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化．二】這樣的社會 只有「不生不養」才是正常
疫情下，香港的老齡化和少子化問題更為嚴重，預期將在2034年進入「超老齡化」社會，到2069年，老年撫養比率或會增加到2：1或接近1：1。而要減緩香港人口老化趨勢，無論是透過增加勞動人口還是增加生育率，政府無疑都需要一個全面的人口政策。然而，政府為何對鼓勵生育這個能夠從根源上解決人口老化問題的措施「視若無睹」？亦未有推出更多干預性的措施來緩解老齡化趨勢和少子化問題？
人口老化系列四之二
承接上文：【人口老化．一】「少干預」人口政策 「少子化」後患無窮
「因噎廢食」拒推鼓勵生育政策
我們不難從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於2017年3月29日書面答覆立法會議員葛珮帆的提問中看到端倪。張建宗表示，由於這些因素主要涉及個人選擇、生活模式的取捨等，督導委員會認為單憑政府政策難以根本性扭轉低生育率的趨勢，而由於生兒育女是重要的家庭決定，政府過分干預未必恰當。
這無疑是將問題歸咎於市民的個人選擇和生活模式，以為政府「難以根本性扭轉低生育率的趨勢」就「因噎廢食」，不推出鼓勵生育政策。同鈺瑩形容政府在鼓勵生育政策上的立場好像很「自由」，「基本上依賴家庭自身，給你充分的自由，你想生就生，你想結婚就結婚，我不通過政策去引導你結婚或者生孩子。」
但事實上，低生育的「個人選擇」與不適合生育的社會、經濟環境不無關係；而政府的政策又影響着社會、經濟環境的好壞，倒過來影響人口的去或留，以及市民的結婚和生育意願。這正好顯示政府的思維盲區，以「少干預」的移民措施搭配適應性的人口政策，「小修小補」香港的人口結構問題；以「自由」之名規避調整人口政策所產生的公共利益和市場利益之間的矛盾。「只要經濟能夠持續發展，政府似乎不太關注需要結婚或者生育的人們面臨的困難。」同鈺瑩無奈稱。
的而且確，過去香港收入遠高於內地，對內地人來說，移民香港確實有一定的吸引力，但隨着內地工資不斷提高，各個城市都以不同的優惠政策和生活補貼「搶人」，此消彼長之下，香港的吸引力隨之下降。
問題的關鍵還在於，香港即使有足夠的吸引力能吸引內地或海外人口前來，但作為一個生活成本極高的城市，香港憑什麼能夠吸引他們在這裏紮根，甚或生兒育女？也許在他們眼中，香港只是一個「跳板」，最終還是會選擇回到內地或國外生活。
雖然未有確實數字能反映出外來人口的留港意願，但按政府「其他香港居民淨移入/淨移出」的統計數字，即計算常住及流動人口的每年移出數字，當中包括僑民、外來工作人士及外地學生等，近年只有2015年及2018年兩年呈淨移入，其餘皆為淨移出（見表一），足以抵銷逾半單程證的移入人數。
或許以常住及流動人口的移出數據來論證香港的吸引力有些以偏概全，但如果我們將目光放在淨遷移與出生數字之間的關係，則會發現縱使香港的整體人口年年上升（去年除外），但本地生育數字只有輕微變化—換言之，縱使香港能夠吸引外來人口，但要令他們紮根於此，甚或在這裏成家立室、生兒育女，仍有一定的困難。
陳夢妮直言，假如政府一味追求經濟增長，卻忽視了居住者生活素質，只會把人「趕走」，「若生活在這裏的人生活素質不高、生活得不快樂，只會有更多人選擇離開香港，移民國外。」而從上述的數據來看，相關的移民政策的確無法持續地緩解香港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如此「一環套一環」，問題最終又落在到底香港適不適合生育之上。
假不可控之名無視核心問題
香港高昂的房價、教學和養育成本抑制着個人的生育意願，從數據看來，不但生育率，連帶着結婚率也在屢創新低（見表二）。陳夢妮分析指，隨着社會、經濟發展，「單身很好」、「一個人也不錯」這種文化觀念會抑制港人的結婚和生育意願。但除了觀念性因素之外，育兒的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都導致了當下的生育率如此之低。「現時香港男少女多的人口結構，從比例上令很多香港女性難以找到匹配的配偶，但即使找到，他們是不是可以真的成為戀人或結為夫婦？還得看他們有沒有時間談戀愛。」
根據瑞銀集團2018年《價格與收入》研究報告，香港打工仔平均每周工作時間高達52小時，即平均一年工作時間達2,172小時，在全球77個城市中排行第一。但無奈的是，政府自2010至2011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承諾研究規管最高工時至今，十年過去了，標準工時仍未見蹤影。
