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新勢力．四｜泛民低潮期： 蓄力調整還是「自然流失」？
「我知道了，這篇報道的標題一定是『重壓之下，泛民有無出路』，對嗎？」還未開始訪問，黃裕舜便模仿「深度報道style」擬下了標題，引得眾人哄笑。大笑過後，大家隨即沉默。李煒林、葉梓傑小聲反問記者：「那你覺得，泛民還有出路嗎？」
5月21日，將區議員納入宣誓的《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刊憲及生效，6月上旬將舉行宣誓儀式。宣誓引發了泛民區議員的離職、退黨潮。如公民黨，自3月起至今，共有12名成員退黨，四名區議員辭任，當中，有兩名成員同時退黨及辭任區議員工作。由公民黨變動引發的「滅黨論」興起——這亦是泛民的縮影。《港區國安法》及選舉制度改革，大大挫傷了泛民政黨在議會、選委會中的地位。然而，在此低潮時，泛民政黨是應「聽天由命」，令成員一個個「自然流失」，還是蓄力調整，以期日後一鳴驚人？改革派青年黃裕舜、民主黨觀塘區議會議員葉梓傑，以及前公民黨員、觀塘區區議會議員李煒林就此進行對談。
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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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國安法》下，47名組織或參與2020年民主派初選的泛民人士被檢控，身陷囹圄，而他們多為政黨的骨幹核心人物，各泛民政黨內不免慌亂。新出台的選舉制度改革，令日後泛民主派在立法會的席位大幅縮水。分區直選議席從35個減至20個，剔除五個區議會（第二）界別議席——「超級區議會」議席，加入40席選委會直選議席。
「雙議席單票制」下，小型政黨或政治素人難以通過直選方式進入立法會，而泛民即使能夠成功入閘，亦難再成為「關鍵少數」。選委會經過改革後，規模、權力大增，然而，往往由泛民佔優勢的法律、教育等專業界別選委，改為團體提名，這意味着「民主300+」成為歷史。
「泛民」與「忠誠」水火不容？
事實上，中央並非想要「圍剿」泛民，更不會希望立法會變成「一言堂」。然而，之於泛民而言，劇烈的變動無疑令其陷入低谷。在這樣的政治大環境中，泛民究竟還有無出路，出路在何方？這不僅成為黨內的迷茫，更引得不少政壇前輩為之擔憂。
曾任民主黨創黨副主席的張炳良在「灼見名家」分析指，泛民今後將難以透過選委會進入立法會，只能靠既有的功能界別和地區選舉贏得議席，而即使能夠躋身議會，失去了「關鍵少數」作用的泛民，其議員提出的議案獲得通過的機率也很小。
身兼港區人大代表的建制派召集人廖長江亦曾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在「愛國者治港」的要求下，「反對派」若要進入議會，唯一的途徑是派新人上場，並重整思維，走向忠誠反對派的道路。是的，藉此機會進行黨內改革，推選優秀年輕一代，是任何黨派在「新陳代謝」中應做之事。但對於泛民而言，當中關鍵並不在此，而在「忠誠」。這一系列的轉變，都是中央在對泛民的「忠誠度」提出要求。然而，泛民與「忠誠度」是否真的水火不容？
黃裕舜率先作出分析指，其他兩位受訪者都是區議員，定深知做區的初心與不易，但在中央政府看來，一些區議員是在「搞破壞」，並將其視為對政權的挑戰，這證明了二者間根本缺乏信任。他問道：「我明白雙方的盲點和難處。但同時，在如何看待國家安全、宣誓等大原則和政治議題上，你們會如何嘗試回答？」
葉梓傑表示，身為民主黨一員，自己一向支持香港回歸，從不支持港獨，更不曾想過推翻國家主權。他相信，這亦是中央釐定的「底線」，而自己要做的，是做好區議員的本職工作。
