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DQ｜立法會新局——江湖從此無泛民？｜香港新方向
「香港新方向」早已研判，自去年反修例社運至今，傳統泛民的政治生命已告終結，目前仍在台前幕後活躍的人物，僅僅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罷了。不過，即便如此，當時也無人能想到泛民的正式落幕，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出現，更無從預測其具體的方式和路徑會是如此。傳統泛民由曾經當仁不讓的「大台」，逐漸走向「進退失據」，至今更是徹底從管治體系中「邊緣化」，可以說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香港特區成立二十三年來，始終未能形成一套良好、高效、有為的政治生態的一個縮影。
泛民激進化的選擇
即使不討論二十年來的歷史恩怨，僅僅聚焦去年反修例至今所出現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其實不難發現泛民的政治頽勢早在運動中後期已經相當明顯。他們並非不清楚那個時期的社會運動已經被「港獨」和暴戾所徹底騎劫，卻出於選舉政治的算計，繼續運用其體制內的能量（尤其是立法會議員的身份）為政治光譜中最為極端的一群人提供助力。這樣的短期政治計算，不是沒有成效，泛民（民主黨、公民黨、新民主同盟、民協、街工及工黨）在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中收穫甚豐，議席由95席一舉增長到172席，一時間煞是風光。有不少泛民中人甚至已經開始憧憬延續勝勢——2020立法會「35+」、2021選委會「600+」，最終在2022年特首換届選舉實現造王。同時，靠着在運動中的出位表現，傳統泛民也打造了諸如鄺俊宇這樣的政治明星，許智峯、林卓廷等人也通過積極參加前線社會運動，得到更多的政治曝光和收益。
但泛民顯然低估了極端本土在意識形態上的偏執和野心。無論是今年年中反對派陣營的「初選」，還是隨之而來的「立法會延期」去留之爭，均可清晰看出，極端本土視泛民為「condom」：需要利用泛民在體制內能量時，他們不會客氣；一旦進入利益分配之，極端本土的奪權力度，更是不會手軟。顯然，泛民不僅失去了在非建制陣營中的領導地位，更是不斷地在被極端本土蠶食其現有的政治資本和能量。
另一方面，同樣是因為泛民選擇在政治上徹底「投靠」極端受眾，甚至在一些涉及根本民生的議題上採取激進化取態（例如鼓吹市民杯葛大規模檢測、攻擊內地援港抗疫人員、極力阻止內地香港恢復往來等等），如此種種，令相當一部分本身較為溫和務實的傳統支持者也開始對其産生離心效應，在今年九月舉行的普及社區檢測之中，有數以十萬計的泛民支持者在泛民陣營全力杯葛檢測的情况，仍然選擇參與，便是一個非常值得留意的信號。
更為關鍵的是，泛民對中央的態度由傳統的「又傾又砌」，轉為「全面對抗」，更提出要通過在體制內的能量和國際影響力，「攬炒」香港經濟民生，以要挾中央達到政治訴求。在這樣的局勢下，通過簡單的換位思考便不難判斷，任何中央政府的領導人，乃至整個國家的民意輿情，均絕不可能再任由如此取態的泛民政治人物可以繼續動用香港管治體系內的能量。倘若香港現行制度無法防範這樣的治理風險，失去了糾偏能力，那中央政府對制度做出某種程度的「修補」，實在不是什麽難以預測的情况。