雖然2013年勞、資、政府三方成立了標準工時委員會，但長期未能達成共識，勞方代表甚至在2016年退出委員會。同年，委員會在欠缺勞方代表的情況下向政府提交《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建議政府以「合約工時」規管工時問題，但該方案只規定僱主和僱員在合約中標明雙方協議的工時及超時工作補償，包括超時工資或補假，即只要勞資雙方你情我願，不合理的長工時亦屬「合法」。
與此同時，「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生一個小孩要四百萬」等說法在社會廣泛流傳，時刻提醒市民生育孩子所帶來的沉重代價。工作不穩、收入不高、精神壓力大，亦沒有足夠的居住空間容納新生兒，市民自然不願結婚、亦不願生育。陳夢妮認為，這個因素其實可以避免，「只要令年輕人有更好的工作環境、更穩定的工作、更高的收入，他們對自己經濟能力的預期便會提高，結婚和生育率自然也有所提高。」
在經濟成本、時間和文化觀念層層壓力之下，政府不但未有積極推出更多干預性的政策鼓勵生育。更沒有為事業發展順遂的職業女性或忙於餬口的「雙職家庭」提供足夠的幼兒照顧和教育服務作配套，為他們掃平障礙，從而敢於規劃生育。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本港結婚的壯齡女性（25至54歲）於2018年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為79.4%，假如她們育有0至14歲子女，勞動人口參與率將跌至56.6%。由此可見，優質的幼兒照顧和教育服務能夠釋放更多壯齡女性參與勞動。
幼兒教育服務不可思議
然而，同鈺瑩直言，「香港政府在幫助家庭照料兒童方面所做的事情非常有限。」雖然政府於2007年推出學券計劃，又於2017/18學年推出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支援入讀非營利幼稚園的學生，但並未補貼私立幼稚園的學費。另外，香港幼稚園基本上以半日制為主，她直言這種學制既不利於白天忙於生計的雙職家庭，又不利於幼童的學習，「這個在其他國家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半天對家長和孩子能做什麼？」
正如同鈺瑩所言，據立法會文件的數據，2018/19學年政府資助下的半日制幼稚園（上學時間為3至3.5小時）有511間，能提供103,157個學額；對比之下，政府資助下的全日制（7.5小時）和長全日制（10小時以下）幼稚園只有364和246間，分別只有26,291和23,865個學額。
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蔡蘇淑賢指出，現時香港長全日制的學額嚴重不足，全日制學額亦不足以支援普遍長工時的雙職家庭；女性為了平衡家庭和生計，要不轉做兼職，要不安排外傭或祖父母照顧幼兒。相比起長全日學制下的職業幼兒教師，外傭或祖父母未必受過良好教育，也不一定懂得照顧和教育幼兒，她質疑，「他們能否滿足現時小朋友所需的刺激（stimulation）？」
長全日制學額不足，半、全日制學校每逢假日、學校假期、惡劣天氣都會停課，不利雙職家長安排上班時間，往往一個電話就需趕回學校，在家庭和工作間來回奔波。同鈺瑩坦言，教育局動不動就宣布放假，根本没考慮雙職父母的需要，「我認識很多媽媽，一聽到放假，社交媒體上就一片哀號。」
「政府基本是依賴家庭和市場解決幼兒照料問題，以為只要不出安全事故就沒有任何事情。至於各種照料困難，家長得想辦法自己解決。」同鈺瑩無奈地說：「這樣會給父母造成很大挫敗感。」
可以想像，在現行的人口政策和教育制度下，特別是現時經濟、文化環境所形成的重重壓力，都在抑制家庭的生育意願，彷彿在說只有「不生不養」才是正常。因此，政府不可因噎廢食，比起以「自由」為名、只採取「少干預」措施，規避調整人口政策所產生的公共利益和市場利益之間的矛盾，任由人口持續老化，更應考慮推出一個全面而有效的干預性和適應性人口政策，以減緩人口老化和少子化問題，有效提高出生率。
上文節錄自第265期《香港01》周報（2021年5月17日）《「少干預」人口政策 「少子化」後患無窮》。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