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的變與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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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1984年,鄧小平先生已曾經就「一國兩制」變或不變,說過以下的一番話:‬「有人擔心這個政策會不會變,我說不會變。核心的問題,決定的因素,是這個政策對不對。如果不對,就可能變。如果是對的,就變不了…… 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大陸開放一些城市,允許一些外資進入,這是作爲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撰文:林朝暉 梁俊傑 蔡家俊

重溫小平先生的語錄,再回看今日香港,不少港人包括部分建制人士都或許質疑,中央對港政策是否發生變化? 然而,我們認為在回答這個質疑前,我們有必要問:《香港基本法》確立的「一國兩制」政經制度與框架對不對?至於對港政策的變與不變,我們的問題是:回看回歸近廿五載,當前在「一國兩制」下的政經制度是否讓各方滿意?是否能讓香港長期發展,長治久安,居民安居樂業,社會繁榮穩定?

以上種種問題,我們大膽猜測,沒有建制或泛民的從政者、專業人士、一般市民,乃至內地研究港澳的專家學者們,對香港現時的政經狀況和制度感到滿意。我們也相信沒有幾個有識之士敢說,在維持現狀下,香港市民的生活在2047年前會過得更好,「一國兩制」能夠無風無浪,行穩致遠。

圖為中共建國50周年的閱兵式上展示的巨幅鄧小平畫像,改革開放帶給中國巨大的改變。(資料圖片/Getty Images)

對「一國兩制」實踐的三個共識

亂局之下,我們對「一國兩制」怎樣走好要有更深入的思考,或如小平先生所說,我們要了解當下香港「民心」是什麼?我們認為,「一國兩制」當前在香港的實踐凝聚了三個基本共識。

第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是走對的,是適合港澳的。短期來說,看不到香港市民有接受在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然而,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具體呈現方式,乃至香港整個政經結構,有不同程度的不滿意。對港部門、特區政府最愛提及的「沉默大多數」,也沒多少人認為自己過得好。

第二,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在本地立法層面被拖延多年後,由中央出手完成立法。本地民眾不論陣營都會很大程度上認為,‬「一國」的底線已經訂立起來;國家對特區政府、地區性參政組織、公職人員及市民都有新的要求。然而,怎樣確保《國安法》賦予執法機關的權力不會無限擴大,怎樣確保香港市民在《基本法》和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基本權力不受影響,成為市民最大的擔憂之處。有人透過移民投上不信任票,但更多港人不說、不提、不行動,處於觀望。

中央有必要對香港社情作一基本判斷:絕大部份市民不支持「分離主義」,但也不見得絕對支持中央政府過去一年所下的所有決定;最大的民意似是:市民經受不起激進本土派、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任何一方試圖主動打破某種無法宣之於口的政治平衡,破壞「一國兩制」的穩定局面。

‬第三,「一國兩制」下的官民互動依賴《基本法》明文訂定的內容去規範,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及香港本地的官民互動,都要按照這一基礎實行。我們誠然明白,大家對規範的理解或許存在觀點和意見的不一致,但任誰也不能跳出這一基礎;任何對港政策的改革,也只能在這一基礎之上做改動。

近年「一國兩制」爭議不斷。(資料圖片/曾梓洋攝)

「一國」底線與「兩制」空間

基於上述三點對香港「一國兩制」當前實踐的基本共識和判斷,亂局下我們必須思考,怎樣的‬「一國兩制」方能讓市民安居樂業,港人「人心回歸」?我們一直強調,假如為「一國」立底線是上半場,下半場就中央該向港人闡明「兩制」的空間。

我們始終堅信,過分放大外國勢力、或過度諉於教育及傳媒對下一代的影響,只會讓我們看不清2005–2011年間港人對中央政府信任度遠高於特區政府的深層原因:若然說那段時間是因為「惠港政策」見效,倒不如說是港人看到了在「一國兩制」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同樣能享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2012年反國教事件以後,這種「優越性」被各類政治議題掩蓋,對港部門的心思更多地放在中央對香港應有的管治權力。因此,我等認為有以下三點值得中央政府深思及考量,從治港政治哲學及在政經制度上作範式轉移,解決潛藏已久的深層次問題,實在刻不容緩。

第一,「改革政經結構」應是後國安法時代下最大的主旋律。‬中央必須意識到,在現行的政治制度下,特區政府單方面無力解決「建制+工商界」組成的「愛國者管治聯盟」對管治帶來的負面影響。 ‬

