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歐分 中歐合 世界格局重整 香港站在何方？
天下大勢，分分合合。邁向2021年的前夕，世界先後發生了「一分一合」的兩件大事——英國正式脫離歐盟的單一市場和關稅同盟，中國則與歐盟完成《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談判——正好折射出大國博弈當下，「虛妄自大」和「務實共贏」的兩種戰略分野。
世界利益格局即將重整。儘管有部份香港人渴望在「中歐談判」的過程中看到自己的身影，以為「香港問題」足以左右大局；但現實是，歐盟並沒有跌入美國主導的冷戰臼窠，中國也樂意順勢推動第三次對外開放，而香港只能在英國脫歐的鬧劇中看見似曾相識的教訓：同樣無視自身問題，同樣民粹諉過於外，同樣神化民主制度，同樣分不清幻覺和現實。
英國再怎麼迷戀自主，但實際上仍需依存歐盟，遑論要「奪回控制權」，接下來甚至可能迎來蘇格蘭和北愛爾蘭要求獨立的挑戰；而歐盟和美國再怎麼親近，仍需客觀認清當前的危機與轉機，嘗試在中美之間走出獨立自強的第三條路；中國則懶理「圍堵」雜音，堅持踐行多邊主義，致力建構全新發展格局、積極參與制訂未來規則。當世界在變，作為國際都會的香港不可能獨善其身——我們應該怎樣看懂變化之所在，又該怎樣站在天下分合的前沿？
去年《港區國安法》的落實，無疑澆滅了香港人的政治激情，而沒完沒了的新冠肺炎疫情，更令大家回復營營役役，多少有點「充耳不聞天下事」；所以，無論是「英國脫歐」還是「中歐談判」，都沒能引起大多數人的興趣。然而，一個多月前的美國總統大選，隔岸觀火的香港人明明顯得格外「肉緊」，甚至引發誰人更能促成「香港攬炒」的罵戰；而大半年前《港區國安法》剛剛出台不久，外交部長王毅出訪歐洲五國時，也被抗爭派熱烈演繹成「被冷待」，繼而引發「香港問題」可能影響「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的聯想——這樣看來，不少人其實只是「選擇性關心」，即只關心符合「國際戰線」想像的角力，也只習慣以二元對立的簡化思維去理解大國博弈。
殊不知，「英國脫歐」和「中歐談判」這兩件「一分一合」的世界大事，一對香港別具教育意義，另一對香港影響深遠。
「當今世界充滿不確定性，人們對未來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這是整個世界都在思考的問題，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認為，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我們從哪裏來、現在在哪裏、將到哪裏去？」剛剛踏入2021年1月1日，中共黨媒《求是》雜誌便刊出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7年1月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的《共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演講——舊文新發，頗具意味。
此前兩天（即2020年12月30日），習近平剛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德國總理默克爾，以及法國總統馬克龍舉行視像會議，共同宣布如期完成歷時七年的「中歐投資協定」談判。他在會議中強調，「中歐作為全球兩大力量、兩大市場、兩大文明，應該展現擔當，積極作為，做世界和平進步的合作建設者。雙方應該加強對話，增進互信，深化合作，妥處分歧，攜手育新機、開新局」——這或多或少回應了他在《共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開首的叩問，也向世界重申中國將會繼續擴大合作、共同發展的決心。
戳破抗爭派的幻想
儘管《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簡稱「中歐CAI」）的具體細節仍未出台，但國際輿論普遍確認，「七年磨一劍」的它，有望為中歐經濟發展締造歷史性的機遇，亦極可能重新建構國際利益格局。時間倒流至2013年，剛剛走出債務危機的歐盟各國開始意識到與中國合作的重要性，遂於中國展開談判，但多年來雙方均基於各自利益考量而未能積極推動；後來，歐盟經歷與美國談判《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的失敗，又因「響應」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的「對華貿易戰」而收緊審查外資導致損失慘重，直到2019年習近平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先後訪歐，才令談判有突破進展，並突飛猛進地趕及在限期截止前夕完成。
