這著實令人擔憂，究竟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首、由40多位政治任命官員和300多名被視為「天之驕子」的「AO黨」所主導的特區政府，還可否做好「港人治港」？
特區高官庸碌無能 中央政府事事操心
中央對港的連串行動，毫無意外地被泛民主派演繹成「干預香港」；然而，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的已故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早於1980年代明言，香港是高度自治而非完全自治，「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也「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因為）有些干預是必要的」。但不幸是，回歸早期的中央對港幾近「放任不干預」，導致香港自以為「不會被干預」——久而久之，「無王管」的政治想像便紮根香港輿論場，尤其當特區政府未能摒棄「小政府大市場」的施政教條積極化解深層次矛盾，導致產業發展單一、欠缺新增動力、向上流動困難、資源爭奪凸顯，使得普羅大眾營營役役焦慮不安，而極右民粹主義則趁機抬頭，並以「本土」包裝「港獨」，把「民不聊生」歸咎「中央干預」，再藉一次次政治矛盾引爆民怨，令「港人治港」空前「失敗」，中央也不得不「干預」。
今年初，當香港仍然深陷黃藍政治撕裂、盲動高呼「攬炒一國兩制」之際，中央率先對港澳體系投下兩枚震撼彈——在1月4日，國務院宣布任命剛卸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一個月、就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僅一星期的駱惠寧，接替王志民出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個半月後的2月13日，國務院再任命被視為「浙江鐵軍」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前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以「副國級」身份空降港澳辦主任一職，而原主任張曉明，則與駱惠寧及澳門中聯辦新主任傅自應共同以「正部級」身份出任港澳辦副主任——令早被詬病組織架構混亂、管理職能重疊、重鬥爭而輕統戰、教條理解「一國兩制」、與既得利益群體盤根錯節、對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缺乏認識的港澳體系，出現前所未有的人事調整和組織變革——這不但使港澳辦形成「一副國，三正部，三副部」的高規格人事配備、從根本提升了這個辦公室的政治地位，而且明確了中聯辦隸屬港澳辦的關係，開始改善原有「三頭馬車」治港亂局。
中央幫你鬥爭
糾正了港澳體系的頂層設計，下一步就是調整對港工作策略，由以往的消極、區隔被動，轉向積極、融合、被動。例如由國家主席習近平「親信」主持的「夏駱新局」，無論從戰略到實踐，完全有別於以往，不但沒有缺席香港的輿論鬥爭，甚至主動出擊爭奪政治話語。在4月中旬，由於泛民主派「拉布」導致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半年召開10多次會議仍然未能選出正副主席，加上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畏首畏尾遲遲未敢動用《議事規則》第92條平息紛爭，中聯辦罕有以久違的「中聯辦新聞發言人」名義發稿譴責主持選舉的公民黨郭榮鏗未能履行職責、涉嫌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港澳辦發言人」緊隨其後，兩者依法論法，直斥其非。
其後，泛民批評中聯辦發言違反《基本法》第22條「干預特區事務」，而特區政府就此回應傳媒查詢時，竟然沒有依照早於1999年釐清的文件，而是沿用2007年的錯誤說法，以為中聯辦是根據22條第二款設立的三個機構之一，被提點後才發稿更正。面對有關指控，以往基於歷史原因而定位不清的中聯辦和港澳辦，不但不再避而不談，反而主動修正錯誤，釐清「兩辦」的權力來源和政治地位——表明「兩辦」並非22條所指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而是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自然有權代表中央行使監督權。
中央幫你立法
