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科技 · 下】推動產業化 政府竟失蹤?

撰文:郝子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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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述,香港政府對創新的態度不明朗,只挑選可目測成功的企業資助,實在是缺乏「冒險」精神,又如何能鼓勵港人創業創新?除此之外,港府最根本的問題仍在於「無長遠眼界」和迷信「大市場」。殊不知,僅依靠市場驅動,產業鏈永遠無法形成,沒有政府清晰的產業規劃和指引,市場利益的驅動力終究會消耗殆盡。

承接上文:【醫療科技 · 上】疫情痛點成契機 企業卻步步受限?

對此,郝梅鳳是認同的。她表示,人口老化已是全球性問題,醫療負擔逐漸增加,世界各地都在革新,港府並非看不到這點,故需促成跨行業協作—這就需要政府部門與部門之間、局與局之間協作。

行業未來如何 規劃者失蹤

郝梅鳳擔任香港醫療及保健器材行業協會主席首個任期時,將主題定位為講求「協作」的「collaborative future in healthcare」。這是因為她了解到, 醫療器材行業不是一個孤立的領域,器材已數碼化,催化了遠距醫療,也就需要物聯網的支持,甚至還會有AI輔助。她也帶領協會不斷推進跨行業合作,與西藥、生物科技、物聯網、電子科技等商會建立連結。而在新的任期,她將「協作」的主題改為「Co-Create a New Era in Healthcare」,希望在之前的多行業協作基礎上,落實下一步——落地成產品後通往市場。

「即使行業協會、各個商會都在努力,但我們的力量終究微小。」郝梅鳳說。是的,沒有政策層面的規劃,各個持份者都將只會是無頭蒼蠅,儘管各自努力,還是不能為行業闖出未來。「如果大家各自為政,就會走得很慢。我欣賞內地的地方,就是一旦決定要做什麼,政府會用很大力度扶持行業,直至做好這件事。」

她痛惜地說,香港的土壤沒有足夠的營養,去培養產業和相關人才,導致人才逐漸流去國外、深圳、澳門等地。她以中醫藥為例,早在董建華時期被寄予厚望,卻在後續十幾年中幾乎什麼都沒做,結果被積極爭取中醫藥研發的澳門反超前。「數碼化亦是如此,我們沒有很aggressive(進取)的態度。醫療健康算是我們的『老本』,就看怎麼運用了。」她指出。

醫療科技領域牽一髮而動全身,涉及本港的生物科技、醫療、人才等多維度考量,單單依靠疫下或疫後市場去推動,或許會有一筆進賬,在一段期間內也會很鼎盛,但政府不能給出清晰的藍圖及產業鏈規劃,這樣的鼎盛只會是曇花一現,「自生」後也會很快「自滅」。

借灣區機遇 打造認證市場

張皓程認為,在醫療科技領域,香港具備產品落地及「走出去」的優勢。他承認,一些海外醫療科技企業研發製造的歷史久遠很多,故在技術上有優勢。至於本地企業,無論是研發能力還是想法,都並不遜色,且在價位上更有優勢。他表示,在香港或大中華區市場,本地企業應更有信心,因為可以更直接地收到客戶反饋,並及時修改。即使整個復康領域的醫療產品技術或已全球化,但仍需「local strategy」(本土策略),即將產品本地化。總之,香港研發的產品在本地市場會有不可比擬的優勢。

提及「最大的挑戰」,張皓程認為是要逐一取得各個國家地區的認證。「我們拿國外的認證會容易些,但即便如此,各個國家的標準規格不一,若不是只針對單一市場,企業去拿不同的認證是很耗時費力的。」

2020年11月,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印發《粵港澳大灣區藥品醫療器械監管創新發展工作方案》的通知,指出要在2035年前建立完善的粵港澳大灣區藥品醫療器械監管協調機制。之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回應稱香港擁有健全的藥物註冊制度,衞生署亦已推行醫療儀器行政管理制度。她相信,這不僅會吸引本地及跨國企業、生物製藥和醫療科技公司以本港為基地申請新藥註冊,同時也能提升大灣區的醫療服務水平。

本地成立的醫療設備開發商倍靈科技有限公司在傳媒報道中亦曾指出有關認證制度的不便。其負責人表示,由於醫療器材在內地認證需時很長,對初創企業而言會是很大的負擔,負責人建議政府從法規入手,整合兩地的工作流程。

醫療器械在香港的處境十分尷尬。同樣是醫療產品,藥品規定必須在港註冊方可售賣;而醫療器材,上至心臟支架、晶體等植入性的儀器,下至醫用膠布、棉棒,現時都無特定法例規管其製造、進出口及銷售。

(資料圖片 江智騫 / 攝)

