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不足・下】僱用狀況惡化 港府親手埋下計時炸彈

撰文: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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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處上月中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第三季失業率經調整後錄得6.4%,就業不足比率達3.8%,創自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SARS,俗稱「沙士」)以來的新高,當中建造業的就業不足率高達8.3%,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也有6.3%。職工盟主席吳敏兒指出,當下香港對於就業不足人士所處困境認識不足、支援欠奉,她認為以保障勞工為目的的「保就業計劃」實則正在加劇就業不足,而今年已是香港僱傭狀況最差的一年。然而,港府究竟有無看出其中隱患,著手解決問題?

缺乏勞工保障埋下隱患

除保就業計劃外,就業不足人士可申請失業綜援或僱員再培訓局的「『特別•愛增值』計劃2」,以獲得政府資助。但在吳敏兒看來,這兩項政策作用有限,遠遠未能紓解失業或就業不足人士及其家庭所面臨的困苦。

限聚令影響致不少食肆客源稀少,飲食從業員面臨嚴重開工不足。(資料圖片/高仲明攝)

6月以來,陳女士時常做些散工補貼家用。家中長子因疫情被迫放無薪假,開工不足;次子今年剛畢業,還未找到工作。但當問及有無考慮申請失業綜援時,陳女士表示從未想過。「我有手有腳,年齡也不大,為什麼要靠政府養活呢?」她說。

「靠政府養活」仍然是港人對於綜援的主流看法,吳敏兒說,有此種看法的工友其實將自己「擺低咗」,「你去申請也未必申請得到。」

儘管因疫情影響經濟,政府為收入下降、不能滿足基本生活需要人士提供「失業支援計劃」,將資產上限放寬一倍,並計劃延長至明年5月31日;然而,失業綜援的作用有限,可以從數字中看出端倪:根據政府統計處公布的數字,今年7至9月失業人數高達25.9萬,但在社會福利署公布數字中,9月因失業領取綜援的個案僅1.9萬宗。

「羅致光講話不負責任。問他失業怎麼辦,他說去拿綜援啊,好像打下手指模就可以拿到一樣。」然而,職工盟於10月進行調查,並收到281份問卷,受訪行業主要來自航空、旅遊、運輸、美容等受疫情影響較為嚴重的行業。結果顯示,有62.6%受訪者表示有需要申請綜援,但大部份人申請過程並不順利。在有意申請的受訪者中,有超過六成半指個人或家人資產不符合資格。

吳敏兒批評,香港綜援制度多年未有檢討,未能適應時代變遷,在這次疫情中更暴露諸多弊病,使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無法獲得支援。「根本就是失去了保護傘的功能,不能稱之為『安全網』。」她說。

吳敏兒批評香港綜援政策多年未有檢討,已喪失保護傘功能,不能稱之為「安全網」。(梁鵬威攝)

此外,吳敏兒亦提到,僱員再培訓局提供的「『特別•愛增值』計劃2」已經增加名額,目的在於幫助工友提升就業競爭力,拓寬就業範圍。然而,受限於培訓機構、場地及項目的數量,對於目前大量的失業人士而言,仍然遠遠不夠。

「政府現在無論說什麼我都沒什麼信心,也不會去聽。」陳女士的話反映出當下不少港人的心聲。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統計數據顯示,10月19至22日的調查中,有68.6%的受訪者表示對特區政府不滿意,62.2%表示對政府改善民生措施不滿意,61.3%對特區政府不信任。

「這為社會動盪埋下隱患。」吳敏兒說,她認為香港政府亟需從失業和就業不足的數字中看到危機,着手解決問題。有學者估計,由於第一期保就業計劃在8月份結束,部份僱主不再繼續申請第二期計劃,很可能計劃裁員或結業,因此失業率在10月及11月可能會繼續上升,突破7%。

「失業和就業不足不僅僅是數字,更反映出人們的生存狀況。」吳敏兒說,「現在因限聚令讓市民不敢上街遊行示威,如果大家都沒飯可開了,還會害怕告票的問題嗎?」

「政府必須檢討,要去思考在民生措施方面如何回應市民的需求。」吳敏兒嚴詞警告,「否則,就等同於迫市民上街。」她進一步解釋,如果政府無能力解決失業與就業不足造成的困境,就不能避免遭受層層剝削的打工仔和政府對着幹。「就算他們沒有走上街頭,也會樣樣事情都責怪政府,心裏種下埋怨的種子。」—民怨正是這樣點滴積累而來。

吳敏兒以「六七暴動」為例,強調民怨積累必然會引發社會動盪。而在「六七暴動」翌年,港英政府訂立《僱傭條例》保障勞工權益,同時推出一系列保障民生的措施,以維護社會穩定。以史為鑑,她認為眼下的失業、就業不足、勞工缺乏保障等問題,都如同一個計時炸彈,有可能會讓社會更加動盪不安:「是不是真的要迫到這些沒飯開的工人全部都走上街頭宣洩不滿後,政府才願意做事呢?」她批評道。

