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改制｜如果不是有人執迷不悟 怎需中央親自出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接受《有線電視》訪問，談及2019年反修例風波以來，中央先後兩度出手，親自制定《港區國安法》，又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她通通認為，事件發展至今並不是她個人問題，而是「天時、地利、人和」促成，並反指如果不是有人鼓吹「港獨」、如果不是有人揚言「35+攬炒」、如果不是現屆立法會亂象叢生，相信中央不至於此。特首所言不假，但也絕不公道，因為她只是把所有問題推卸予激進勢力，卻沒有半點反思——如果不是港府無視社會問題、如果不是港府低估港獨風險、如果不是港府傲慢強行修例，港人怎會愈趨激進？

毋須諱言，直到今時今日，假如傳統泛民乃至激進勢力仍然繼續堅持偏見，甚至妄圖利用普選改變香港特區隸屬中央政府的政治現實，那無疑是執迷不悟；同樣，假若特區政府仍然不知「一國兩制」的備受挑戰，當局絕對難辭其咎的話，那也令人失望透頂。當然，我們也不會天真地以為，單憑一個庸碌無為又自我感覺良好的特區政府，就能導致「一國兩制」走樣變形，但作為一區之首，當局責無旁貸。

事實上，香港與中央之間本就存在信任鴻溝，但特區政府自回歸以來，既沒努力做好溝通橋樑，消除各種基於認知落差而造成的誤解和誤會，也沒致力透過積極施政，化解港人基於生活焦慮而產生的怨氣和怒氣——結果，當經濟發展不前導致民生困局愈發突顯，激進勢力自然有機可乘，不斷把香港問題錯誤歸咎中央，並且鼓吹「中港區隔論」，令「本土思潮」脫離「國族認同」肆意滋生，甚至填補了年輕人渴望改變的空虛，但特區政府往往只是「大石砸死蟹」般重複「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部份」和「港獨沒有討論」空間云云，而未能找到一套有效與社會溝通且有力擊破虛幻的方式，無法說之以情、喻之以弊、懼之以法。

《香港01》於2016年3月正式成立之初，香港剛剛經歷了一場觸目驚心的「旺角騷亂」，那時我們已經告誡特區政府，社會撕裂和經濟矛盾仍然存在，必須秉承公平正義推動社會改革，我們也因而並不支持「重鬥爭而輕改革」的時任特首梁振英競逐連任。至2017年特首選舉過後，即使行政和立法關係一度緩和、民主派甚至傳出願意接受「大特赦」以促使「大和解」，我們仍然勸喻以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絕對不能沉醉於片刻的和諧，必須深刻認識新自由主義的放任和原教旨資本主義的扭曲，實事求是地打破經濟壟斷、做好財富再分配，才能令營營役役的香港市民從政治幻想當中清醒過來，不再站在阻礙國家發展的對立面。

可惜，現實總是事與願違。

當我們要求特區政府正視「小政府，大市場」的錯誤，積極發揮政府作用——在「一次分配」中，藉着推動經濟轉型為社會創造更多高端好工，並為廣大打工仔建立更加合理的按勞取酬制度，例如至少70元時薪的最低生活工資、符合理想生活模式的最高工作時限、可以紓緩失業壓力的失業援助保障；在「二次分配」中，積極檢討現行稅制、推動累進稅務改革、夯實社會公共資源，再藉此減輕市民在房屋、醫療、交通、教育及其他民生範疇的負擔，例如免費高等教育、全民退休保障、全民醫療保險等等——但特區政府完全沒有回應。

應該做的不做，也都算了，有時還會一意孤行，偏偏要做最不應該做的事。

當房屋負擔嚴重壓垮港人生活，我們要求政府擺脫既得利益，大膽收回農地、棕地、丁地，重新主導土地發展，並且修正以置業為主的房策錯誤，大量興建出租公屋，切實保障居住權益；然而，特區政府即使搞了一場「土地大辯論」的大龍鳳，最終連「眾望所歸」的粉嶺高球場也不敢全數收回，不但繼續讓商界予取予攜，而且繼續冥頑不靈地堅持「房屋不是簡單商品」，誤導市民以為「置業」等同「安居」甚至等同「致富」，鼓吹市民淪為「樓奴」。

