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正義論》羅爾斯看帝國主義
最近再常常聽到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名字。從廣義上來說，當現實政治欠缺出路，人們回歸更根本的思考，冷門的哲學討論遂成熱點議題。從狹義上來說，現代政治制度乃基於人類文明的一些基本原則，但在現實中這些原則已被全面動搖，人們亦難免要質問政權的存在究竟理據何在。可惜的是，羅爾斯並不一定帶來更清晰的思考；尤有甚者，他極可能已構成嚴重的誤解。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羅爾斯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奠下了福利資本主義的原則，作為現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基礎。其實羅爾斯本人並不這樣看，到了晚年更為此深感悔疚。不過，在他臨終前出版的《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被認為是欠缺嚴謹的不入流之作，其重要性遂長期遭受忽視。
正如學者埃德蒙森（William Edmundson）近期指出，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假設生產資本的私有產權，以及由此衍生的經濟不平等，乃是現代社會無法迴避的現實。因此，只要社會最底層公民得到最大保障，並且享有機會平等和選擇職業的自由，則社會制度仍可被視為公平。「正義兩大原則」以自由為優先，但兼顧到機會的平等和差異，評論者難免將之和福利資本主義聯繫起來，而引起混淆的責任在於羅爾斯本身。
直到三十年後出版的《作為公平的正義》，羅爾斯從抽象的原則，進一步延伸討論具體的政治制度。他才開宗明義反對福利資本主義，並指出它不能符合「正義兩大原則」。同樣不符合的還有放任自由資本主義和一黨專政的國家社會主義。相反只有「資產擁有民主制」（property-owning democracy）和「自由民主社會主義」，才是合乎正義的政治制度。
埃德蒙森進一步指出，羅爾斯反對福利資本主義，在於它未能體現公民之間作為平等互惠的個體，並對公平的機會平等掉以輕心。它又不能、甚至沒有致力保證，公民在履行政治自由時獲得公平對待。相比之下，羅爾斯構想中的資產擁有民主制，直到近年才獲得學術界較多關注。在現實層面上，近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桑德斯，以及英國工黨前黨魁郝爾彬，亦曾在政綱中提出過類似的主張。
資產擁有民主制仍容許生產資本的私有產權，但就不容許這類資本過度集中，強調生產資本（包括人力資本）應分布更廣泛。正如學者奧尼爾（Martin O'Neill）指出，羅爾斯式的資產擁有民主制應同時符合以下三項條件：一是生產資本更平均地由廣泛公民擁有；二是防止資本的優勢能通過跨世代繼承；三是防止資本的優勢蠶食民主政治。羅爾斯傾向否定福利國家，正是基於它無法滿足上述三項條件。
為何資產擁有民主制更能達致「公平即正義」？奧尼爾進一步指出，社會經濟環境若能提供參與的機會，讓人能善用潛能創造美好生活，並能與其他人建立具建設性的社會關係，將構成羅爾斯看重的「自尊的社會基礎」。只有通過適當的經濟組織模式，例如令生產資本的擁有權更平均地分布，才能確保公民對自主性擁有「活生生的觀感」（lively sense of their own agency），並減少由於權力和地位不平等造成的傷害，這正正是福利資本主義無法達到的結果。
在釐清了晚期羅爾斯的觀點之後，再談談我對這些觀點的看法。我相信這些觀點最重要的價值，在於提醒我們不能片面地理解政治制度和政治自由，必須把它放在更廣泛的社會經濟環境看待。假如我們對社會經濟不平等加以輕視，最終它會反過來蠶食政治制度，以至連最基本的政治自由也無法獲得保障。假如我們仍不斷放大「自由原則」，有意無意忽略「差異原則」，到頭來只會自食其果。
無論在民主和非民主的國家，這些現象其實同樣顯而易見。在民主國家，壟斷資本的力量不斷坐大，以至全面操弄民主政治於股掌之上，對西方式議會民主已構成嚴重威脅。相反在非民主國家，威權統治的力量過於膨脹，反過來整治壟斷資本的力量，進一步令威權體制得到鞏固。無論在民主和非民主的國家，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經濟力量相互結合，正構成「金權—威權政治」的尚佳土壤。
其實只要看看我們身處的現實世界，爭取自由民主的呼聲空前高漲，營營役役的生活還不是要繼續？對政權縱使有萬般的義憤和怨恨，明天還不是要乖乖上班去？與此同時，壟斷資本亦不再構成制衡的力量，反而全面地被威權體制吸納，形成滴水不漏的管治同盟。哪怕是面對全面性的管治危機，仍可裝作視而不見，依然故我。過去一年關於「顏色經濟圈」的討論，正是指出了問題的重點，但從認知、共識到長期實踐，仍有多少艱辛漫長的路？
當代「金權—威權政治」有何重要特徵？更會造成什麼影響？有關詳情請閱讀《香港01》周報電子刊全文。
（節錄）
上文節錄自第244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2月14日）《從羅爾斯看帝國主義》，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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