在疫情和經濟制度的共同作用下,今年無疑是社會保障與勞工狀況最差最惡劣的一年。(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吳敏兒指出,在疫情和經濟制度的共同作用下,今年無疑是社會保障與勞工狀況最差最惡劣的一年—僱主最大限度地剝削員工,而且可以用經濟差而合理之。政府仍以種種藉口推諉責任,這分明是助紂為虐。

「為什麼不盡快成立失業援助金?」這是職工盟一問再問的問題。早在今年4月,職工盟就提出為應對日益嚴峻的失業問題,政府應為受疫情影響而失業、開工不足、放無薪假,或因強制檢疫而不獲支薪的僱員或自僱人士提供臨時失業援助,並以現金形式發放,津貼額為損失收入的80%,上限為16,000元,領取期限初步為六個月或180日。「如果3、4月成立的話,現在10月就已經可以用了。」

港府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對於社會上廣泛要求成立失業援助金的呼聲,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反覆重申,本港難以設立失業援助金,原因是仍需很長時間才能恢復全民就業水平,恐怕「臨時」失業援助金最終不斷延長。他又表示,政府既無類似外國社會失業保險的制度,同時有約四成僱員沒有詳細報稅資料,建立制度不僅成本高昂,還需要近18個月。

羅致光反覆重申,本港難以設立失業援助金,原因是仍需很長時間才能恢復全民就業水平,恐怕「臨時」失業援助金最終不斷延長。(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吳敏兒質疑,「經常說有很多行政手續、缺乏資料、要電子化,但其實只用100億至200億元就可以成立失業援助金的第一步。我相信如果成立到,這個城市的怨氣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你不願做,不斷地與民為敵,大家的憤怒只會有增無減。到底想不想解決呢?這個問題就要問政府了。」

除了失業援助金之外,就保就業方面,職工盟亦有其他政策建議。例如政府應開設五萬個為期六個月的臨時職位,包括清潔、住宅樓宇維修和保養,以及環保等範疇。吳敏兒分析,當下建築行業就業不足率高達8.3%,反映有建築需要的行業工作量匱乏。政府可以藉此機會開展更新樓宇工程,在增加建築行業就業崗位的同時,翻新老舊公共屋邨,解決民生問題。

另外,吳敏兒認為應調整整體外判合約、承包商合約。她舉例,部份工種如清潔、保安往往實行12小時工作制。吳敏兒建議將之改為8小時工作制,薪水保持不變,使原本的24小時兩班次改為三班次,就能夠創造出一批工作崗位,增加聘用人手。「全港最大的外判使用者就是香港政府,所以創造這些就業崗位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沒有藉口不做。」

吳敏兒認為應調整整體外判合約、承包商合約。例如清潔、保安往往實行12小時工作制,可將之改為8小時工作制,薪水保持不變。(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吳敏兒建議,政府需積極思考如何透過現有不同種類的服務機構,開展符合失業及就業不足人士所需的服務。例如,資助地區機構開展同區域內就業互相配對。「總有公司要請人,總有工友想搵工。這些工作可以分地區去做,這是政府能力範圍之內可做的事。」政府亦需重視職業培訓,幫助有需要的人士盡快投入專職培訓。「可以通過和專業機構合作,提供場所、行政及資源方面的配套,支援協助就業的課程。」

明明有許多事情可以做,為什麼不去落實?吳敏兒一針見血地指出,政府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香港加入國際勞工公約這麼多年,說要改善工會權利,其實政府做得非常有限。」她指出,政府不願作為的背後或因政治考量—擔憂如果賦權工會,令工人集結穩健力量,可能影響政權的穩定性。「這是一個中國的歷史性問題。」她說,「可悲之處在於,如果打工仔的基本權利都被視作敵對的種子,又談何改善呢?」

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下,職工盟無奈呼籲工友自救,「要不斷為自己增值,以適應這個時代。」吳敏兒說。

打工仔仍要靠自己增值

在接觸的個案中,她發現積極自救的工友在僱傭世界裏的工作板塊是處於流動狀態的。有人原本做清潔,之後又去開小巴或的士;許多空中服務員為謀後路,上咖啡班、插花班學習,或準備網上做生意;亦有大批開工不足人士去做外賣員等。「許多因失業或開工不足來求助的工友都表示,後悔自己過去眼界過於局限,僅僅停留在一個行業裏。」

不少就業不足人士選擇兼職或者轉職以維持生計。(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此外,吳敏兒建議前線打工仔要有危機意識,多了解外界乃至國際環境正在發生什麼變化。

「以港龍為例,員工應該意識到,疫情影響下,全球旅遊業、航空業都已崩潰,相關產業也幾乎凍結,國與國之間的屏障短時間內無法恢復正常。如果有了這樣的認知,就能看出僱主和政府一直在淡化問題,而放這麼久的無薪假根本沒有必要。」因此,積極獲取僱傭就業市場的種種資訊,了解到僱主剝削僱員的詭計,才能對將要到來的風險有充分準備。

「是時候拓寬眼界了。」她說,「儘管我們也不覺得這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法,但是當你真的一無所有的時候,總要想辦法撐下去,這是我們的建議。」

上文節錄於第24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2月7日)《缺乏關注 保障欠奉 就業不足人士陷水深火熱中》。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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