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漢.觀察者|夾在北京和台北之間 學會了活在當下

撰文:特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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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疫情尚未算尾聲的當下回望,當然可以用一句「病毒偷走了我們所有人的2020年」簡單概括所有發生的事,但過去一年的真正困難之處在於,其實它並沒有被偷走,反而帶來許多實在又沉重的改變。
撰文:賈選凝

隔離.割裂

隔離是切斷傳染病毒的古老手段,割裂是被病毒洗禮過後的現代世界面目。

身份政治的威力苦澀而又不容分辯:對台灣來說,(大)陸人=危險(其實至今為止,台灣疾病管制署仍稱COVID-19為「武漢肺炎」)。在對岸眼裏,大陸全境都是疫區;而在此岸,武漢才是人間地獄。

去年6月中旬,北京「新發地市場」爆發第二波病毒感染,離京需要持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北京人」感同身受了一下年初「武漢人」的待遇,病毒不分身份地域,只要感染,就一視同仁「被歧視」(這一點在去年12月初被感染的成都女生身上再次得到驗證)。「他者」總被想像成是危險的。去年7月下旬,我去了一趟深圳,正值香港第二波疫情,香港朋友告訴我:「聽說過去一段時間從內地輸入兩萬多人,跨境司機都不用申報健康碼。」而到了深圳,深圳朋友則說:「香港現在好可怕,深圳只要有病例,就是香港帶過來的。」

圖為2020年6月16日,一名與北京新發地市場有接觸史的男子接受病毒檢測。(資料圖片/Getty Images)

現實.魔幻

台灣在去年7月下旬開放應屆陸生畢業生入境,8月下旬開放所有境外學位生入境,但我到10月底才回台灣隔離。原因很簡單:不想那麼快回去。時移世易的弔詭在於,曾經渴望的回程變成看不到歸期的遠行,疫苗普及狀況還未可知,回到台灣意味只能待在台灣。九個月過去,北京對我來說已經不是心理意義上的孤島,但台灣卻變成物理意義上的孤島。往日生活被強行割裂之後再重啟的困難之處在於:我已經無法確定大陸與台灣、牆內與牆外的兩重世界,哪個才是我的「現實時空」。疫情帶來的直觀結果是,日常與例外、熟悉與陌生,乃至親與疏的定義都被調轉了。

無論如何,境外媒體詬病的「極端防控手段」在中國境內切斷了病毒傳播路徑,大數據監控與大規模檢測讓人們重拾生活秩序。台灣認為對岸的疫情數字完全不可信,但大陸的後續幾波疫情反覆又確實很快得到控制。非黑即白的評斷標準,在疫後世界顯得尤其無力。

台灣在去年7月下旬開放應屆陸生畢業生入境,8月下旬開放所有境外學位生入境。圖為台灣逢甲夜市。(資料圖片)

記憶.自由

去年6月,我在一篇給陸媒的文章寫道:個體的生命力只有大於時代的安排,才能順利應對封閉與停擺將持續延宕乃至反覆的疫後世界。如今半年過去,我意識到保持那種生命力的方式,其實是重組記憶—選擇性地去強化某些記憶:包括一切讓人生起珍惜之心的人、事、物,而不要被那些令人窒息的偏見、撕裂與慘痛激發認知的偏頗和對世界的恨意。

去年2至3月,我在自己的日記文檔上寫了浩浩蕩蕩近三萬字,但寫完之後,我再也沒有打開過。那段最初的滯留時光裏所有的煎熬,後來形同一片空白,至暗記憶並不會消失,但我與它共存的方式是不再纏鬥。

回到台北,闊別之後的陌生感迅速冰雪消融。(資料圖片)

就像回到台北,闊別之後的陌生感迅速冰雪消融,我選擇了回到這個「現實時空」,不是因為它更美好,而是因為經過了疫情,我更確定人應該及時去做完自己還想做的事。

另外一個改變是學會「生活在此時此地」。過去幾年,我雖然住在台灣,但隔幾個月就會回一次香港,就像很多人希望轉換心情時會去旅行,讓自己暫時抽離當下時空。如今,跨境自由移動成了奢望,從我選擇回到台灣開始就知道,如今一切現實問題都只能「留在原地」一一解決,時空束縛令人失去了物理自由,也不得不更專注沉潛於當下。

做好眼前事,在力所能及的範圍裏關心所愛的人。

(節錄)

賈選凝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關注港台區域研究、比較政治、
政治社會學及文化研究

上文節錄自第248期《香港01》周報(2021年1月11日)《夾在北京和台北中 我學會了「生活在此時此地」》系列。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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