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看西方|一場鏡花水月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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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審議《全國人大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改革香港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無論是《港區國安法》的重壓,還是此次大力度改革選舉制度,都基於兩個層面:其一,中央擔憂香港成為美國對抗中國的政治籌碼—近年來,本港反對派多次邀外國,尤其是美國出手制裁香港;其二,香港人心未回歸,是中央一直以來的「心病」。

「全球新秩序中的香港」系列報道四之二

承接上文:香港看世界|當中國可以平視世界 香港怎樣正視全球新秩序

如上文所述,無論是中央對香港的看法,還是港人自己的定位,都是「親西方」。不可否認,作為中西文化的交匯處,香港人自然受不少西方價值文化的薰陶。但相對於西方主導的世界格局下內地乃至亞洲興起的「崇拜西方」的氛圍,香港對西方的情感並不只是推崇,而是全方位認同,甚至將自身也定位為西方世界一員。如此情感從何而來?這究竟是對「外國月亮」的仰望,還是鏡花水月的一廂情願?

不少港人在西方文化的薰陶下長大,很自然會親近以美國為主的西方世界。(資料圖片)

「西方香港」基於英國殖民

作為「50後」,張炳良這代人經歷英殖時期,參與學生運動,接受西方文化薰陶,對西方的價值文化既有認同,也有保留。

他指出,香港有一百多年是以英國殖民地的身份存在,而英國又是西方世界的重要成員,香港人在英國統治下,必然和西方友好,表現為在貿易、文教等領域的發展較嚴重地傾向於歐美國家。也正是在英國的影響下,香港人在心理上很自然地會「親西方」,無論是旅遊、教育、信息來源,還是對時尚的關注,基本上都是由西方驅動的。而國際看香港,自然也是「西方世界的香港」。與此同時,內地在六、七十年代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不太平的事件,經濟嚴重滯後於香港,香港因而盡量避免與內地「走得太近」。

張炳良表示,港人在自身定位方面從來就沒有經驗,無論是政黨還是普通市民,都不清楚香港在比較複雜的全球性政治上應如何定位。回歸前,英國代表了香港;回歸後,不再被英國統治的香港很難繼續使用「香港是西方世界一部份」的概念。但從中央的角度看,香港只能是「中國香港」,而非「西方香港」—當然,香港仍可與西方保持良好關係,但當中有了許多「中國香港」的定位變化,這令許多港人難以接受。

然而,「受西方驅動」的趨勢並不只是發生在香港,全球潮流亦由西方引領。張炳良解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整個世界都是按照西方定義、主導的國際秩序來運行的,如全球的金融制度。即使今天的中國已如此強大,但仍未有主導能力,因為這些秩序是過去一兩百年間逐漸構成的。你看,連大家講的『現代化』、『全球化』等,也都是西方定義的。」

他分析指,即使近年來,亞洲地區在全球化趨勢下有了一定的影響力,也增加了更多話語權,但在外交及地緣政治層面仍有「親西方」表現。美國在西方國家中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最強,甚至制定了許多國際秩序,所以亞洲部份國家會更直接地「親美」。但從這個角度看,「親西方」或「親美」不再只是簡單的「崇洋」,而是緊密的利益聯繫。

張炳良表示,港人在自身定位方面從來就沒有經驗,無論是政黨還是普通市民,都不清楚香港在比較複雜的全球性政治上應如何定位。(資料圖片/高仲明攝)

當「反中親西」成為「DNA」

作為早期的民主派,張炳良表示,美國在全球致力推動自由民主,保衛人權。從七十年代起,美國開始將這些概念作為外交策略。1989年東歐劇變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認為要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走。

對於在香港積極推動選舉民主的泛民主派而言,歐美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價值與自己的理念非常接近。當中部份人士欣賞美國在價值觀上的推動,較「親近」美國,也有一部份人由於參與當時的學生工人運動,在意識形態及思想理論上較傾向「反美」。

1967年,香港的左翼人士發動「六七暴動」。張炳良憶述:「因為我們同情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有保留。當時我們稱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為『美帝』,帝國主義嘛!在國際上,這種意識形態是比較左翼的⋯⋯我們成長於這一代,並成為那個時代的活躍份子,所以對美國有所批判—但這並非簡單的『反美』,而是不盲目地、辯證地看待美國。」

面對1997年的回歸時,出現了「民主回歸派」,他們支持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同時應落實全面民主政制。匯點是首個主張民主回歸的政治團體,認為「1997不是香港的終結」。作為匯點前主席,張炳良表示:「當時我們認為,『九七』不應被視為香港的『大限』,而是一個契機、一個新的機會。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之後,香港應成為非常開放、活躍的地方。然而,這樣想的人只是極少數,反共情結在當時幾乎成為港人的『DNA』—北京也非常清楚,所以才作出了『一國兩制』的特殊安排。」

