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漢．外來者｜意外困城中：被封鎖的是人而非病毒
新冠疫情先在武漢大規模爆發，武漢封城，不但對武漢人，對很多關心這場疫情的外人來說，都是一件大事。在這段特殊的日子裏，不少被封在城裏的人都以寫日記來記錄心情，其中以知名作家方方的同名日記（《武漢日記》，又稱《方方日記》）最受垂注，其實另一本封城日記比前者更早出版。
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時，29歲的社工郭晶剛從廣州移居武漢兩個多月。朋友寥寥，卻意外地被封閉在一個陌生的城市，尚屬「外來者」的郭晶冷靜克制，以日記形式記錄她在封城期間的生活見聞，並彙集成《武漢封城日記》，早在去年3月底已在台灣出版。
郭晶從封城的第一天開始記載。1月23日這天，她在日記裏寫下封城後武漢人開始搶購口罩和生活物資的情景，也記下她的難以置信和擔憂。自此，郭晶每天都會在微博、微信朋友圈發布日記和一些當天拍下的照片，這些照片多是平日生活中隨處可見又易被忽略的事情，比如超市貨架（搶購一空）、街道巷子（空無一人）、小吃門店（大門緊閉）……透着荒誕感，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
日記裏雷打不動「日更」的是郭晶的運動和一日三餐，有時分享出門買菜或散步的見聞。在她的日記下方，很多網友跟她互動，討論「維C泡騰片」（維他命C水溶片）能不能每天吃、如何正確佩戴手套和口罩、奧司他韋（特敏福）怎麼服用等，她能從中獲得一些生活技巧。「很多網友留言說，看到我的日記時，剛好正在做這件事，噢，原來此刻大家的經歷都差不多。 」郭晶說。
在武漢封城期間擔任志願者的陳星旭曾跟我分享他的一次經歷。去年4月8日，武漢解封後，他坐地鐵時突覺嗓子難受，想咳嗽，但又不敢，擔心周圍人異樣的眼光。他強忍住，等地鐵到站下車才咳了出來。後來，他跟朋友們談起這件事，沒想到獲得共鳴，大家都有過類似的經歷。
「這就是公共經驗。」鄭玄說。鄭玄是武漢一所高校的教師，他的研究領域是社會學和傳播理論，武漢封城期間，他獨自一人帶着一歲多的兒子在家生活了三個月。
大規模地製造相似經驗
武漢市長周先旺曾對媒體披露，封城之後武漢有900萬人留在城內。「武漢封城及後來封閉社區，使得城內900萬人經歷的事情大致相同，基本上就是大規模製造相似體驗，這些相近體驗能達成共通，變成公共經驗。」鄭玄是一個很敏感的人，當武漢剛剛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的時候，他早就督促家人佩戴口罩，為此還跟不願戴口罩的家人產生矛盾。政府的封城通告是1月23日凌晨兩三點發布，一向是「夜貓子」的鄭玄那時還沒睡覺，剛好在網上看到這則通告。
突然而至的封城令讓鄭玄難以相信—偌大的武漢，千萬人口的城市，說封就封，日後會發生什麼更難以預料。
首先擺在城內人面前的一條選擇—留下還是離開？鄭玄如此緊張，是因為在疫情爆發前不久，他的父親因為治療癌症剛做手術，身體虛弱，如果感染會更危險。
他分析，在武漢可以為自己和孩子創造一個「全封閉」的狀態，回老家勢必接觸很多人，感染風險大增；留在武漢也有風險，一旦感染，可能面臨的就是嚴重的醫療資源擠兌，連醫院都進不了，而回老家就算感染，醫療資源也相對充足。在二者徘徊之間，鄭玄最終決定與孩子留下來，請哥哥接走父親。