郝梅鳳表示,早在十年前,協會就在爭取本港立法規管醫療器材了,這不僅是為保障儀器的使用安全,更是為了香港醫療器材產業鏈中的重要一環—作為中轉站的定位。目前,香港的醫療器材認可的是一些國際標準,如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歐洲合格認證(CE)等。而內地的醫療器材須經過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註冊認證。她認為,科學園的企業除了做研發外,還可以幫助海外企業對接不同的規格及認證標準。也就是說,將來本港的醫療儀器行業藍圖中,除創新產品外,「中轉站」帶來的收益或許也可撐起半邊天。

雖然香港現時沒有特定法例規管醫療器械在本地的供應,但政府一直在籌備相關的法定規管框架。香港醫療及保健器材行業協會曾經遊說香港政府與大灣區溝通兩地相關的法規,以便將來推出的醫療器械法規可以同時應用於內地和香港。如果成事,將可吸引許多對大灣區市場感興趣的海外醫療科技公司在香港設立據點,屆時香港的醫療市場將展現新景象。

郝梅鳳將早已蓬勃發展的香港比作國家的中堅力量—「plan A」,但如今後來者居上,有了「plan B」、「plan C」。她認為,在此情況之下,香港更需把握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即「west to east,east to west」,做「調節器」,透過認證標準的對接,引入海外產品。「之後還可利用香港的金融優勢,促使這些海外企業來港上市……現在這些點全都擺在枱面上,如何點對點連結,是重要的。」

為方便理解,郝梅鳳進一步解釋,香港醫療器材立法不會是完全獨立的、全新的規格,而應是中西融合的版本。海外的醫療器材若想進入內地市場,便需拋開之前的FDA或CE等認證標準,完全「清零」—即從「1」到「0」;之後需在內地重新做臨床試驗,這便是從「0」到「1」的過程。到時,香港的認證標準將會真正成為「調節器」,因能夠融匯、涵蓋中西規格,便可將海外產品重新認證的步驟調節為從「1」至「0.8」;而海外產品進軍內地時則只需經歷「0.8」到「1」的步驟。

除此之外,她亦為產業鏈的規劃提出了另一項建議—根據不同企業需求規劃合適的商業模式。她認為,簡單地將產業中研發等「高端部份」留在香港、「低端」的生產放在內地或東南亞國家,是產業規劃的誤區。她以自己二十年前去英國出差的經歷為例,當時有間公司做驗鈔產品,分為高端線—驗鈔機,在內地進行生產;以及低端線—點鈔機,在當地製造。這是因為英國本地對點鈔機的需求較大,而高端產品驗鈔機的主要市場是博彩業鼎盛的澳門,故將生產線安排在內地最合適。「由此可見,應具備靈活的規劃,既然香港專利(IP)保護方面具備優勢,那就將專利留在香港,其他的,根據實際情況來協調。」

林朗熙也深以為然,他指東興自動化的自動化機械手臂等產品的研發和生產都在上海進行,並解釋背後的「歷史原因」—在他父輩時期,香港並無「自動化」概念,而上海卻有多所教授自動化課程的學校,故可聘請許多自動化設計師。「我們的機械產品,IP是香港的,產地是上海。在香港生產幾乎不可能,成本要翻幾倍。」他說。

自動化時代 開放平台成趨勢

「食環署訂了100部。」在訪問期間,林朗熙接到政府購買機械人Temi的訂單。其公司就是上文提到從以色列引入Temi的本地公司。「他們之前已經買了幾部,也是為了紓緩人手不足,機械人主要用於幫忙消毒有確診(個案)的大廈和院舍。比如一間老人院有一人確診,政府就需派十幾個人去清潔,要是人手不夠,甚至要向消防局借調。」他認為,這100部機械人或需同時作業,可大大緩解對人力的需求。且這款機械人外形小巧,即使抬着它爬樓梯,也不會太吃力。

看來,再頑固不化的思維也會在人手危機到來時被迫邁出一步,運用科技解決問題。林朗熙表示,日後必將進入全自動化時代。只是不知在此趨勢下,港府會有怎樣的計劃和安排?

疫情之下,全面自動化不再只是大勢所趨,更成為了必須。「從我出世起,自動化就開始瘋狂發展了,每年都會穩定擴張。」80後的林朗熙幾乎見證了自動化普及的過程。機械人密度—即每萬名製造業員工所擁有的機械人數量,成為自動化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標,據國際機械人聯合會(IFR)於2019年發布的《全球機械人2019—工業機械人》報告,2018年全球工業機械人出貨42.2萬台,較上年增長6%。IFR預測,2020至2022年,平均每年將增長12%。

林朗熙表示,以其公司產品銷量為例,在疫情期間升了一倍,又如富士康去年2月宣布將部份內地生產線轉為生產口罩後,便需要大批伺服電機(Servomotor)。他分析,國際上的自動化發展逐漸開始以「開放平台」為趨勢。以其公司引入的Temi為例,其實是以「統一模具」製成,只量產,不接受訂製,價格遠較一般機械人便宜。將其引入香港市場後,可根據實際需要在初始版的機械上附加應用程式,並可根據特定需求設計、添加實際功能。林朗熙進一步解釋,若一部機械人不開放平台增減應用程式,將功能固定,銷量便不會很高,且需用高價位來平衡。

