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累了】香港的運氣已消耗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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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前,時任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總幹事陳文鴻已發現香港經濟結構暗藏危機,故撰文建言推動結構轉型。到了今年,當政治動盪與新冠肺炎疫情揭開香港最深層的結構矛盾之際,政府卻依然無動於衷。陳文鴻眼見香港走向預言中的失落,在網誌中寫道:「香港的運氣已自我消耗殆盡,今後再不振奮努力,便會變成深圳的一個區。」陳文鴻寄望中央推動香港結構轉型。

年屆七十的陳文鴻一直盡一己之力推動香港經濟變革。他由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在香港多間大學執教,主張香港不能過度崇尚英美經濟體系,必須根據自身情況和區域發展,擺脫過往那種路徑依賴,方能達致範式轉移; 2016年卸下理大教職後,陳文鴻翌年轉戰私立院校珠海學院成立一帶一路研究所,希望為香港經濟轉型開闢新途徑。為什麼他對香港經濟困局念茲在茲?為什麼不能依賴西方經濟體系?我們到底面臨多嚴重的問題?

談制度:自由市場終局非「自由」

「資本主義制度不等於自由市場經濟。」現任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陳文鴻歎道,迷信自由市場的「無形之手」未必能帶來經濟運作的「高效率」,但特區政府卻一直鼓吹「小政府、大市場」、「積極不干預」等自由主義經濟理念。

年屆七十的陳文鴻一直盡一己之力推動香港經濟變革。(資料圖片)

「自由市場經濟的效率一定低!」陳文鴻一語道破政府的盲目崇拜,「市場經濟內的自由流動會發展成為壟斷,壟斷的效率怎麼會高?」他指,所謂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絕不是真正的「自由」,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就算不受政府干預,也會受壟斷財團的干預。如今香港的資本主義正面臨《資本論》中所言的「結構性矛盾」:資本家壟斷生產資料,市民無法獨立生產,其剩餘價值只能被資本家無償佔有。以土地這一生產資料為例,單是恆地、新地及新世界這三大地產商的農地儲備總和便達800公頃,而據政府《2030+》規劃的保守估計,香港長遠只需560公頃公營房屋用地。

政府遲遲不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土地,導致公營房屋供應嚴重短缺。本屆政府上任前許下解決房屋短缺的承諾,過了三年仍未兌現。一般申請者和長者一人申請者的輪候公屋時間更創二十一年來新高,達5.6年和3.3年。陳文鴻批評特區政府非但不打擊地產霸權,還要擬訂政策去幫助財團:「政府提高按揭率、削私樓比例,根本無降低房屋價格。私樓供應不足,價格繼續飆高。」對於今年死而復生的「明日大嶼」計劃,他認為中短期內無法帶來改變:「『明日大嶼』要整整十年!那就是說,這十年之前,地產商可以隨便玩!」

政府預料明日大嶼總成本約6240億元。(資料圖片 / 歐嘉樂攝)

「行業發展到出現壟斷,就已無自由貿易的存在了。」陳文鴻批評道。地產商放租所累積的資本更形成跨行業壟斷,以李氏家族為例,長實、長和集團坐擁多間私人樓宇,且配套自家物業管理和旗下零售商店,集團更參與電力、物流、電訊行業。在「地產霸權」下,無論是住房、工作、生活,市民根本沒有選擇,不過是給不同財團「打工」,談何自由?

「全球奉行資本主義的經濟體,沒有一個像香港這麼『自由放任』。」陳文鴻指出,就算如北歐等發達經濟體,都會存在「政府干預」,因「資本主義制度亦有道德考量,需要政府調控」。他又舉例,如今歐洲、美國、中國內地都在反壟斷,而香港到2015年《競爭條例》才生效,不止落後於時代,規管範圍也只限電訊行業,「解決不了地產壟斷的問題。」

歐盟近年對Google窮追不捨,早前裁定Google違反壟斷法,重罰公司24億歐元,圖為歐盟競爭事務專員維斯特加。(VGC)

