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查冊關乎公眾利益 政府如何平衡私隱權與知情權？
港電台《鏗鏘集》編導蔡玉玲上周二（11月3日）遭警方拘捕，被指在運輸署系統查閱車牌資料時作出虛假陳述，涉嫌違反《道路交通條例》。事件引發社會關注，不但涉及反修例風波至今的警民及警媒關係，而且關乎傳媒如何發揮監察作用。查冊是傳媒追查真相的常用手法，儘管查冊系統未有傳媒選項，但特區政府長期都與傳媒保持默契，一直都相安無事，為何警方突然打破既有共識？當局又應如何保障傳媒採訪、平衡公眾的私隱權和知情權？
事涉今年7月香港電台播出有關「元朗721白衣人襲擊事件」一周年的報道《鏗鏘集：721誰主真相》。《鏗鏘集》團隊通過車牌查冊追查當日接送白衣人的車輛持有人，發現其中幾名持有人都是村代表，並根據有關資訊前往村代表住所進行採訪；節目也播出記者查冊的畫面，可見其聲明查冊用途是「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警方展開拘捕行動後表示，該集編導蔡玉玲通過運輸署網上「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系統，獲取相關車主個人資料，其後將資料用於不符合聲明所表明的用途，涉嫌違反《道路交通條例》。
媒體查車牌遭拘控
事件引起傳媒和公眾嘩然。事實上，「查地契」、「查公司註冊」、「查商業登記」及「查車牌」等，是傳媒追查真相的常用方法。當中除了「查商業登記」時並沒要求申報目的，其他均須點選查冊目的，然而，選項中均並不設有傳媒用途，以「查車牌」為例，只有「進行法律程序」、「買賣車輛」及「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這三個選項。
查冊期間，必須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使用提示，但私隱專員2016年回覆傳媒查詢時曾引用條例豁免傳媒披露個人資料的情況，表示「只要有合理理由相信發表有關資料是符合公眾利益的便可獲得豁免」。
而「查車牌」時，則附有聲明，提醒用戶必須明白如果故意提供失實資料，可能觸犯《道路交通條例》第111條第（3）款，而被判罰款5,000元及監禁六個月。
由於查冊系統不設傳媒用途選項，記者查冊時通常盡量選擇比較接近的選項。值得一提的是，以往記者「查車牌」時，原本設有「進行法律程序」、「買賣車輛」及「其他，請述明」這三個選項，記者一般都選擇後者，以免觸犯法例；不過，去年反修例風波期間，有不少「藍絲」被「起底」，至同年10月更有消息傳出，指警方曾就公眾能夠循相關系統索取車牌資料而未能用於買賣車輛及運輸相關事宜一事，向運輸署表達關注，雙方亦承認會互相溝通，並在現行法律框架下探討可以優化的空間。不久，運輸署恰巧「優化」了車輛查冊的申請表，把「其他，請述明」改為「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變相扼殺傳媒查冊空間。
運輸署上周回覆《香港01》查詢何以變更有關選項時，表示是為加強保障車主的私隱，確保有關資料被妥善使用，並會適時修訂法例，為相關工作提供法律依據。特首林鄭月娥上周五（11月6日）結束訪京行程前見記者時被問及蔡玉玲被捕一事，以案件進入司法程序為由拒絕評論，但重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為當局不會選擇性執法，傳媒也須守法。
不能漠視公眾利益
法治固然是香港根基，但事實上，以往不乏記者通過查冊披露涉及公眾利益資訊的報道，警方也從沒因而拘捕或檢控傳媒工作者。然而，隨着反修例風波造成的警媒關係破裂，警方近日突然指控蔡玉玲索取車輛資料時作出「虛假陳述」，涉嫌違反《道路交通條例》，顯然有意打破長久以來的既有共識。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認為，事件反映新聞空間正在收緊，當局有意建立新的規範對新聞界進行管制，「我們需要思考社會究竟應該給予記者多大的工作空間。以往香港媒體環境比較寬鬆，現在正在收緊，我們或許正在面臨轉變期。」
這着實對傳媒業界造成極大的衝擊—記者日後還可否透過查冊系統發揮監察作用？當局又應如何保障傳媒採訪、平衡公眾的私隱權和知情權？新聞工作者的職能之一在於傳播事實以維護公共利益，保障公眾知情權，這意味着其調查取證的過程難免與部份人或團體的私隱及利益發生衝突—但這種衝突與惡意起底不能相提並論。對於政府而言，保障市民私隱固然重要，但保障新聞自由與媒體監督亦是不可推卸的責任。如今警方在未曾確立傳媒採訪權利的情況下，就以法律為由殺傳媒一個措手不及，難免引發業界憂慮。這不僅打壓了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空間，亦在無形中損害公眾的知情權乃至福祉。
上文刊登自第23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1月9日）《傳媒查冊關乎公眾利益 政府如何平衡私隱權與知情權？》。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