當以維港為核心的經濟中心早已面臨飽和，不但對大量市民造成通勤壓力，而且促使金融和地產持續盤踞一方、壟斷經濟發展、阻礙產業轉型，我們要求政府回購港鐵、減低車費，並在新界打造全新中心商業區，徹底打破居職分離困局，全面釋放產業活力；然而，特區政府卻提出繼續鞏固維港中心的「東大嶼都會」發展計劃，也無意扭轉產業單一的局面。

結果，房屋問題持續惡化，造成「有人無樓住，有樓無人住」的悲歌；維港中心越趨極化、產業轉型長期失敗，整個社會越來越看不到未來。

直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爆發之初，儘管我們認同香港確實有現實需要修訂《逃犯條例》，但我們也早就嚴肅地批評特區政府的態度傲慢、手法粗暴，只願意對商界妥協，卻無視港人對內地司法體系的信心不足，既未能從善如流把修例範疇縮窄至嚴重罪行、考慮設置「港人港審」等等，亦未能保持耐性，向廣大市民做好解說工作；我們也一再警告港府，基於深層次結構矛盾所累積的各種怨氣和焦慮已經沸騰，稍有不慎將對「一國兩制」造成巨大傷害，必須正視市民的不安所在，在絕不接受暴力示威和勇武抗爭的同時，也必須處理警察在執法過程當中備受爭議的問題。可是，特區政府「如入無人之境」，掀起千重巨浪。

事到如今，我們絕對能夠理解，中央實屬「忍無可忍」，才會親自出手。畢竟，即使「反修例風波」不是由外國勢力策動，但也無法否認不少外部力量都在「抽水」，並把香港推進百年未見的中美博弈變局當中，企圖藉香港問題干涉中國內政，着實令中央不得不擔心，「兩制」正在危害「一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再者，眼見向來秉承「愛國愛港」傳統、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的香港市民和泛民主派，突然被極端政客所煽動的反中、仇中情緒指揮腦袋，一再被激進勢力牽着鼻子走，甚至呼籲「外國制裁」、「攬炒香港」，也着實令中央不得不反思，必須摒棄以往那種主張「河水不犯井水」的消極治港方針，積極行使「全面管治權」，才能令「一國兩制」重回正軌。

問題是，令中央「忍無可忍」的，又豈止是囂張的外部勢力、放肆的極端份子、過火的傳統泛民？難道中央就能容忍特區政府的顢頇昏聵、建制集團的渾渾噩噩、既得利益的貪得無厭？

當然不能！

以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親手制定《港區國安法》為例，當時特區政府和建制勢力紛紛拍案叫好，卻未曾反思回歸二十多年以來，尤其是2003年經歷《基本法》第23條立法失敗之後，即使眼見香港存在極大國安漏洞，他們全都囿於民意反對，不但未敢主動承擔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而且未有致力向公眾解說立法工作的天經地義。更離譜的是，即使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7月1日親自主持現屆政府就職典禮、期間訓示問責團隊必須秉持「一寸丹心唯報國」——即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以及立法和司法要員，都要有國家觀念，「在開展政府活動和處理有關問題的過程中，要善於站在國家的高度來觀察和思考問題，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履行自己對國家的責任」，但林鄭月娥仍然懵懂未知立法的重要的迫切，只是一再重複「將會嘗試創造有利立法的社會環境」這套空洞說辭——著實是「為官避事平生恥」，根本無法做到「上下同欲者勝」！

