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新勢力 · 二｜議員二代、離地富二代：標籤終會被務實撕下
「就當我是80後吧，好嗎？我是1978年出生，其實很近啦！」當被記者稱為「政壇新生代」時，梁宏正笑笑，竭力否認自己的70後身份，並自嘲稱他這代人是「尷尬的一代」—老一輩人覺得他是後生仔，年輕人又覺得他是老人家。他參與青年服務工作已十八年，身兼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經民聯青委會主席及關愛基金副主席等。然而，梁宏正的這些身份卻遠遠不及「梁君彥的兒子」、「離地富二代」這些標籤為人熟知。從初出茅廬到身兼多份公職，有志服務社會的青年工作者梁宏正對這些標籤有着自己的看法—平常心看待，最重要的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承接上文：【治港新勢力．一】新方向HK—— 正在有機生長的「草根力量」
或許因為上述標籤多少帶有負面意味，當提及「政壇新生代」這個名稱時，梁宏正表示，這是自己第一次被貼上正面標籤。生於富裕家庭，父親是立法會議員（現任主席），畢業於世界一流學府後創業經商，這樣的背景與經歷，的確很難將其與「含着金鑰匙」長大的貴公子形象分開。不可避免地，無論他做出怎樣的成績，都會被視為「借父蔭」。
「這些標籤對我而言，究竟是沉重的包袱還是一種激勵？我是平常心看待的。我早就習慣了，這些都無所謂，重要的是，我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服務社會。」梁宏正透露，自己平日很少與父親談論工作，除了世代差異及所處崗位不同而想法不同外，也因為自己感興趣的領域與父親不同。「我現階段的興趣與工作以社會或公共服務為主。這並不是因為受父親影響，儘管大家原則是一致的⋯⋯但我在看問題的時候，會有自己的觀點與角度。」
梁宏正原本只投身於青年工作，但過程中對其他範疇產生了興趣，如加入「關愛基金」。他表示，自己很喜歡這份工作，他認為，當疾病，尤其是罕見病到來時，無論哪個階層、哪個群體，都同樣束手無策。香港作為一個成熟的社會，理應幫助這些病人。
本港商界代表們常被詬病離地，他也不例外，身處工商政黨，加上「富二代」標籤，梁宏正自然也成為了「離地」的一員。相比起對上述標籤的淡然，他明確表示自己不同意「離地」這一說法。他表示，不論是身處商界還是經民聯，自己代表的都是香港社會，而非某一群人：「每天一起床，我就能學到新的事情，對青年、經濟、社會民生了解多些，這令我覺得有趣。在溝通中換位思考，了解不同的人和事——我也不想令自己覺得我是離地的。」
港青需異地體驗 贏得「經驗值」
早前，有不少建制派團體積極促成香港青年北上大灣區其他地方的各項計劃，如經民聯倡設「港青大灣區e通道」，並提出十大建議，青年民建聯在《施政報告》期望當中亦多次提及鼓勵港青到大灣區其他地方工作、置業。但在本港自身的深層次矛盾未解決前，一味將青年「趕往」大灣區其他地方，不僅治標不治本，更會造成本港的人才流失。
梁宏正不止一次鼓勵青年親身感受大灣區。他解釋自己的本意並非要將問題拋給大灣區：「我希望年輕人能多外出走走，內地也好，外國也好，從中得到的生活、工作經驗將受益無窮。」他亦認為香港的年輕人注重自己的價值和未來發展。他以「打機」作比喻，解釋經驗積累的重要性：「就像在遊戲中，你是一個有任務要完成的主角，為達致這個目標需使用不同工具儲經驗值。對於青年，這些經驗值可以來自於香港，也可以是內地或外國，盡可能去豐富，這樣才能在『打大佬』時過關。」
梁宏正分析指，香港的青年具有靈活適應的能力，且更具國際視野—這是因為香港易接收全世界的資訊，在生活上能「知道外國興哪一款波鞋」或使用什麼流行產品，在思維上則擁有較強的創新能力。然而，就「全球視野」而言，他認為在青年的成長過程中，重要的「經驗值」來自於實踐。他解釋道：「年輕人不應困在一個盒中，要開放點。真正工作生活的體驗會比觀光旅遊帶來更廣闊的視野。現在政府提供機會、資助去大灣區（其他地方）工作兩三年，我們當然要鼓勵。可以藉着這樣的體驗機會真正了解內地人是怎麼想的、內地市場是怎樣的。這並非將青年趕走，而是尊重他們的選擇，亦希望他們能夠回來建設香港，畢竟，香港離不開這些年輕人。」
是的，香港離不開年輕人，然而，香港有無能力吸引這些去到天南海北「拿經驗值」的年輕人回來？高企的樓價、狹窄的就業選擇、困難的上游機會，只會令青年難以立足。梁宏正亦對此表示憂慮。他指出，除了要為年輕人創造「走出去」的機會，更重要是在香港建立供青年發展的平台。「香港的市場不大，正因如此，大灣區的設計才顯得尤為重要——是市場覆蓋的拓展。」然而，機會的提供並不只是市場的責任。本港欠缺產業規劃和藍圖，是政府缺乏規劃能力、管治方式僵化的體現。