回歸前為了確保香港工商界的信心,在特區整個籌備建設、及特區政治制度中都給予工商界不少話語權及權力位置。而資本是發展的重要力量,對政府施政及政策輸出有一定程度影響無可口非,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例子比比皆是。不過,當工商界直接手握「特權」,則會人為地令政策失去應有的公正,脫離群眾利益,影響管治。恕我們直言,香港龐大的資本力量在政治制度上擁有過多的政治權力,多年下來無法發揮推動善治及社會進步的角色;或更準確地說他們只求「維持現狀」,缺少改革和改變誘因。今天,工商界部分人士,從行政會議、特首選委、功能組別議員,乃至諮詢委員會委員,他們享受的政治特權,很大程度上成為特區政府經濟民生政策上拖後腿的主要力量,在權力遊戲下吃盡制度紅利。工商界也不全是鐵板一塊同心同德。個別在制度中獲利豐厚的自然對中央言聽計從、樂於成為輔國治港重要一員;制度紅利中沒份的在大難臨前,自然「跳草裙舞」立場模凌兩可。

更有甚者,個別人士利用私人關係不斷左右及誤導北京對港的決策。工商界已不再是回歸前能充分代表港人的精英代表,相反他們「既得利益者」的負面形象,早已在市民心中落地生根。這種工商建制的治港聯盟,利盡必散、欠缺管治意志,早已無法取信港人。

香港的管治問題,由回歸初年的產業單一,演化成今天的傳統產業前途未卜,新興產業遠遠落後;生活開支的高昂,更已惡化成今天香港貧富差距冠絕全球。再者,君不見特區政府經常用荒唐、站不住腳的理由,拒絕包括如網約車、共享住宿等創科產物來取代由既得利益勢力把持的傳統產業嗎?君不見多少退休高級公務員離職後,出任比自己原職年薪高幾倍的企業高管職位?君不見香港各大財團在去年社會事件中出現迴異反應,又是否可能與集團業務佈局與收入來源比例有關?我們擔心的是,中央政府若然繼續誤判本港經濟民生純是特區政府本地事權,不履行監督責任,將民生、房屋及發展議題置於頭等大事,恐怕層層矛盾只會繼續成為未來各類政治問題背後的乾柴堆,一點即焚。中央政府無辜中箭、不能幸免。當下,缺少了泛民主派在議會鞭撻港府的情況下,純靠唯唯諾諾的工商—建制管治聯盟維繫管治,對香港貧苦基層而言是福是禍,更是不明而喻。

在過去二、三十年吃盡回歸紅利的工商界別,何不在亂局之中回饋香港,逐步在政治退場,明哲保身,為香港的長遠發展力盡綿力。企業二、三代何不帶頭把心力從政治轉移到拓展家族企業的國際業務,善用香港企業的品牌優勢,增加在海外的戰略投資,以另一種方式替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發揮積極影響力,不再緊盯香港的一畝三分地,而是背靠神州,放眼世界。 ‬

作為信奉「唯物主義」的國家執政黨,應早對資本與權力間的苟且了然於胸。回看內地的政經結構,已有不少機制慎防資本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利用反壟斷措施試圖糾正市場機制。對於退休幹部出任商界職位,內地政府更慎之又慎,其實無非想確保官員真心真意在任內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福祉。適當地讓「權」、「金」切割,無疑是對港改革的重要一環,也是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前,必先解決的頭等大事。

土地房屋是青年人「民心回歸」的主戰場

第二,土地房屋將會是未來「民心回歸」的主戰場。換個說法,應當是港人能感受到,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可以長期安居樂業。聽似不難,唯獨幾任特區政府皆無法做到,青年人困於蝸居之下,風雨過後,見到的仍是風雨,始終盼不到「改革」的陽光及希望。

現時香港市民願意在承受著沉重的生活壓力、高昂的房價,和看不見的未來前路下定居香港,大概是出於對這片黃土地同心同根的感情,和《基本法》確立下法治、自由等核心價值和權利。

我們始終認為,中央政府應當重視和關注群眾的獲得感、安全感,中央權力要彰顯在有能力讓每一個香港居民能過上合理及有尊嚴的生活,讓蝸居於幾呎天地的年青人看得到希望。

香港市民現時承受着沉重的生活壓力、高昂的房價,和看不見的未來前路。(資料圖片)

一河之隔的深圳,一海之隔澳門,成為了香港最好的參照物。深圳無疑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計劃經濟最大的成就之一:由邊陲演化成今天集聚全國頂尖高新科技公司最多、人均年齡最年輕的城市;澳門作為特區,依舊保留了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但回歸後國家對澳門在戰略上的一系列部署、安排和規劃,令澳門從回歸前的治安不靖、經濟低靡,一躍成為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區。兩個城市在防疫工作強勢的執行力更是突顯了治理能力上的優越性,當香港仍在忙於處理疫情第四波,兩個城市早已回復正常的生活秩序。

我等同輩人一提到國家怎樣在香港展現足夠的「社會主義優越性」,讓香港市民獲得實在的幸福感,便不約而同打趣有以下不成熟的想法:何不把年年大量流向統戰的資源,改撥予駐港國企,興建人才公寓,並以成本價出售,解決香港青年人的住屋問題。