在香港一直有一種聲音認為，一切關於香港治理制度的修改，必須通過香港內部主導完成，中央政府只應承擔形式上「橡皮圖章」的功能，而任何中央政府的主動行為，即便合情合法，也是對「一國兩制」的破壞。這種看法在相當一部份人群中甚為流行，但經不得起推敲。且不說從憲制和法理基礎上，這套論述是否真能自圓其說，僅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去檢視，便能理解中共自立黨至建國之後，曾多次因為教條主義路線而付出巨大代價。因此，自改革開放以來，教條主義一直便是中國國家治理上積極防範的主要風險。一些泛民政客/政治學者，一廂情願地要求中央政府在面對「港獨」、外國干預制裁、民生攬炒等等重大挑戰之時，仍然不作為，實在是對自己的國家太缺乏基本認知，屬於完完全全的政治誤判。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
現在回望，去年沸沸揚揚的社會運動，最後的最大輸家，無疑是兩頭不討好的傳統泛民。一方面，他們希望通過激進化的表態，積極爭取新的支持，但實際上却反而被極端本土一步步蠶食本身的政治民意資産；另一方面，他們利用在體制內的身份和能量，大打仇中牌和攬炒牌，不僅通過國際關注以試圖要挾中央政府，甚至時常將對中央政府的攻擊，擴大到針對整個內地的體制、文化和人民的範圍，徹底被內地視為一個「不可能合作、妥協」的對手。泛民如今這個民意和資源雙輸的局面，再對比起去年一度聲勢浩大的百萬游行、一眾「前線政治明星」、以及區選取得的巨大勝利，有些諷刺，也不禁令人唏噓。
展望未來，泛民的政治遺產被瓜分的過程，仍然會是接下來香港政局發展的一條重要支線。可以肯定一部份泛民人物及支持者，會進一步完成激進化，被極端本土所吸納，以在野的反抗力量的形式繼續存在；而同樣可以預計，也有另一部份本由傳統泛民所覆蓋的光譜，會重新反思香港的未來，而當中仍能為認同或至少接受「香港的未來取决於主動建立和維護和內地之間的良好互信」的群體，或許將會演化回歸成為曾經以鐘士元、李鵬飛等人為代表的積極務實政治路綫。
建制、政府終需落實問責制度
與此同時，政壇新局將對傳統建制和港府同樣造成巨大衝擊。議會中，沒有建制口中「逢中必反」的泛民，實質上對一部份人來說反而是少了一塊最大的遮羞布。在疫情和地緣政治衝突雙重夾擊下，香港經濟如何定位？産業如何佈局？已有的深層次矛盾如何解决？怎麽樣去激發年輕人和整個城市的活力?這些都是政治紛爭外，更值得建制和政府所思考的問題。
建制也好，任何新興的政治力量亦罷，唯一的選擇和出路，就是勇於擔當，真正承擔起監督行政機構有效施政的憲制責任，並重建官民溝通的橋樑。政治領袖需要真正去理解和感受人們的真實生活、感受社區的脈搏，用建設的力量和心態，真正著力處理醫療、就業、安老和青年問題。
而特區政府長久為人詬病的「打工仔」心態也必須有本質的轉變，切勿以為建制主導的議會便可成為「橡皮圖章」，這絕非中央出手之本意，也肯定不會為市民、政黨乃至國家所接受。問責官員需要為政績負責，解决香港深層次矛盾是其最根本之責任。官員實現有為施政，通過有效管治安民心、知民意、興民生，香港才能有新的生機。
倘若有人仍然執迷不悔，凡事僅以膚淺的既得利益為依歸，為官避事或從政避民，對改革香港深層次矛盾陽奉陰違，在新局勢下，他們同樣也會被政治舞台加速淘汰。
二十三年，香港政局蹉跎歲月，錯失了多少造福民生、發展政制的機會，令人扼腕。多年來所積累的亂象和腐朽，在2019年「大亂」，2020年「大破」，而新的一年將至，能否從此揭開「大立」的序幕？
期待每一個不願此地黯然失色的有志之士，為此共同努力！
香港新方向：
成員來自五湖四海，包括律師、工程師、建築師、醫生、校長、大學教授、教師、社工、心理學家、記者、導演、資訊達人、會計師、銀行家、企業家等等。雖然成長經歷各不相同，但都擁有一份真正熱愛香港的家國情懷，以及願意實事求是去作出改變的實幹精神。矢志成為內地和香港之間真誠交流和信任構建的發聲平台，倡導有為政府，打破資本壟斷，為香港尋找一個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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