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人生.影評】山窮水盡之處 也是通往自由之門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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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裔女導演趙婷的《游牧人生》(Nomadland)今年9月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之後,第一次在台北金馬影展期間放映,我看過之後,可以肯定地告訴大家:這是我的年度最佳。

《游牧人生》的難度在於,它拍攝的不是華裔導演拿手的華人文化糾結,而是「窮白人」的「車居族」、「新遊牧族」的人生,蒼茫率性又處處碰壁(或相反)的另一種美國夢。適逢美國大選後關於何謂美國夢的爭議不斷,看來別具一番滋味。

美國華裔女導演趙婷(右)的《游牧人生》今年9月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網上圖片)

它的最高難度在於,改編的原著是一本紀實採訪著作,劇本因此虛實交融,原著涉及的一些人物更在片中演回自己。即使如此,它依然是有極高辨識度的劇情片,結構飽和結實、劇力絲毫不亞於那些荷里活的精心虛構。

「雖然大半本書都在告訴你現實,但他們最終還是選擇了理想。」這是我一年前讀完潔西卡.布魯德(Jessica Bruder)原著所寫的最後一句感言。

在《游牧人生》電影版,這句話被趙婷更彰顯出來,選擇理想何其不易,但不是毫無可能,看你如何衡量這一選擇的得失。就像電影結尾的鏡頭,女主角芬恩(Fern,法蘭絲.麥杜雯飾)驅車到波濤洶湧的海角,你可以覺得那是山窮水盡之處,但也可以發現這是自由之門的無限變化。

電影改編的原著是一本紀實採訪著作,劇本因此虛實交融,原著涉及的一些人物更在片中演回自己。(《游牧人生》劇照)

不帶偏見地看另一個美國

因此,我更不喜歡《Nomadland》的簡體版譯名:《無依之地》,這個譯名背後的邏輯和美國主流社會對這些依車而生的新遊牧族的成見一樣。芬恩就雲淡風輕地反駁了這種成見,她說:「我是無屋者,但不是無家者。」這背後甚至包括另一個價值判斷:有屋不代表就知道家的意義是什麼。

電影跟原著一致的,是帶我們不帶偏見地看這另一個美國。兩個、無數個美國,實際上是同一個美國,就跟被總統大選分裂的兩個美國一樣。保守和依附「美國夢」的一邊,繼續兢兢業業為已經變味的夢「埋單」;反叛和放棄「美國夢」的遊牧族,事實上在試圖重塑美國夢,把它帶回拓荒時期、後內戰時期那種重估一切價值的開放之中—換句話說,他們是在革命,像美國的先輩一樣革命。

反叛和放棄「美國夢」的遊牧族,事實上在試圖重塑美國夢。(《游牧人生》劇照)

當然,作為一部電影,它的動人之處並非因為理念的圖解,而是呈現在理念的推進中的矛盾。具體在電影裏,它添加的文學性細節,讓人物更飽滿—每個人都有放下的和放不下的,芬恩為主,琳達(Linda,琳達.梅飾)和史汪奇(Swankie,夏琳.史汪奇飾),甚至大衛(David,大衛.史崔森飾)也都面對各自的執着,相同的是,他們四人最終都有自己「去執」的辦法,起碼在個體的生命中讓矛盾圓融和解。

女主角芬恩是一個虛構角色,乃混合書中布魯德認識的多位女性,比如希爾維安(Silvianne)、拉雯尼(La Vonne)而成,也含有布魯德自己的影子。帝國鎮的凋敝從書中的象徵意義,直接變成了芬恩影響命運的具體事件,趙婷利落地編織起原著中分散零落的敘事碎片,這種強悍與芬恩的強悍同理,所以說,芬恩也有兼任編劇的趙婷和身兼製片人的麥杜曼的投射在其中。

芬恩的變化也反駁了「無依之地」這個名字。她從世俗所認知的無依狀態(喪夫、失業、失去居所),去到提供依靠給琳達和史汪奇、大衛他們三個人,以及路上遇到的流浪青年,成為他們的姐妹、女兒、愛人和母親,是路給予她力量。因為給予而不索取,她成為這個時代的遊俠式人物……更多電影分析,請閱讀《香港01》周報電子刊全文。

廖偉棠

香港作家,現居台灣,著有詩集和評論集若干

上文節錄於第24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2月7日)《《游牧人生》豈曰無「依」,與子同袍》,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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