我們也曾經撰文發表報告,建議參照澳門在珠海橫琴興建「澳門新街坊」,利用港珠澳大橋已連通香港的橫琴的優勢,港府與珠海可在橫琴共同興建人才公寓,並售予港人。 方案無疑是雙贏方案,既擴大了香港發展空間,深化兩地青年在文化、生活上的交流與接觸,同時也讓珠海成為珠海吸引全國英才的根據地。橫琴「香港新街坊」的構想,也許它對於香港的幫助,遠大於只一味推動深圳成為港青宜居、宜業、宜發展的空間。

恕我們直言,這些年大量鼓勵「深港融合」或對標港青的政策,有多少真正落在土生土長的香港青年之上?‬前海夢工場乃至近年招募的港澳籍國家公務員,資源是否都落在持有香港身份證的深圳居民、或是一些早已在內地成長、就學的港人?各類扶助港青的創業孵化器,又是否成為了巧立名目的「二房東」?我們相信此類政策對長期在內地生活的港青,或「雙非」港青有莫大幫助。然而,如果對港部門相信此一類「大灣區」的青年政策已是解決香港青年問題的良方,恐怕不單是杯水車薪,更是沒有對症下藥。 ‬

在對港管治思路上,中央不應避談「普選」的責任,應適時重新掌握對「普選」論述的主動權。(資料圖片)

「普選」是中央自願的承諾及責任

第三,在對港管治思路上,中央不應避談「普選」的責任,應適時重新掌握對「普選」論述的主動權。無可否認,亂局和抗疫當前,現時談普選不合時宜。但是中央和特區政府要扭轉過去認為普選討論是政治大忌的認知,把「普選」的論述高地雙手奉上予泛民主派。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基本事實:《基本法》上的普選承諾是中央政府自願向香港市民作出的莊嚴承諾和憲制責任。不論任何陣營,均有責任讓中央政府保持治理香港的信心,推動循序漸進邁向普選。對於國家而言,這不單是履行當初對港人的承諾,也是國家對治理資本主義社會,理解選舉政治的重要學習場。 ‬

在普選問題上,「愛國者」、建制派始終未能擔起大旗,是中央最大的牽掛之一。回歸初年,立法會選舉改用比例代表制,在制度上製造了一定傾斜,建制派獲得較大的選舉優勢。然而,2019年區議會選舉結果,證明了縱使建制派多年來耗用大量資源,自九一直選確立的「四六比例」了無寸進。就連特首也直言,多年來建制派無法輸出管治人才。

泛民對推動普選也應肩負責任及底線。必須清楚意識到中央對港的承諾並不構成對等於他國的權利,「普選」絕非中國對第三國履行的義務。在國家安全的底線下,泛民要小心處理第三國對香港「普選」問題的過分操心。

對港部門也不應放棄與「普選」相關的深入研究,包括在履行普選的選舉形式、政府體制與選舉制度的一致性、選舉合法性與中央授權、合理規管地區性參政組織與問責等問題上,中央與對港部門應逐步完善理論及制度設計。任何的制度改革,尤其是議會及選舉制度等,更應當考慮怎樣方能構建良好善治及政治生態,以逐步過渡至普選為目標。

長年觀察發現,對港部門幹部及高校的港澳研究學者大多以「法學」學科背景訓練出身,他們常有以「法律」解決「政治」問題的傾向。再者缺少在資本主義社會及選舉政治的生活經驗;有時候為解決目前局面,在避險心態下往往易選取最保守的政策選項,欠缺長遠考慮政治效果,結果令局面陷入惡性循環。因此,部門也應有意識地推動內地高校設立專門學科,培養深入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及選舉政治的知識型人才,方能與現時各法學背景的專家們互補結合,作為高層決策的智囊和顧問提供參考意見;對於國家研判對台、對外工作上也同樣有莫大幫助。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法律僅是社會規範的一種,對人的行為訂出一套強制性的規則進行約束和規範。然而,要促進社會發展及政治生態改善,制度創新比「法律」或來得有效。因此,香港是否合適「普選」的問題已經不在時機,而是我們要承認現時制度不適配,需要中央高層進行具劃時代遠見的制度創新及改革魄力。

「一國」不應只提底線,或只提香港本地要服從的「義務」。(資料圖片)

「一國底線」之餘的「港人國民權利」

總結而言,「一國」不應只提底線,或只提香港本地要服從的「義務」。中央也應該和市民說清楚,「一國」下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一面,也應該體現中央政府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實施具糾錯責任,對港式資本主義制度有自我修正能力及引導作用——讓香港市民真心實意感受到,在「一國兩制」制度下,香港居民可以同時享有兩種制度的好處。‬

正如文章開初,小平先生的發言;在後半段提到,大陸開放一些城市,例如上海允些一些外資進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那麼,今天的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或許也需要具有社會主義的特質或「社會主義優越性」作為補充——可能這是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答案。

林朝暉 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理事

梁俊傑 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副秘書長

蔡家俊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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