單從經濟利益計算，中歐CAI將會達成標誌性的「雙贏」。對中國來說，可以藉由進入歐盟市場對沖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尤其是通過投資收購等方式極速改善自身的技術短板，同時開拓歐洲能源市場；對歐盟而言，本來就急需開拓新市場，而在疫情衝擊之下，去年11月進口增長比率仍然高達4.5%、總量多達1,926億美元的中國，無疑就是最佳選擇，而歐盟除了在市場准入、公平競爭環境、可持續發展、保障勞工權益四方面取得北京的實質承諾之外，更有望消除其在新能源汽車、雲端計算服務、金融服務和醫療保健等優勢行業的投資壁壘，並且獲保障不會「強制技術轉讓」，也會令國企補貼透明化——可見中國明顯為歐盟打開大門。
有趣的是，就在大半年前，外界普遍並不看好是次談判，當中又以香港的抗爭派尤甚。他們大致認為，儘管歐盟對待中國的態度向來有別於美國，即主張在經濟貿易上可以合作，但相信其在一些普世價值的議題上將會堅持絕不退讓，例如中國人權及香港自治問題；而時值美國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不當導致經濟重挫而提出「中國追責論」，加上《港區國安法》突如其來，引發多個國家質疑香港自治程度受損，中國與歐美關係一度頗為緊張，令形勢變得錯綜複雜。一些抗爭派因而篤信——在美國號召「天下圍中」的旗幟下，向來「親美」的歐盟也會基於對香港的「普世關懷」和「政治道義」而與中國保持距離；直到去年12月2日，歐盟發布《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強調美歐緊密的地緣政治夥伴關係，又重申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價值至關重要等等，更令他們相信「香港問題」有望左右「中歐談判」大局。
歐盟不再唯美是從
結果，中歐還是「一拍即合」。為什麼歐盟最終未如部份港人所願？歸根究柢，除了經濟利益之外，也離不開政治權力的考量——這都是國際博弈的關鍵。最顯然易見的是，儘管歐盟確實有意識形態包袱，儘管美國也在不斷施壓，但在實際的經貿和投資問題上，歐盟的政治精英根本不想跟隨美國步伐，所以沒有沿用冷戰思維處理中歐關係，而當中涉及兩大實事求是的考慮因素。
首先，中國在疫情下的國家治理和經濟表現一枝獨秀，日本經濟研究中心和英國經濟商業研究中心便先後推論，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將於2028年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這無疑突顯歐盟與中國合作的重要，也大大增強歐盟敲定協議的決心。其次，歐盟原本就對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及其遺產感到憂心忡忡，不但因而承受歐盟輸美產品的懲罰性關稅；更因德國拒絕放棄與俄羅斯之間的「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輸送項目而導致參建的歐洲企業遭受美國全面制裁；而歐美之間針對互聯網巨頭的「數字稅」更長期爭論不休，可見兩者之間早已存在難以彌合的分歧甚至對立，歐盟也着實沒有理由「唯美是從」。
更重要的是，相較於歐美以往由民間、經濟到政治的緊密聯繫，今天的歐盟群眾，對美國好感度大大降低，而今天的歐盟領袖，例如馬克龍，也早已主張歐洲應該減少對美國的依賴，甚至就此高呼「戰略自主」的政治口號。適逢中美交手的大背景，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經濟大洗牌，以及英國的正式脫歐和默克爾的即將離任，現正站在新舊時代交接點上的歐盟，也着力籌謀重建自己的經濟、軍事和外交實力，藉此擺脫自「二次大戰」以來對美國馬首是瞻的定位，努力自立成為中美以外的全球地緣政治第三極。
中歐談判香港無角色
儘管「歐洲自主」目前仍然未有明確路徑，但從前述《歐盟－美國應對全球變革新議程》的簽署和中歐CAI的談判來看，歐盟正嘗試在中美之間保持彈性地走出自己的「第三條路」，一方面積極與中國務實合作、抓緊作為中國最大貿易合作夥伴的發展機遇，另一方面繼續鞭策中國的政制與人權發展，但所謂的「香港問題」根本不是議題。
所以，抗爭派無法在「中歐談判」中看到香港的角色，而「中歐談判」最終也無法為「攬炒香港」的虛幻增添任何圖像；與之相反的是，假如香港能夠像歐盟一樣客觀看待發展利益和政治現實，絕對有望在世界巨變的格局當中大有作為。但問題是，如果香港遲遲未能放下本身的傲慢與偏見，甚至像「前宗主國」英國一般自視過高而無法分清錯覺與現實，最終只會被淘汰。
糾纏七十年的「英國脫歐」之爭便是值得香港好好汲取教訓的事例。回望2016年6月24日英國公布「脫歐公投」結果一刻，當「脫歐派」以51.9%的些微差距壓到48.1%的「留歐派」，不少經歷「英殖尾巴」的港人都在社交網站上嗚呼哀號，「慘叫」得就像自己有份參與投票卻輸了選舉一般。往後四年內，英國經歷三任首相、三屆政府，曾就由關稅到人員跨境流動的脫歐協議提出不下十次方案，但談判的截止日期來了又去，幾經折騰才敲定在2020年1月31日脫歐，並設11個月的過渡期；有趣的是，當去年平安夜終於確定最終協議時，港人早就漠不關心了。
興許是「政治使人厭倦」，也許是如夢初醒發現事不關己，如今港人對「英國脫歐」議題已經興趣缺缺；可惜的是，大家似乎並未從中看清英國政客如何無視自身各種問題、如何煽動民粹諉過於外、如何不負責任神化民主等等——與香港近年的政治紛爭似曾相識的問題。