鄭玄後來跟朋友們一起回憶封城時做的決定，大家都覺得那是一個突然、難以預計後果的選擇。有朋友慶幸當時留在武漢，沒到火車站人流密集的地方。「但這是他沒有感染的情況，如果他感染了，後來面對的可能是得不到救治的現實，但那個時候誰知道自己有沒有感染呢？」鄭玄說。
在封城的76天裏，城內的900萬人一起經歷諸多大事件。搶購口罩、李文亮去世、「發哨子的人」、陽台上的歌聲……
「人們宅在家裏，在網上轉發同樣的帖子，抒發同樣的情感，表達同樣的訴求，心生同樣的理解，無形中就創造了一種公共記憶。」鄭玄說。
如今，一年過去了，當時發生的每一件大事，都會在那個特殊時刻給每個武漢人留下特殊的記憶，而身處其中的每個人的記憶，又構成了一場900萬人的公共記憶。
記憶抹不掉卻需要出口
當封城消息到來時，郭晶壓根兒沒想過離開武漢。她沒有出城管道，也擔心地鐵和公共交通工具都停運，可能會「卡」在中間某個地方。所以，郭晶很快就鎮定下來，開始體驗和觀察城內的世界。
作為一位反職場性騷擾、家暴公益組織的負責人，多年的社工經歷讓郭晶對公共社會有自己的觀察視角，在體驗者、觀察者和記錄者之間調整不同角色，盡量把真實感受寫出來。
細讀郭晶的日記會發現裏面大多記錄着平淡的日常，敘述冷靜。郭晶說，這是因為她沒有去醫院這些與病毒抗爭激烈的地方，沒有親眼見到人間慘狀，她亦是一個相對克制的人，「寫日記時沒有刻意去壓制自己的情緒，也不會去誇大自己的情緒。」
郭晶透露，封城首先帶來的是審查。作為一個有心理學背景的內地社會運動人士，她對審查尤為敏感。她說，一方面是自我審查，封城後接着封閉社區，封鎖的不是病毒，其實是人，人被當做管控的主體；另一方面，嚴格的管控讓所有人緊張起來，不自覺地監視和審查別人的生活。「比如，你會發現身邊人特別在意你有沒有戴口罩。 」
除了日常生活的記錄，郭晶也會對一些公共事務發表意見，但她會選擇較為隱晦的表達方式。比如，在一篇寫「道歉」的日記裏，她說父母很少會向孩子道歉，在性騷擾、家暴等事件中，施暴者也很少向被害者道歉，突然筆鋒一轉，寫李文亮是否會得到他的道歉。「我不一定會做那麼直接的評論，但是，會把不同的現象用一種東西串聯起來。」郭晶說，這當然跟審查有關。她發在網上的日記，很多時候都需要把文字製作成圖像發表，因為其中包含敏感詞彙。郭晶的日記迅即獲海外多家媒體報道，去年2月，台灣一家出版社編輯邀她繼續書寫以便集結出版。
疫情何其之大，個人的日記如何承載？當我問郭晶，會否因為自己記錄一場世界級疫情而感到壓力？郭晶坦承，她很清楚自己不能代表所有人。「我只能從我的角度去記錄我所能記錄的事情，但是每個人的記錄都很重要。」郭晶說，一個大事件裏，「我」的視角非常重要，尤其是大的災難中，很多個體的記錄和敘述能夠拼成一個圖像。
她的日記所記錄的是這個城市中一部份人在那個時刻相似的生活和經歷。這些相似經歷背後蘊含的感受很多時候是共通的。「那個時候大多數人都生活在一個狹窄封閉空間內，每天打開手機或電視就會看到新增的確診人數和死亡數字，會形成一種被禁錮的恐懼感，要打破這想法並非易事。 」郭晶說，那時唯有在長江邊散步，寬闊的視野和清涼的江風能稍微緩解她的焦慮。
上文節錄自第248期《香港01》周報（2021年1月11日）《觀察者視角 封城76天，烙下900萬人的公共記憶》系列。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