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漢學家傅高義逝世 拋開西方偏見 平實看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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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可說是當今世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除了要靠兩國官員細心經營,民間交往亦必不可少。12月20日以九十高齡在美國麻省逝世的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正是表表者。自1969年出版《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以來,他便與中國結下不解緣,到了晚年,更埋首於研究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中日關係,同時為當下非常惡劣的中美關係積極建言。究竟,這位東亞研究權威的一生可為我們帶來什麼啟示?

傅高義是在機緣巧合下參與中國研究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麥卡錫主義深刻地影響美國政治,政客、學者乃至專業人士只要稍對共產主義表示興趣,便很容易受到攻訐;另一方面,由於當時尚有不少美國人相信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可以反攻大陸,因此不少人認為沒有必要花太大力氣去研究中共。

但隨着麥卡錫主義消退,加上中共逐漸鞏固在大陸的統治,美國學術界意識到要對共產中國進行系統性研究。六十年代初,知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費正清(John K. Fairbank)選拔了當時正在研究日本的傅高義,後者遂於1961至1963年在哈佛大學學習中國語文、歷史、社會和政治。當時為他上中文課的,是語言學家趙元任的女兒趙如蘭。

長期研究日本與當代中國、有美國「中國通」之稱的美籍猶太裔學者傅高義,於2020年12月20日逝世,享壽90歲。(資料圖片/視覺中國)

見證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

像許多漢學家一樣,這位決定研究中國的學者也為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這個名字是我同中國朋友商量後取的……Vogel是德國姓,而在德語裏這個發音很像中國的『傅高』。」又由於英文名字Ezra的第一個字母是E,取其諧音,就選了「義」,「我知道在中文裏,『義』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標準,這正是我想追求的。」

從傅高義的學術生涯來看,他是在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堅守意識形態教條走向「解放思想」的脈絡之下,展開並深化對中國的研究的。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仍然非常封閉,來自「敵國」的傅高義自然沒有條件進入內地做研究,在別無他選之下,他只能來到自由開放的香港,在這裏收集《南方日報》、《廣州日報》等中共廣東省市機關報刊,並且訪問「逃港」內地人,最終出版了《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書,研究中共如何在1949至1968年間瓦解廣州的「舊秩序」,建立「新秩序」,重點探討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地方主義等課題。

許多人都知道傅高義除了是「中國通」,還是「日本通」,其在1979年出版、研究日本官僚制度、企業文化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揭開了日本經濟茁壯成長的秘密,成為歷久不衰的暢銷書。但除了日本,傅高義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中國—「改革開放」為他帶來更多機遇,包括在1987年於廣東省住了七個月,進行實地研究,親身訪問擺脫文革的當地人,彌補了在六十年代只能在香港「隔岸觀內地」的遺憾,最終在1989年出版《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

而在2000年卸下哈佛教職後,他選擇了一個更具挑戰性的課題,以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中國改革家鄧小平入手,參閱大量檔案,並在訪問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美國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等政治家後,寫下一部厚如字典的《鄧小平時代》—在這部巨著中,人們可以看到一位「三上三落」的小個子「摸着石頭過河」,如何站在制高點引領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深刻地改變十多億人民的命運。

傅高義除了是「中國通」,還是「日本通」,其在1979年出版、研究日本官僚制度、企業文化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揭開了日本經濟茁壯成長的秘密,成為歷久不衰的暢銷書。(資料圖片)

以客觀了解取代主觀批評

研究當代中國是不討好的,許多人惑於意識形態歧見,對中國懷有前設立場,一讀到不合脾胃的學術著作就加以批判。傅高義亦坦承自己受到不少質疑,例如在《鄧小平時代》中文版自序中指出,有些外國評論家認為他對鄧小平「太過客氣」,指出他應該對鄧在毛澤東時代的一些作為,以及鎮壓八九民運提出更嚴厲的批評。

