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U:娜塔莎.影評】以藝術之名 不等於可為所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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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DAU:娜塔莎》(DAU. Natasha)在今年2月的柏林影展主競賽單元取得「傑出藝術成就獎」,卻成為影展極具爭議之作,因為片中展示的性虐待真實鏡頭引起人們對藝術凌駕於人性的質疑。「DAU」取自前蘇聯物理學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名字的最後三個字母,他於1962年因其「關於凝聚態物質」的開創性理論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但影片從主題到內容都跟這位科學家無關。本文作者在本月開幕的金馬影展上觀看了該片,並寫下觀感。

DAU,又稱「列夫.朗道」系列,無疑是這兩年世界影展上引起最大爭議的電影。不過,它甚至不應該被稱之為電影,這充其量是一個充滿人性/反人性的實驗項目。

這部爭議極大的電影獲得了今年柏林影展銀熊獎。(Getty Images)

項目始於2009年,「約400人拋開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搬到烏克蘭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通過嚴格的面試,簽訂了嚴苛的協議,他們被分配扮演不同的角色,這些角色生活的背景設定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蘇聯。DAU宣稱這些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除了要遵守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Ilya Khrjanovsk)制定的規則—位於各個角落的微型攝像鏡頭和一支神出鬼沒的攝影隊伍,記錄下他們的生活/表演。項目在2011年宣布殺青,一共有35萬人參與其中,包括以下一組誇張的數據:39,200次試鏡、40,000套服裝、12,000平米佈景、400名主要角色、10,000名群演、700小時菲林素材、8,000小時對話……

《DAU:娜塔莎》是這個項目衍生的第一部電影,和另一部《DAU:退變》(DAU. Degeneration)在今年2月的柏林影展上放映。該系列有多部電影正在製作中,整個項目約有15部,最後一部被稱為母電影(Mother Movie)。影片奪得柏林影展銀熊獎,也入選今年金馬影展,一票難求。我坐在第二排強忍反感,堅持看了一個半小時,然後毅然離場。

《DAU:娜塔莎》中所有演員都在進行一場所謂的超大型行為藝術,猶如被困在導演的噩夢中。(《DAU:娜塔莎》劇照)

從生理到心理都感到不適

這一個半小時內容關於社會主義食堂女招待娜塔莎(Natasha)和奧利亞(Olga)的勞作、打鬥、酗酒,娜塔莎與法國專家呂克(Luc)做愛,又復勞作、酗酒、痛哭。我離場是因為知道接下來就是電影最具爭議的部份:娜塔莎與奧利亞被國家安全部門克格勃的弗拉基米爾.阿奇波將軍酷刑審訊,其中一幕是審訊者把酒瓶捅進娜塔莎的陰部—當然,就跟之前的性愛一樣,這都是真實記錄,不是電影特效。

諸種癲狂混亂我不想記下來,但我牢牢記得這一幕:一夜情過後,娜塔莎從呂克身邊起來溜走的時候,鏡頭無意在地板上停留了一秒,我們看見地板上除了安全套包裝袋,還有兩條鹹魚。這兩條鹹魚和娜塔莎他們一樣,從一夜狂歡中倖存下來,前者是後者的隱喻—更可怕的是,導演甚至想讓它們成為我們所有人的隱喻。我們是看港片長大的,都記得周星馳說過:「做人如果無夢想,同條鹹魚有咩分別?」DAU認為:你們不配有理想,你們已經簽了「自願」同意書,成為這個真人騷世界的奴隸。

這是一部讓人從生理到心理都感到不適的電影,一方面是因為它控制了演員們的情感,以達到大肆剝削後者人權的目的(《DAU:娜塔莎》劇照)

作為年輕版「娜塔莎」的小女招待奧利亞,她失控時衝着娜塔莎大喊:「你就是想我變成你這樣,一輩子困在這裏不能出去。」事實上,這些演員都被困在導演的噩夢裏,這個噩夢美其名為反思蘇聯、反烏托邦(Dystopia)甚至是一個超大型的行為藝術,以為這樣就可以徹底挑戰人類存在的尊嚴。我從它的構思到每一個鏡頭的運用,都能感到一種陰森的惡意,尤其是鏡頭在記錄娜塔莎崩潰時的冷靜,近乎津津有味的獵奇。

《DAU:娜塔莎》是一部讓人從生理到心理都感到不適的電影,一方面是因為它控制了演員們的情感,以達到大肆剝削後者人權的目的;另一方面,它也力求觀眾與它構成共謀,最後承認人性之惡不可避免,就像它在巴黎的宣傳語所暗示:Now I understand, we are all human beings。類似的人性實驗電影,以前有過幾個著名的,比如《斯坦福監獄實驗》(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甚至《真人Show》(The Truman Show)。但它們起碼沒有自我美化成偉大藝術品,並且在各大藝術場所左右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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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導演可以指摘我們的生理不適是偽善—你可以接受Porn(成人影片)演員的肉搏,為什麼不能接受娜塔莎和呂克?是因為他們年老而醜陋嗎?我承認這一點是電影唯一可取的「反思」。但事實上,導演的態度告訴了我們,他也只是當娜塔莎她們是一個道具。演娜塔莎的演員(而不是角色「娜塔莎」)被酒瓶捅入下體,面對批評者質疑,導演的回應卻是:「她本來就是一個妓女。」

這種托辭非常耳熟。我寫過一篇關於妓女被強姦的文章《性工作者也可以說不—性工作無原罪,更非施暴的藉口》,反駁那些認為強姦妓女應比強姦其他女性獲輕判的言論,我說:「傷痕纍纍的心是否更耐磨?他們假設了性工作者的肉體和精神都比較粗糙、比較廉價,所以沒那麼容易受傷害。但如果他們能設身處地代入被強姦者的身份去想像她們的處境,應該能理解一個性工作者在被脅迫的驚恐下被強姦時,她的身體和心靈和一個處女一樣脆弱。而且,鑑於性工作者處於一個被歧視、上告無門的位置,當她痛定思痛,她的無助感甚至強於一般可以依仗法律追兇的女性,因此痛上加痛,直至絕望。」

娜塔莎在被凌辱後的喃喃自語:「我是一個妓女……」也許是台詞,但更可能是她在崩潰後的自我否定,是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初期徵兆。事實上,不只一個演員聲稱在拍攝後出現了PTSD……有關詳情請閱讀《香港01》周報電子刊全文。

廖偉棠

香港作家,現居台灣

著有詩集和評論集若干

上文節錄自第241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1月23日)《《DAU:娜塔莎》 以藝術之名 不等於可為所欲為》。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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