從「停擺風波」到「干預之爭」，最後由梁君彥參考外聘大律師的法律意見，引用《議事規則》第92條所賦予的主席權力，委任財委會主席陳健波主持內會選舉。可以說，如果梁君彥能夠早日關注並大膽化解困局，泛民根本不會有拉布空間，「兩辦」就無須為此「亮劍」——同理，如果特區政府能夠早日履行《基本法》第23條的憲制責任、立法維護「國安安全」，全國人大又何須授權人大常委，在短短40多天內制訂並通過《港區國安法》？
可惜，無論是年年把「創造有利立法環境」掛在嘴邊的特首林鄭月娥，還是理應致力促成特首施政願景落實的公務員團隊，抑或經常高呼「愛國愛港」的建制陣營，從來沒有勇氣啟動立法工作。因此，在5月中下旬舉行全國「兩會」期間，要由全國人大通過授權人大常委親自制訂《港版國安法》——不少分析均指出，中央「突襲」是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因為當局實在忍無可忍，而在「中美博弈」之下更具迫切性；不過，泛民主派竟然反批中央公然僭越《基本法》所賦予香港就國安問題自行立法的憲制權力——完全無視他們多年來極力反對特區立法的事實，才會導致中央在一定程度上收回香港自行立法的授權，強力填補國安漏洞。
中央幫你檢測
有人認為，《港區國安法》是一劑毒藥，將令「一國兩制」必死無疑，但現實是，它更像用以醫治香港那場「顏色整治病」的「猛藥」，令香港回歸現實和理性，不讓「攬炒」成為自我實現的政治預言——激烈抗爭行動的確大大減少。如果說，「國家安全」茲事體大，中央出手的確無可厚非，但若在「全民檢測」這個本土抗疫議題上也需勞煩中央，那麼港府實在廢得可憐。
偏偏，由於港府豁免七類從海外來港人士無須檢疫，造成極大防疫漏洞，導致香港7月中旬出現幾乎失控的第三波爆發，但因為海外試劑費用高昂而港府又不願借助私營生物科研機構的力量，香港日均檢測量只由2000個提升至3600個，價錢亦持續徘徊在1000至3000港元，比澳門的180澳門元高逾10倍——直到每日新增確診個案「破百」，港府才請求內地檢測機構支援，令日均檢測量大幅提升至8800個；後來更需中央派遣內地專家來港，協助港府展開非強制性的「全民檢測」行動，並在亞洲博覽館興建「港版火神山醫院」支援抗疫工作。
需否中央幫你撰寫《施政報告》？
照理說，當疫情放緩，而在「反修例風波」的問題上，港府也已達到「止暴制亂」的階段性「勝利」，特首理應儘快秉承公平正義的分配原則，推動經濟民生政策大改革，藉此紓解港人生活焦慮；同時，也應展開大規模的問責和修補工作，認真查找「反修例風波」的遠由和近因，嚴厲追究個別失職的官員和警員責任，並要推動警政革新，要求警方嚴於律己，成立類似「廉政公署」的獨立監察警察機構，再為大量被捕而罪名較輕的青年尋找出路，給他們一個改過自身的機會。
可惜，林鄭月娥不但無心整頓整個管治團隊，甚至仍然誤判香港問題而無意推動社會改革，所以早已預告鑑於財政儲備「窮」得只剩下8000億元，因此未來一年不會有大作為，又呼籲社會不要對《施政報告》抱有什麼期望。更可笑的是，據聞今年《施政報告》的唯一亮點是涉款近萬億元、本來可能胎死腹中的「明日大嶼」——港府原本因「反修例風波」的民怨沸騰而「縮沙」，將5.5億元的前期研究撥款項目排在立法會財委會最後一項議程，預計將無法在原定9月30日會期完結之前通過而告終，相信現屆政府任內也不敢再提；不過，由於立法會會期因選舉延遲而被延長一年，加上有傳建制力推的中央借讓桂山島予香港建屋的計劃遭廣東省政府以香港並不缺地為由拒絕，「明日大嶼」的研究撥款竟然又被提上日程，但徵收農地、發展棕地、釋放丁地等更正面迎擊既得利益、有助港府重奪土地發展主導權的措施卻不見蹤影。
請你們做好「港人治港」！
所謂「天之驕子」組成的管治團隊之庸碌無能，相信已經無須多言。耐人尋味的是，在《施政報告》原定於10月14日發表前兩天，林鄭月娥突然宣布，為了尋求中央對香港復蘇經濟的支持，需於月底啟程赴京與不同部委協調，希望能夠藉此充實《施政報告》的內涵，故要推遲至下月底公布。儘管有消息指，是林鄭主動提出「重寫」報告，但不少分析均認為是報告「無料到」所以被要求重寫，相信日後中央或會在更大程度上參與治港工作。
想當年，鄧小平多次強調，「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夠治理好香港」；而如今，試問上述中央的連串舉措，有哪一項是特區政府本身無法完成的？沒有！又有哪一項是特區政府「不能為」而非「不敢為」的？也沒有！但港府偏偏「假手於人」。
顯而易見，在「一國兩制」新形勢下，當特區政府未能積極作為，中央政府已經不會「等埋香港」——這著實令人擔憂，究竟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首、由40多位政治任命官員和300多名被視為「天之驕子」的「AO黨」所主導的特區政府，還可否做好「港人治港」？你們又是否樂見中央「干預」香港？還請你們好好學習深圳和澳門，自覺擔起「當家作主」的責任，莫再辜負中央和港人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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