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車優惠2元變3元——為何羅致光只懂計數,不懂公平正義?

撰文:黃舜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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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去年提出將放寬長者二元乘車優惠合資格門檻,從65歲降至60歲,並轉用實名制,計劃預期於2022年首季實行。政策還未實際「落地」,政府已有新說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上周日(17日)在電視節目上表示,票價或會隨通脹加價為「三元優惠」,以減低財政負擔,通脹影響運輸成本固然合理,但此卻暴露政府守財成癡的理財哲學——政府「勞福大腦」羅致光選擇就長者乘車優惠引入檢討機制,在勞碌半生長者的身上「拔毛」,以紓緩財政負擔,這顯然極不合理,亦盡顯局長「離地」,不識民間疾苦。

計劃自去年公布以來,一波三折。先是政府一度「縮沙」,指計劃漏洞百出,擔心被人濫用,加重公共財政負擔。去年10月,有報道引述消息指有行會成員認為措施衍生支出每年逾達百億元,沒有經濟效益;後特首林鄭月娥公開否認有關說法,稱無意擱置計劃。

勞福局局長羅致光表示,長者二元乘車優惠票價或會隨通脹加價為「三元優惠」。(張浩維攝)

及至上周二(12日),當局採納顧問報告建議,以個人八達通的方式向60至64歲長者提供乘車優惠,並逐步拓展至65歲及以上人士,以堵塞濫用漏洞。但另一邊廂,羅致光卻再度搬出「加重公共財政負擔」的說法,稱會設立機制,票價會隨通脹加價成「三元優惠」。

他解釋,由於本港人口老齡化,未來適用人數將會以倍數上升,加上通脹問題,2元只是基價,政府會引入機制檢討補貼方式,每五年檢討一次,增幅需與票價看齊,以減低財政負擔:「檢討後可能要2.2元或者2.5元,甚至增至3元。」局長看似「言之成理」,但不少市民聞言都批評政府「剝削公公婆婆」、「無同理心」、「計到盡」。

「精通數理、忽視人性」

事實上,智商高達160的羅致光,並非首次被人質疑施政時往往只看到冷冰冰的數字,而忽略數字背後活生生的市民。工黨前立法會社福界議員張國柱2018年《香港01》專訪時便指出,羅致光精通數據、了解數目加減,卻忽略「人性」這個基本考量,以為只要制度夠完善,沒有做不到的事。

時間回到2001年,政府開始推行的「整筆撥款津助制度」(Lump Sum Grant,LSG),但在剛推出時便已為人詬病,當時身為立法會社福界議員的羅致光卻投下贊成一票。

相關團體認為制度會令社福機構「只為撥款,不為服務」,由於撥款有限,有些機構壓低底層員工薪金以減省成本,令社福界人手長年嚴重流失。在新計劃推行前,政府沿用的「實報實銷政策」福利服務資助制度,往往被批評規管過於死板,亦不利機構提供服務。而當時為社福界議員的羅致光認為LSG能夠打破死板的規章,一筆過撥款令機構有更大的自由度,以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調配資源。但他沒想到,LSG最終竟然導致原本「好死」的制度變成「好亂」——他自以為建立了一個「自由」的制度,卻忽略了「人性」,又衍生出各機構種種「人治」問題,令非政府社福機構陷於「市場化」困局之中。

「當你太理性的時候,你會忽略某些東西。」張國柱三年半前這樣形容羅致光。如今以林鄭月娥政府任期即將走向尾聲,羅致光早已不再是剛從民主黨「大腦」走入勞工及福利局的「問責新兵」,但他所任內推動的政策和發表的言論,仍處處顯露其「精通數理、忽視人性」的問題。例如2019年初,羅致光出席電台節目為調高申領長者綜援合資格年齡政策解畫時稱,「當大家都120歲時,60歲剛剛是中年」——即被市民批評為「涼薄」。

羅致光為調高申領長者綜援合資格年齡政策解畫時,曾稱「當大家都120歲時,60歲剛剛是中年」。(資料圖片)

而在疫情重創香港經濟、失業率大幅上升期間,他多次呼籲失業人士應該「能屈能伸」、申領綜援;卻多次以新設制度需時、長遠財政負擔沉重為由,拒絕設立失業援助金。

只講理性,不講人性的做事作風更令耗百億元的「保就業計劃」惡評如潮,計劃「只保企業,不保員工」,無法全數惠及僱員,反而成了「人性」的照妖鏡:僱主申領支援,卻要求員工放無薪假,或偽造受僱人數記錄,騙取政府支援。

可以說,不論是長者乘車優惠,還是保就業、失業援助金計劃,政府口說「關懷弱勢」,但種種政策卻與促進公平正義背道而馳。羅致光作為主導「社會二次分配」的決策者,卻未有正視社會種種深層問題,也無法令政策更好「落地」、使人人共享社會繁榮成果。

香港政府推出耗百億元的「保就業計劃」惡評如潮,計劃「只保企業,不保員工」,無法全數惠及僱員。(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只談「民主」 卻欠執政理念

照理說,民主黨出身的羅致光,理應更懂民生民情,但為何今天卻如此忽略民意?

翻查資料,在1990年4月民主黨前身「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成立時,黨內只以追求民主的基本共識,卻沒有統一的執政理念和政策藍圖,只是打着「民主」的旗號組織政治能量,亦未有透過左右意識形態的辯論,摸索出專屬於「港同盟」的從政道路。

1994年,「港同盟」與學者張炳良、學者盧子健、學者陸順甜、律師李植悅等人為代表的「匯點」合併為「民主黨」,擴大政治能量。可是,合併後民主黨,其黨員除了對民生政策的左右立場不一之外,對中港關係、政黨定位、議會路線等議題,立場均南轅北轍。

隨着時間推移,內部陷入派系及路線之爭,黨內的陶君行和羅致光單就一個最低工資的議題,已有相反的看法,前者推崇最低工資的設定,但後者認為後果不堪設想。種種矛盾突顯政黨就社會議題沒有統一的論述觀點,迷失在「民主自由」的空泛口號之中,難以推動社會變革、改善市民生活。這亦引發民主黨數次分裂和「退黨潮」。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民主黨創黨成員,羅致光2017年加入政府時竟被民主黨「退黨」——不是因為政治主張有別,而是為免政府的失政與政黨掛鉤,而這明顯未有意識到加入政府正是實踐理念的重要方式。

打着「民主自由」的口號,卻沒有清晰的管治政策導向,終會隨波逐流。如今的香港民主黨以至大部分泛民主派,在過往數年不斷被勇武及抗爭勢力牽着鼻子走,卻未有正視社會的經濟、民生等深層次矛盾,亦未堅守「大中華」、「和理非」等一直以來信奉的原則,結果走上「政黨政治」的下坡路。如何回歸理性,真正為基層發聲,仍是他們不能迴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