至於是次再有全國人大代表出手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令停滯不前又爭拗多年的政制改革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希望能藉安全系數極高的選舉制度重塑香港政治生態、從而擺脫因為意識形態的二元對立而衍生的「反對政治」困局，特區政府和建制陣營同樣只懂「熱烈歡迎」，卻未有反省其實他們全都有份造成過去的政治渾沌——首先，行政立法的關係緊張和建制泛民的政治撕裂，絕對不是新鮮事宜，而特區政府原本也有權力和責任根據《基本法》提出修改選舉制度，但為何過去多年他們毫無動作？其次，泛民「拉布」的確不利議會進行政策討論，但問題是，不少有利民生的工作之所以無法推進，並非基於泛民阻撓，而是因為建制反對和政府縮沙——試問，反對全數收回粉嶺高球場的是誰？撤回俗稱「一手樓空置稅」的《2019年差餉（修訂）條例草案》的是誰？延後「明日大嶼」前期研究撥款以令法案隨立法會任期完結而告終的又是誰？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新春講話當中，談及四個關於香港未來的「變與不變」，其中之一就是特區政府的施政措施必須要變，即要拿出更加精準有效的政策破解就業、收入、土地、房屋、醫療等深層次矛盾，方能讓每一個香港人的努力都不被辜負；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出席網上研討會為「愛國者治港」定調時，也是重申香港撥亂反正之後，旨在「提升特區治理效能」，確保香港人人安居樂業；主管港澳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早前在全國「兩會」期間會見香港代表，也是多番談及解決香港問題的重要；直到已經全國人大常委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出爐，當中原定選委第三界別的「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界」被改為「基層、勞工、宗教界」，並且新增60席「基層團體」——凡此種種，難道中央對特區政府的偏幫商界、漠視基層的施政不滿仍不明顯嗎？難道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早前發表的「忠誠廢物論」是無的放矢嗎？

平情而論，當香港鬧出軒然大波，我們着實沒有底氣寄望中央會對香港問題不聞不問，甚至妄想中央繼續敷衍以對、笑臉迎人；但我們也相信，大部份香港市民、尤其是曾經迷失的「和理非們」，已經意識到中央底線不容挑釁的現實，甚至希望香港盡快擺脫紛爭回復正常。如今米已成炊，我們亦只能盼望，這個並不完美的選舉方案，可以防止政治人物走向偏鋒，篩走無德無能的「忠誠廢物」，促使議會回歸以整體香港利益為依歸的政策討論——不過，我們也着實不齒特區政府的執迷不悔、知錯不改！

尤其是當林鄭月娥日前接受傳媒專訪，竟把當局對香港近年亂局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認為是「天時、地利、人和」促使，又一連舉出三個「如果不是」——如果不是有人鼓吹「港獨」、如果不是有人揚言「35+攬炒」、如果不是現屆立法會亂象叢生，相信中央不至於此。我們也不得不叩問當局——

如果特區政府早就能夠認清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就是源於新自由主義的放任和資本主義的異化，才會導致政府角色的扭曲、分配機制的失效、既得利益的坐大、經濟結構的固化、貧富懸殊的嚴重、普羅大眾的不安、反中情緒的高漲，從而秉承公平正義、重整分配結構，怎會有人鼓吹港獨？

如果特區政府早就能夠洞悉「行政主導」的原意和設計存在根本矛盾——一方面中央權力和行政機關體現「威權統治」，另一方面立法機關體現「民主政治」，導致直選產生的議員民望和認受程度往往凌駕於行政機關領導人；從而明白一個強勢的、有權威的、高效率的、具有較高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行政機關，必須依靠行政長官運用強大政治能力，才能得到管治同盟的可靠和穩定支持、凝聚跨界別作為堅實基礎、駕馭立法會並且取得社會廣泛民意授權，「35+」又怎會來勢洶洶？

如果特區政府早就能夠知道倘要切實維護「行政主導」的權威，必須積極運用權力堵截任何漏洞，包括嚴格排查未能真誠信服《基本法》的反中亂港份子，以免激進勢力在立法會舞台興風作浪，現屆立法會又怎會亂象叢生？

我們從不懷疑中央銳意促進香港良政善治的決心，但我們非常懷疑一個無法反躬自省、只懂諉過於人的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就像傳統泛民和激進勢力只懂把香港問題推卻中央一樣，變相促成「高度自治收窄」的自我實證。如果林鄭月娥等人仍然無法看清問題、未能對症下藥改善治理能力、提升治理效能，那麼，選舉改革將會毫無意義，中央的良苦用心也會付諸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