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令畢業生變「不幸的一代」？學者︰更影響年輕人對未來的想法
回望香港，Z世代學生正面對什麼問題？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所長、青年研究中心主任馮應謙接受《香港01》訪問時，分享自己對Z世代學生在新冠疫情下的觀察： 「過往同學都喜歡『走堂』，現在能夠選擇網上或面授教學時，所有同學都選擇回校上課，課堂出席率之高，冠絕過往。」他將自己的授課經歷娓娓道來。
對青年議題素有研究的馮應謙認為，新冠世代泛指受新冠疫情影響的年輕人，當然也包括他在中大傳理學院的學生，「新冠肺炎對他們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不論是學習模式、娛樂及日常生活等，例如剛才提到的實體與網上混合形式授課，正是學生及教職員都需要重新適應的模式。」
Z世代的大部份想法及價值觀都是通過互聯網建立，即使和身邊人近在咫尺，也不一定面對面談話，可能會選擇以手機交流。疫情「新常態」下，更令大眾反思昔日過度倚賴網絡，有些人甚至對過多的網絡資訊感到疲憊。馮應謙表示，學生因疫情停課改為在家學習，而且無法外遊，反而增加了與家人溝通及共處的機會。
正如前文所言，世界各地Z世代面臨失業問題，香港並沒有因疫情較輕而倖免。不過，根據馮應謙的觀察，16至25歲年輕人的失業率，在經濟環境蓬勃時，大約是整體失業率的三倍，現時香港的失業率是6.4%，Z世代的失業率恰恰為20%，反映雖然整體年輕失業人口增加，卻不全屬疫情因素所致。
「疫情真正影響的，可能是年輕人對於未來的想法。與過往不同的是，他們現在不會想得太長遠，因為周邊環境急劇變化，大部份青年都只能有短期計劃。」馮應謙說。
不過，即使是短期計劃，在選擇工作方面，新冠世代絕不是坐以待斃的一群。馮應謙以傳播學院畢業生為例，「不少人選擇自組公司，或以freelance形式承接廣告、設計、寫作等工作。因應新冠疫情，部份全職工作崗位消失，反映全職工作也不一定有很大保障。Z世代的靈活工作模式，也更恆常化。」
風險社會下的階級分野
在官方制定防疫政策及定義「風險」時，決策過程往往未能顧及社會上的不同持份者，例如需要承擔高風險的弱勢群體。以Z世代為例，各地政府因應新冠疫情制訂的防疫措施，名義上「權衡」各方利益，但不難發現的是，過程中引起很多年輕人反彈，尤其是剝奪了他們在校學習、尋找合適工作的機會。
對於無法找到工作，不少人歸咎於個人能力不足。放在「社會學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的框架下，或會帶來一些啟示。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曾說：「如果一個擁有十萬人口的城市，只有你一個人失業，那就是你個人問題；如果一個5,000萬人口的國家，有1,500萬人失業，那就是社會議題。」
不少年輕人在茫茫的就業市場內尋尋覓覓，或會認為自己因為沒有經驗、能力不足等原因而遲遲找不到工作。不少人力資源顧問亦推波助瀾，力數年輕人的不是。然而，在全球年輕人失業率普遍是整體失業率的兩至三倍的背景下，似乎這不單單是個別際遇、能力和性格的問題。
Z世代在疫情中應該如何自處？畢業於台灣淡江大學的香港學生Julia Tse認為，新冠世代無疑是對他們整代人的標籤，「實際上，很多25歲以上的大學畢業生同樣面對難以找到工作的問題，絕非單單局限於現屆畢業生。」
她表示，淡江大學是私立大學，因此不乏家境富裕的同窗，他們早在畢業前一年已獲家人安排實習工作，畢業後更可正式轉為正職。「有些拉丁美裔的同學擁有外國人的長相，較受英文補習學校青睞，能找到收入不錯的教職。」
然而，防疫政策和經濟活動息息相關，她分享台灣的例子，「台灣堅持對外封關，確診數字一直較低，民間亦大致能維持疫情前的經濟活動及日常生活。當然，不少台灣民間團體及海外學生組織反對當局推行嚴格的抗疫政策，但政府一直堅守措施，效果頗為顯著。」
反觀香港情形，她表示是個「死循環」，從第一波疫情至今，總是反反覆覆，每當防疫措施放寬，市民就相對鬆懈，再加上香港人口稠密，一旦有群組感染，就很難避免社區大規模爆發。（節錄）
上文節錄自第244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2月14日）《被盜去了時光 新冠世代疫境自強》。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封面報道】是時候正視「雙重國籍」問題 建「中國香港公民」身份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