脫歐英國成前車之鑑
和香港一樣，英國向來自視高人一等，早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時任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就提出他的「歐洲夢」，希望通過「歐洲一體化」防止戰爭再度爆發；與此同時，時任法國外長舒曼（Robert Schuman）也建構他的「歐洲夢」，並於1952年與西德、荷蘭、比利時、意大利及盧森堡簽署《巴黎條約》，組成「歐洲煤鋼共同體」，希望藉掌控煤鋼物資保障歐洲和平——問題是，由於英法理念不同，英國一開始就沒有加入這個「煤鋼聯盟」，即沒有積極共築「歐洲夢」。直到1957年，「煤鋼聯盟」再簽訂《羅馬條約》，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開啟成員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和自由旅行，而英國雖有參與談判，亦意識到這個共同體的發展潛力，更有志成為它的中心，但被法國認定其對建設歐洲共同體存在根深柢固的牴觸，故遲至1973年才加入。
不過，自入歐以來，英國內部就對「英歐關係」紛爭不斷，並於1975年舉行首次「脫歐公投」，但當時有過半數人支持「留歐」。爭議源自歐洲本就分分合合的民族基底，在英國國內形成聲勢浩大的「歐洲懷疑主義」，其中一個老生常談的「理據」是，歐盟兩大決策機構，即歐洲理事會和歐盟委員會均非民主選舉產生，而是成員國政府直接任命，這無疑挑戰了英國向來以代議民主自傲的核心價值；更令他們難受的是，英國自以為是歐盟當中的經濟大國，卻必須遵守歐盟法律、歐洲單一市場，以及若干自由貿易協定的約束，變相失去決定自己國家事務的自主權，還不時「讓利」於其他成員國，也難怪英國總是高呼「奪回自主權」。
然而，褪去這一切經過「民主」和「自主」包裝的外衣，令自詡理性務實的英國人真正點燃脫歐之火的，卻是貧富懸殊所導致的民粹聲浪——這從新特蘭及侯城等傳統工業城鎮一面倒支持脫歐便可見端倪。保守黨首相戴卓爾夫人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先後外移英國工業、出售國有資產、瓦解工會勢力，早已令社會底層的工人階級民不聊生；後來遇上2008年金融海嘯，當政的工黨又與保守黨「同質化」，與商界財閥同床共枕，不惜動用巨額儲備救市，令年薪過百萬的銀行家倖免於難，卻要基層工人飽受經濟不景和緊縮政策的雙重打擊，到保守黨繼續上台至今，仍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在這樣的社經背景下，一些右翼領袖趁機把階級矛頭指向位於布魯塞爾的歐盟政權，以及湧入英國謀生的歐盟移民，從而令英國的工人階級由左轉右，導致脫歐呼聲一發不可收拾。
分清現實與錯覺
可笑的是，當脫歐已成定局，令英鎊暴跌至1983年以來的低位，不少英國人才上網搜尋何謂「脫歐」，更希望藉「二次公投」推翻原有結果，而發起是次「政治豪賭」的時任保守黨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更是不負責任地一走了之，公然違反「即使公投脫歐也會繼續領導英國」的承諾。不過，「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留歐派」文翠珊（Theresa May）臨危受命上陣，始終敵不過民粹主義的攻勢，在「軟脫歐」和「硬脫歐」之間左搖右擺，結果脫歐協議三次闖關失敗，最後只能抱憾下台，由她一手拉攏入閣的「脫歐派」領軍人物約翰遜接班。然而，幾經折騰，觀乎這份趕及在聖誕節前出台的終極脫歐協議，英國雖然在外交和經濟政策上擁有更大的自主性，但實質仍在很大程度上依存歐盟關係；而即使英國解決了談判以來爭持不下的英倫海峽漁權問題，但在英歐交易佔最重的服務業卻仍然未有定案；更令英國不安的是，隨時面臨蘇格蘭和北愛爾蘭要求發起獨立公投，即可能迎來一場蠢蠢欲動的分裂風險，也許得不償失。
這難免令人聯想起同樣沐於新自由主義煦光之下的香港。曾幾何時，我們的政客也習慣把香港因為經濟問題惡化而形成的民生困局，包裝成充斥意識形態和二元對立的政治問題，例如指摘陸港交往頻密導致本地資源匱乏，又歸咎於中央政府未曾兌現香港普選承諾，並藉一次次的政治操作煽動市民的「反中」及「排外」情緒，令到本土主義和港獨思潮有了萌芽空間。
然而，當我們不幸捲進一波波的政治風浪，卻始終無法認識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其實源自殖民地時期已經形成的「官商共治」格局，即使回歸後也仍囿於自由放任的經濟教條，同時礙於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所以長期未能秉承公義分配社會資源，導致資本主義日漸腐敗扭曲、經濟結構固化、地產金融獨大、產業發展單一、欠缺新增動力、向上流動停滯、貧富懸殊嚴重，令普羅大眾營營役役、焦慮不安；更不幸的是，當我們見證了同樣深受新自由主義所禍的英國和美國一再錯判自家問題、一味諉過全球化衝擊、一直鼓譟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卻始終未能汲取他們的錯誤教訓，更遑論要透過「財富再分配」和「產業再規劃」，致力推動香港走向「進步資本主義」，令社會底層也能共享公平正義。