談產業:疫情揭示脆弱結構

疫情持續一年,裁員潮、失業潮頻現。政府多次動用公帑試圖「保就業」,卻無力阻遏失業數字繼續上升。疫情揭示的,是香港常年積弱的就業結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受本地土地、人力成本上升影響,香港廠商將工業(第二產業)大批轉移到內地,而資金就留在香港;由於政府維持不干預政策,香港直接轉型為以地產、金融等服務業(第三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金融、地產的蓬勃發展導致就業結構失衡。陳文鴻說:「金融行業產生的就業崗位有限,就算是金融科技也一樣。」據香港統計處數據,2018年,金融服務行業佔本港GDP近兩成,但提供的就業崗位不足7%。同時,失去工業又令社會流動受阻,社會中層空心化。「工業有個重要的作用是提供大量就業崗位,催生中產。」陳文鴻指,失去工業導致中產階層「下流化」,只能從事低端服務業。

在過去一段時間,大批被迫「下流化」的低端服務業從業員受反修例運動和新冠疫情的雙重夾擊,無奈失業。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11月份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行業曾工作失業人數達5.8萬人,整體行業失業率達10.1%。

金融、地產的蓬勃發展導致就業結構失衡。

新加坡亦曾經歷經濟結構轉型,但新加坡政府以產業政策指導經濟。陳文鴻建議香港學習新加坡,比如,新加坡每十年會有一個「十年經濟發展計劃」;期間還會制定兩個「五年計劃」,因應時勢,檢討、更新發展策略。在政府的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之下,新加坡的工業走的是「產業升級」路徑,從勞動密集型升級至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靠提高工業生產力來刺激服務業的供需,推動第三產業發展。就算新加坡的經濟體量已步入發達經濟體多年,工業依然佔其GDP約兩成四(見圖)。

相對合理的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令新加坡能從容面對諸如疫情的「黑天鵝」。新加坡今年第三季失業率為3.6%,比上年同期僅增加1.2個百分點。反觀香港,11月的失業率達6.3%,比上年同期增加2.9個百分點,失業人數已是上年同期的翻倍。

談發展:港已喪失龍頭地位

新加坡保留兩成四工業,更是看到了工業在支持科研創新方面的重要價值。現時新加坡的優勢產業如生物醫藥、電子工業、石化工業全由傳統工業升級而來。反觀香港,失去工業後,國際競爭力亦日漸衰退。「沒有工業就沒有科技發展。」陳文鴻解釋道,現代經濟體的增長是以科技為核心的,而工業是產生知識和科技的地方,「你看DJI(大疆創新)就知,本來是香港出來的東西,卻搬到珠三角去了。」

香港的鄰居深圳更是一個依靠科技帶動經濟「超車」的榜樣。今年是深圳成立特區的第四十年,其GDP由最初的1.1億美元發展到如今的3,915億美元,一舉反超香港。深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得好,中央政府就送出《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作為大禮,賦予深圳「大灣區核心引擎」的地位。面對深圳的急起直追,特區政府不但不反思,特首還輕描淡寫道:「不介意深圳GDP超過香港。」香港人怎麼可能不介意?

深圳的經濟轉型成功成為中國有名的創科中心。根據今年公布的數據,深圳的GDP首度在2018年超越香港。(VCG)

早在2004年,陳文鴻就發現香港的經濟結構存在隱患,並開始力推「結構轉型」—「將既得利益者和本地人才淘汰,重新洗牌。」陳文鴻當時撰寫《結構轉型與香港的產業政策》,以文「敲鐘」,指出政府若保持不干預,現有結構下的既得利益者根本不會自發推動產業轉型。「警鐘」敲了十多年,陳文鴻看透,結構轉型不可能指望特區政府,因政府「太軟弱」,更沒考慮香港的未來:「富商、高官拿着外國護照,根本不當自己是香港人,不考慮香港的發展。」以「抗疫」為例,「整個政府都是離地的,一味以英美思維為主,內地的成功抗疫模式卻不學,抗疫抗到一塌糊塗!」

商界霸道,政府軟弱,那結構轉型還有誰能推動?陳文鴻乾脆地回答:「靠中央政府!」他兩年前接受《香港01》訪問時就預言,香港未來只能「等危機出現,等中央出手」。現時回看,預言已成事實:《港區國安法》出台、立法會議員被DQ、特首北上學寫《施政報告》、抗疫失敗求救於內地衞健委等。記者問他,若推動結構轉型、重分蛋糕帶來社會「陣痛」,怎辦?他反問:「現在香港痛不痛?」

上文刊登於第24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2月28日)《香港的運氣已消耗殆盡》。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46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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