傅高義強調,這些議題在書中均有論及,也有寫下批評者批評中國的理由,但他亦指出學者在寫傳記時,有責任努力去了解,並舉出背後的原由。

從這番言論中,人們不難看到一種平實的態度—當代中國的研究者不能把官方說詞當成全部解釋,不能迷信毛澤東和鄧小平,但亦不能隨便接納反共言論。縱使學者本身可能也有某種立場,但只要能夠作出有證據支撐、推論嚴謹的結論,即使結論與主流看法截然不同,學術上也可以接受。

事實上,包括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香港大學前校長王賡武等知名學者皆對《鄧小平時代》讚譽有加。傅高義不是那種隨波逐流的學者,絕非因中國近年的經濟成就而加以讚揚,他早在《共產主義下的廣州》英文版序言中強調,希望盡力拋開自身西方學術偏見,去了解中國本來的面貌—不帶偏見地進行研究,才是學者所需。

傅高義亦坦承自己受到不少質疑,例如在《鄧小平時代》中文版自序中指出,有些外國評論家認為他對鄧小平「太過客氣」。(資料圖片)

在中美博弈升級中呼籲合作

值得留意的是,傅高義對中共近年一些做法也有保留。2018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雙月刊《二十一世紀》發表題為《中美關係:回顧與展望》的文章,指出中共對待國內異見人士和少數民族的手法,以及對外國記者的騷擾,加劇外國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反映他也有自己的原則。但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亦嘗試積極建言,強調在避免國際衝突、維護全球秩序、推動科技進步、維繫國際環境、加深國際間相互理解的領域,中美兩國有前所未見的迫切理由,需要攜手合作。

而在今年12月1日,亦即逝世前不足三星期,傅高義仍在北京香山論壇視頻研討會上呼籲兩國合作,指出拜登當選美國總統給中美關係帶來新機會,兩國應該從高層會晤、專業人士及工作層三個層次推進,以改善關係,又認為美國應該承認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公平地對待中國。

從傅高義超過半世紀的治學歷程和近期的政治言論可見,他從來沒有被意識形態支配腦袋—三十出頭便立志「了解中國本來的面貌」,往後每部著作都令人讚歎原來是可以這樣看中國的。他對人對事可以說沒甚成見,例如包容了不滿他對鄧小平評價的前民運學生領袖王丹,甚至能在這兩年中美關係急速惡化的背景下,拒絕順從美國的反華聲浪,呼籲求同存異。

長期以來,他都是主張中美合作的「擁抱熊貓派」(Panda Hugger),即使在經歷貿易戰、疫情後,仍然始終如一。(資料圖片/路透社)

憂中美衝突引爆三次大戰

傅高義見證了中國從意識形態教條中解放的年代—若無解放,他的中國研究也許不可能在《共產主義下的廣州》出版後繼續深化和拓展,人們也就難以一睹《先行一步》和《鄧小平時代》。但歷史有時是很諷刺的,諷刺之處在於,美國卻在中國「解放思想」的過程中,拋棄自七十年代初尼克遜訪華以來的「接觸政策」(Engagement),人為地走回意識形態對抗的舊路,無論是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和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的「反華演說」,抑或針對中國使領館、企業、留學生等政治操作,都充分反映問題。傅高義在人生最後幾個月憂慮的中美衝突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似乎不再是危言聳聽。

共和黨籍的特朗普曾聲稱中國一直在「強姦」美國,傅高義認為這樣想的民主黨領袖也大有人在,「但也有很多人意識到中國將變得更強大,我們必須學懂與他們合作」,傅高義今年5月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訪問時這樣說。長期以來,他都是主張中美合作的「擁抱熊貓派」(Panda Hugger),即使在經歷貿易戰、疫情後,仍然始終如一。

在許多認定中美必然走向對抗的美國人和香港人眼中,傅高義的觀點或許「天真幼稚」,要美國承認中國對世界的貢獻無異於「縱敵」,而其逝世則標誌着所謂「綏靖政策」的終結。但這些批評究竟有幾多是基於主觀好惡,有幾多是基於客觀了解?傅高義選擇了平實看待中國,以了解代替敵對,這或許是這位90歲老人留給人們的智慧。

上文節錄自第24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2月28日)《知名漢學家傅高義逝世 拋開西方偏見 平實看待中國》。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46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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