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為本的民族主義

撰文:鄒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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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以研究民族主義和國際關係著稱。他在經典著作《想像的共同體》中力圖論證,民族的概念乃是近代的創造,是社會成員共同建構出來的一種想像。安德森的著作對當代政治和文化研究影響甚鉅,對香港的本土主義思潮亦曾帶來不少啟示。

相對較少人觸及的是,安德森指出,近代民族主義乃起源於「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隨着活版印刷術的發明和傳播,令大量以白話書寫的出版物得以面世,並通過新興市場渠道全面普及。這導致了特定書面語(如拉丁文)的重要性逐漸下降,中世紀的教會和世襲貴族統治備受挑戰,第一波歐洲民族國家遂借印刷語言應運而生,並通過1648年簽訂的條約構成「西發里亞主權體系」(Westphalian sovereignty system)。幾乎在同時,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從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以至美國,借助先進的航運、通訊技術以至「船堅炮利」的優勢,展開五百年可籠統地稱為「全球化」的進程—既不斷吞噬遍布全球的地方族群和傳統文化,亦催生了各地民族主義思潮的發展。跨越地域界限的海洋帝國,以及以地域為本的民族國家,遂構成近現代世界秩序兩條交纏的主軸。

2020年11月11日的波蘭獨立日,極右分子上街宣揚民族主義。(資料圖片/Getty Images)

正如安德森在其晚期著作《全球化的時代: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想像》中指出,十九世紀末,無論是古巴、菲律賓、日本或中國的民族主義革命,皆並非源於當地的民眾,而是來自聚居於巴黎、倫敦、紐約以至香港的知識階層,他們透過信件、電報、報章和書籍等,將各地的民族主義思潮和政治行動串連起來。這亦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全球各地的抗爭運動緊密地結合起來。

百多年過去了,兩條主軸並沒有離我們而去,反而通過全新的科技和政治組合,重新塑造當代的世界秩序。眾所皆知,隨着資訊、通訊科技和互聯網的急速發展,全球經濟、貿易和文化進一步聯繫起來,帶來一個沒有疆界的地球村的新想像。但與此同時,劇烈的國際競爭加上市場波動,卻孕育了各種本土和保護主義思潮的興起。互聯網不但沒有實現世界大同的願望,反而構成了無數互相隔絕的迴音室。右翼民粹彷彿成為當代民族主義的同義詞,並以特朗普作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雖然特朗普時代已經過去,但網絡世界的民粹政治卻方興未艾。在自由民主國家的陣營,傳統政黨政治仍深受社交媒體的衝擊,政治版圖無時無刻不在改寫中。

圖為比利時布魯塞爾,一名高舉反對朱克伯格和Facebook紙牌的示威者。(資料圖片/路透社)

在中央集權體制的國度,網絡同樣成為不可或缺的管治工具,就正如筆者過往曾談及的「健康碼」,甚至有可能成為改寫體制的根本元素。近期有社交媒體由於更改服務條款,令個人私隱被侵犯的問題再被提起,但網絡已鋪天蓋地進據人們的日常生活,要逃離它的束縛又談何容易?

毫無疑問,「網絡操控」並非中央集權體制的專利,它跨越地域的影響力早已無遠弗屆。全文請閱讀《香港01》電子刊全文。

上文節錄自第252期《香港01》周報(2021年2月8日)《科技為本的民族主義》。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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