梁宏正指出，政府應研究發展不同產業，儘管之前有金融、地產，現在開始發展創新科技，但年輕人需要的遠遠不止於此，「創科本身已分門別類，還要結合本身傳統的線下經濟模式——所以現在才要發展『斑馬經濟』，而非只有『獨角獸』。」獨角獸企業是指成立不到十年、估值10億美元以上、但未在股票市場上市的科技創業公司。至於斑馬經濟，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曾在撰文時這樣解釋：既是新經濟，也是舊經濟，既是虛擬經濟，也是實體經濟，即新舊、虛實的結合。
「況且，年輕人現在想要從事的領域亦包括文化、體育，例如現在流行的『耳朵經濟』等。也有很多人不喜歡朝九晚五的工作，想要創業，或做自由工作者⋯⋯」他指出，「我的意思是，十八年前的年輕人更希望進入穩定且高福利的大公司；現在的年輕人有了愈來愈多的想法，而香港作為一個成熟的國際級都會，理應為他們提供不同的圓夢平台。」
深化細化青年服務 盼更多發聲渠道
無論是全國青聯，還是黨內的青年工作，梁宏正都認為，青年在改變，社會在改變，青年工作的方式亦應變化。他比較傾向採用細化、深化的方式去耕耘。
自2016年起，由北京國際民間交流促進會與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主辦的「京港青少年科技創新交流營」吸引了眾多來自香港及北京、榮獲各類科創大賽獎項的青少年科技精英參加。梁宏正有份參與計劃的設計與溝通工作。「若想增進兩地青年良好溝通和了解，只帶他們去看萬里長城是不會達到理想效果的。而是要取他們所長、所好去展開活動。」根據他多年的工作經驗，此計劃最終選擇了「小型而深入的方式」——以創科為主題，從北京、香港各選出30名對此領域感興趣的中學生。
在連續四、五日的同吃同住中，兩地學生被混合分組，合作完成各種課題，如環保屋、腦波控制四驅小車、仿真機械人等。梁宏正憶述：「大家的生活學習背景不同，粵語與北京腔亦產生語言差異，但這並不重要，因為他們有着共同語言——對創科的熱情，這樣的共同興趣令他們在合作過程中毫無障礙。」透過觀察，他亦發現了兩地青年的不同，如北京的學生更注重理論，香港學生則更注重實踐，這也代表了兩地文化背景的差異。然而，共同的目標與興趣會化差異為特色，優勢互補。
類似的這些經歷，更加堅定了梁宏正「深化、細化」青年服務工作的想法，他也希望有更多機會能令青年議題得到關注、重視。「選舉制度改革後，全國青聯成為第五界別的選民之一，簡單來講，我們希望有更多年輕人能參與到選委會工作之中。當有了這樣的機會，我們當然是開心的。」
在政府公布《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後，選舉委員會新增了由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組成的第五界別，共佔110席，這些席位會由全國青聯、全國婦聯、全國工商聯、全國僑聯與中華海外聯誼會瓜分。第五界別亦被稱為「國家隊」，對此「新標籤」，梁宏正似乎既不抗拒，又不完全認同。他指出，全國青聯共有1,375人，當中港區成員為101人。這些成員來自本港不同階層，有着不同背景，如商業、基層服務、社會服務人士等，具備青年工作經驗的積累沉澱。
「我們的成員對本港的青年發展有着深入了解，故可與香港、內地溝通香港青年的實況；同時，我們亦是愛國愛港人士， 對國家的情況掌握得較好，希望能扮演橋樑的角色。希望能將青年的聲音帶入選委會，以期候選人能更關注青年議題。」梁宏正說。他直言無論是經民聯還是全國青聯，都希望能有更多年輕人的聲音，以及讓有能之士進入議會。對於他本人是否有意出戰立法會選舉，梁宏正表示，現在思考這個問題還太早，暫時未有考慮。
對於自己以後「政途」的規劃，梁宏正十分「佛系」：隨緣就好。對他而言，從政與否區別不大，只是達致理想的一個路徑。他坦言，從政、進議會都是較好路徑，但不等於實現了理想：「比如說，我們經民聯現在有八位議員，他們都會有一直想做、仍未做到的事。若有這份心，無論在什麼位置都能朝着目標前進，若沒有，進了議會又能怎樣呢？」
那麼，他所認為的理想或目標究竟是什麼？「無論做什麼都好，我的目標都是令社會變得更美好⋯⋯」他停了幾秒鐘，像被自己逗笑了一般，「是不是聽起來很理想化？但我真的是這麼想的。」他的眼神變得堅定。聊到這裏，似乎誰也想不起那些所謂的「標籤」了。
上文刊登於第265期《香港01》周報（2021年5月17日）《議員二代、富二代、離地：標籤終會被務實撕下》。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