「北京生產的一部機械人,是酒店用來運送拖鞋、牙刷等物品的,也會搭乘電梯,售價20萬港元。而有同樣功能的Temi,售價為4.5萬港元,還能再自定義其他功能。」他認為,廠家已無法再幫客戶面面俱到地想到產品功能,像是Apple、Android平台,也發展為自定義模式,讓每個使用者可利用技術平台自行設計個性化功能。他指出:「無人機也有了開放平台的版本,可自行設定如何飛行、如何打開攝錄機,是否增加溫度、濕度感應器等等,很可能對大疆造成威脅,除非大疆的無人機也逐漸開放平台。」

林朗熙認為,對於科創初創企業而言,與其「收埋」自己的技術,不如將技術平台開放,由市場需求來推進產品的研發,即可以一邊開發可開放平台的項目,一邊引進其他開放平台產品,加以創新。他表示,此模式的「靈感」來自以色列:「只有逾800萬人的小國,卻運用了全世界所有人的腦袋幫他們開發產品。以色列將科技作為最核心的競爭力,他們的研發水平遙遙領先世界幾年。這就是戰爭夾縫中小國的生存之道。」

借鑑經驗終覺淺 得知此事要躬行

林朗熙強烈建議港府學習以色列。自1948年獨立以來,以色列長期面對鄰近阿拉伯國家的戰爭威脅,不得不重視軍事實力,力求科技卓越,因而大力推行有關支援和鼓勵私營公司進行產業研究和發展項目的政策。當地政府於1984通過《鼓勵產業研究和發展法》,並據此為大小企業提供資金支援,鼓勵產業研發。從此以後,以色列便形成了以科技為核心、 出口為主、創造就業機會、改善國家收支平衡的產業發展。如今,以色列已成為科技創新的新樞紐,其第二大城市特拉維夫面積約52平方公里,坐擁全國23%的高新科技企業,被譽為第二個「矽谷」。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起,世界知名的科研產業便開始將研發中心設在以色列,如今跨國公司在此投資成立的研發中心已超過350個,當中不乏一些知名科技企業,涵蓋軟件、半導體、電子電機、通訊、生物醫療及金融,這令以色列的人均專利數已達全球第五位。早在2000年,時任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受邀訪問以色列時指出,處於以科技帶動的全球經濟體系,香港須充分利用創新科技增加競爭力。他亦表示,以色列人口與本港相若,但從事科技領域的人數比例,以及用於研究發展的資源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卻在全球遙遙領先。這得益於以色列領導人發展創新科技領域的魄力,以及對整個產業的佈局及規劃。

正如郝梅鳳所言,醫療保健是香港的「老本」,原有很大機會產業化,令香港成為大中華區的醫療中心。但事實上,香港除醫療服務質素仍保持高水平之外,再無其他發展,拿什麼與已向「智慧醫療」進軍的其他地方競爭呢?

新加坡的藥品出口在東南亞名列前茅,是名副其實的「醫療大國」,已有三十多間醫療技術公司在當地建立商業規模的工廠,生產醫療設備,供當地和全球市場使用。此外,世界排名前十位的頂尖醫療技術公司都在新加坡設立了總部,以此為根基擴展亞洲業務。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新加坡就開始主攻生物技術研究,九十年代初,經濟發展局成立生物技術投資風險基金,開展對生物醫藥業的投資。如今,生物醫藥已然成為星洲的戰略產業,並形成醫療製藥相關的三大園區,以涵蓋臨床、研發、生產這個完善的產業鏈。這三個園區分別為以醫院為中心的諾維娜健康城(Health City Novena),以科研為中心的緯壹科技城(One-North),以及以醫藥製造為核心的大士生物醫藥園。

新加坡作為人口小國,本土市場不大,何以能夠吸引國際藥廠紛紛將藥品總部搬到那裏進行研發生產?這要歸功於新加坡領導人的長遠眼光,早早規劃生物醫藥產業,並配套相關的發展政策,終成跨國藥廠全球藥品輸出的重要樞紐。新加坡沒有把眼光局限於國內市場,而是利用自己的國際地位,積極與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極力促進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為產品的外銷鋪路。早期,新加坡的策略是將製造業轉移到鄰近的東南亞國家,但在確定了將生物醫藥作為戰略產業後,生物醫藥類從研發到生產便都在本地進行。

當然,其他地方的經驗是為了「為我所用」,最後還是要根據本港狀況,制訂自己的醫療科技發展藍圖。既然有了契機與痛點,有了他處經驗與方向,港府若還是為「小政府」而「小政府」,將規劃責任推給市場,香港就將再次錯失良機,落後於世界。

上文刊載於第257期《香港01》周報(2021年3月22日)《把握疫下契機 推動醫療科技產業化》。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57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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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疫下契機 推動醫療科技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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