當親西方、反中國(部份人稱反中共)成為「DNA」,難免會產生先入為主的判斷,並盲目地相信這種判斷。

2020年美國大選之際,英國市場數據分析公司YouGov調查亞太八地和歐洲七國,發現有36%受訪香港人支持特朗普。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者葉健民當時於《明報》撰寫《不談普世價值,怎會有國際關懷?》一文指出,本港有很多抗爭派支持特朗普,是希望特朗普延續反華政策,因社運挫敗,只能寄希望於國際社會支持。而在這個世界上,有特朗普圍堵中國,所以期待中國自新冷戰壓力下調整對港政策,甚至陷入崩潰。這也就是「反華者是反中者的朋友」的邏輯。

1967年,香港的左翼人士發動「六七暴動」。張炳良憶述:「因為我們同情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有保留。」(資料圖片)

把普選當作「安全鑰匙」

亞洲地區對西方的崇拜一直都在,內地也不例外,「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便經常被用來諷刺內地過度崇洋媚外的現象。黃裕舜則表示,在香港,對西方主導的文化及價值的追求,不只停留於「外國的月亮更圓」的層面,甚至可以說到了「外國的月亮是唯一月亮」的程度。

他指出:「我擔心這個現狀。部份港人對國家的仇恨往往來自非常主觀的不信任,由於過去發生的種種,對國家產生非理智的恐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支持特朗普?為什麼這麼多人相信他可以制裁中國?現在的民心甚至有點『歇斯底里』了⋯⋯」

而在內地的愛國狂潮中,「小粉紅」則被視為無腦群體,不僅在內地輿論中掀起熱議與反思,也屢次成為港人諷刺的對象。值得注意的是,當崇尚民主自由的美國頻遭民粹騎劫時,卻鮮有港人批評。特朗普在大選中落敗後,其支持者持械闖入國會山莊,企圖阻止國會議員認證美國大選結果,導致五人死亡。難道港人看不到民粹的可怕?抑或假裝看不見?

特朗普在大選中落敗後,其支持者持械闖入國會山莊,企圖阻止國會議員認證美國大選結果,導致五人死亡。難道港人看不到民粹的可怕?(資料圖片)

黃裕舜指,這並非「是否看得見」的問題,而是大家是否將其看得那麼重要:「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態度和立場經常會很右翼,在社會、經濟層面很保守,會為民粹叫好。你可以看到,在很多網絡討論區中,全都是為特朗普叫好的聲音—打敗精英!」而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人們將對香港本地的政治經濟精英的憎恨投射在美國身上。也就是說,民粹主義在他們的眼中,是與精英主義的對抗。

談起港人對普選的執念,黃裕舜指出,普選之於港人而言,是一把「安全鑰匙」,但若中央對香港完全不信任,有普選又能如何?況且,現實是如今香港的bargaining power(議價能力)是零。而這樣近乎固執的追求並不能只怪罪政客、泛民及媒體。「許多港人願意死心塌地相信普選是『萬能藥』。因為一旦不再相信,取代這個論述的,將會是更加可怕的思維—除普選外,港人看不到其他美好的未來—從失望到絕望, 從絕望到憤怒,從憤怒到毀滅性思維。」他對此表示擔憂。

他進一步解釋自己的憂慮:「是否是2019年的社會運動破壞了香港?其實香港的信心不是被一場社運破壞的,而正是它背後所象徵的—回歸後第一次大規模警民衝突的這個疤痕很難抹去,這也是港人第一次將恐共情緒變成自己的政治論述,甚至期待政權倒台⋯⋯這令我擔心,這些荒謬、不切實際的想法,正是很多年輕人的想法。但這些排中、反中情緒,則是普選也無法解決的。」

有着海外求學經歷的黃裕舜曾撰文稱:「因為鍾愛自己國家而忽略別國的好,是一種傲慢,也是一種不幸。因為對自己國家的不滿,而對別國的低劣行為視而不見,是一種無知,也是一種無能。」他表示,在國外經歷的歧視很多,而這些針對種族的歧視,不會因為「I am from Hong Kong」(我來自香港)而減少。「無論你作出多大努力改變自己以迎合、融入他們,都無法免於不公對待,這就是種族歧視的悲劇。儘管我的英文發音已經練習得很標準,但還是會因為我的亞洲面孔而遭遇歧視。」他無奈地說。

繼續閱讀:香港看國家|如何從抗拒到接納

上文節錄自第261期《香港01》周報(2021年4月19日)《當中國可以平視世界 香港怎樣正視全球新秩序—香港看西方 一場鏡花水月的幻想》。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61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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