「脫歐必將對英國經濟造成損害。這將是一場愚蠢且不必要的分手，但它最大的好處就是幫助英國人分清現實與錯覺。」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日前發表《終結幻想的英國脫歐協議》一文，斷言「脫歐」將永久傷害英國的繁榮和影響力，但「幸而」能令國民終結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例如，「脫歐派」總說，英國拿着「所有的牌」，很易與歐盟達成協議；但事實是，英國由2016年至今不斷讓步，尤其是欠歐盟債務、愛爾蘭邊境及歐盟念茲在茲的「交易環境公平」等問題。又如，他們總把英國和歐盟視為兩個獨立自主而平等的談判對手；但現實是，兩者實力並不對等，英國經濟只佔歐盟經濟不足20%。再如，英國政客總是高呼脫歐可「奪回控制權」；但實際上，英國早已在國防、教育、住房、衞生、地區發展、公共投資及社會福利等方面掌握了很大的控制權，而今後他們將失去在歐盟自由經商、生活、學習、工作的權力，更別說要「奪回控制權」。
把握中國「第三次開放」
如果「脫歐」真的能夠幫助英國分清現實和錯覺，我們也衷心寄望香港經歷了2019年以來的政治動盪，又見證了2020年底發生的「一分一合」兩件大事，理應能夠從中看清「虛妄自大」和「務實共贏」的戰略分野，從而回歸理性，追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步伐。
中國作為「大變局」的締造者，儘管備受傳統歐美政經體系的攻擊和質疑，但相信無礙其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堅持和平崛起的決心。中歐CAI談判完成的消息傳出後，不少分析均指出，該協定將加速中國的改革進程，例如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便撰文形容這將預示「中國的第三次開放」——第一次源自鴉片戰爭之後受西方列強所迫打開國門，第二次則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由中國主動開放，時至今日的第三次，不但是主動開放，而且是涉及很多領域的單邊開放；而是次開放不單是為了令市場更加蓬勃、技術更加升級、國家更加強大，「更重要的是方方面面的話語權和規則問題」，不但會對現存規則進行改革，更會主動參與未來規則的制定。
鄭永年表示，如果說第一次開放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解決了「捱打」的問題，而第二次開放後，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則解決了「捱餓」的問題，那麼第三次開放將會解決「捱罵」的問題，因為當今規則的建立是早年國際競賽的結果，即由歐美等國所主導，而他們近年對中國的最大批評不外乎中國沒有遵守他們確立的規則——但那從來只能反映西方的利益，未能保障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所以中國想促使世界體系更加公平公正。他又提到，「如何結合雙循環來考量規則的競爭意義重大」，通過連接統一國內規則的「內循環」和促成中國規則國際化的「外循環」，將有助中國從「學習規則」走向「制定規則」。
香港必須作出歷史抉擇
當中國在變，香港又怎能獨善其身？可是，多少年來，我們都為了堅守那教條般的「五十年不變」，而忽略甚至抗拒香港在巨大轉型過程中的「應有之變」。其實，無論變與不變，都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特殊地位，而如果香港能冷靜看懂天下變化之所在，就仍然能夠積極把握有利於自己變化的機會，從而保持香港地位的不變。例如，香港本是國際都會，在社會建設、經濟發展、城市管理、人才培訓，以及規則設立等方面向來與國際接軌，今後若能為中國的和平崛起站在改革的前沿，例如成為「進步資本主義」的模範城市、積極發揮中國重塑國際規則的前鋒作用，又何懼被淘汰？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上月中旬發表題為《香港的明天在哪裏》的演講，提到香港面臨內部治理危機、中美博弈升級、疫情巨大衝擊等三重困局，當下必須清楚認識「香港是中國的之一，不是中國的唯一；但中國是香港的唯一，不是香港的之一」這個基本事實，而保持「一國兩制」仍是符合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也只有這樣才能促成完整的民族偉大復興。演辭結尾的肺腑之言，值得港人深省：「在此重大關鍵十字路口，香港何去何從，我們必須做出對歷史、對全體港人、對子孫萬代高度負責的選擇！正確答案是唯一的、十分清楚的，不容含糊，關鍵是果敢、遠見和責任心！」
上文刊登於第247期《香港01》周報（2021年1月4日）《英歐分 中歐合 世界在變 香港如何應變？》。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