李煒林亦稱，自己的立場一向清晰—承認「hard facts」（客觀事實）及政治現實。「例如，香港的主權是中國的，中國由中央政府話事，這都是不需爭辯的。我之所以會從政，也是認為香港人可以治理好香港—相信對於中央來講，他們也並不希望經常親自『出手』。」誠然，中央不會樂見港人無法擔當治港之任，所以不斷提出對治港者的要求，當中，「忠誠」無疑是首要門檻。
黃裕舜認為，無論是所謂的「忠誠廢物」還是「忠誠反對派」，二者的前提皆為「忠誠」二字。大局之下，中央其實很在意忠誠度，甚至是忠誠度行先——這指的是在大體的框架中，泛民會作何態度，會否堅守國家立場。
「簡單來講，在打仗時，中央需要你堅守國家立場，才能賦權你加入香港的管治（架構）。總是會聽到泛民要站穩底線，不屈不撓不讓步，我是理解的。但近兩年發生的事，似乎印證了這並非切合政治現實的實踐方式。而在繼續觸碰紅線與淪為橡皮圖章之間，是否存在空間，空間有多大？」他拋出問題。
葉梓傑回應道：「我不知道你是如何釐定忠誠二字，但如果我參加了特區的選舉，贏得了居民的信任與支持，成為政府與市民之間溝通的橋樑，改善了地區的民生，這是否『忠誠』？這可以說是一種『貢獻』—即使在地區工作的層面，這個貢獻並非多麼了不起。」
他續稱，服務地區時始終面臨掣肘，在很多議題上，政府是無意溝通的。例如在區內起樓，他曾收集居民的意見，邀請政府官員參加會議，但最終只會收到簡單的書面回覆。他指出：「沒有面對面的溝通，何談有效發展？我倒是覺得，民意與政府的有效連結，才是治港前提。而管治好香港，不僅需要泛民區議員自證政治取態，更是要看所有持份者是否有心做事。」
對此，李煒林表示認可：「忠誠是否靠口講呢？就好像一些建制的KOL，不斷傳達政府的政策有多好，不斷要求北京出手解決問題，這樣是否忠誠的表現？像我們這樣，扎扎實實做好地區，幫政府聯絡到居民，又是否忠誠？雖然我們有時也不認同政府的一些政策決定，但還是樂於充當民意與政府的橋樑，樂於見到政府部門落區，幫助解決當區問題，增添一些社區內的設施。」
溝通空間需由政府帶領開拓
泛民與忠誠絕非水火不容，但當內部出現激進派後，傳統溫和泛民亦出現偏航。偏離的航線，令泛民今後出路被一步步縮窄。黃裕舜直言，如今的政治現實就是泛民老中青三代的集體迷茫，有人「坐監」，有人退出政黨。「我無意怪責泛民，但實事求是地講，泛民要生存下去，除了希望北京『網開一面』外，還可做出什麼？遊說當權者給予空間，幫自己開闢新路？」他問道。
話音未落，便受到李煒林反駁。他並不認為機會是靠「賦予」而來：「北京如何給我們機會？能給多少空間？我覺得，從政路上的機會，都是人走出來的，而不能認為權力只能靠賦予。政治是什麼？是大家一起協商資源如何分配，是如何做出更好的決策。所以，這是各個陣營及黨派都需去爭取、都應去做的事。」
在葉梓傑看來，現在的政治現實令很多人不安，而在社會氛圍緊繃時，所謂的「出路」，其實就是紓緩社會緊張氣氛，而這並非只是民主派應去思考的問題。
黃裕舜接着說：「剛剛William（李煒林）講，機會把握在自己手中。其實泛民在過往的兩年中，某程度上一直在『順應民意』——這是好聽些的講法，但同時，亦是因為網絡的民意，泛民喪失了政黨應有的自主權。從總辭、公投，到發出激烈言論，這些做法是否真的能夠做到紓緩社會氛圍，為自己尋求出路？依順抗爭路線，儘管講得很動聽，很有誠意，但這真的能夠爭取到落實民生改革嗎？」
面對如此直接犀利的發問，兩位泛民新秀頓時失聲，沉默了許久。正當記者試圖打破僵局時，一直低頭盯着桌面的葉梓傑突然說：「似乎，大家目前並未找到坐下溝通的空間……無論是一個政黨，還是所有市民，在面對新環境時，都會面臨如何適應的問題，而在適應期間，便需要冷靜下來，溝通各方。儘管目前好像不太會出現溝通的曙光，但我始終期待它發生。」
李煒林長舒一口氣，好像要將心中鬱結統統傾倒出來一般。「無可否認，過往兩年在香港發生的事，無論在哪個陣營都會存在情緒。這種情緒蔓延到社會，發生了香港有史以來如此嚴重的極化、撕裂。然而，香港是行政主導，有些事是需要香港政府帶頭去做的。為了留出空間與溝通的契機，需要做什麼？我認為，這是當權者應去思考的。」同時，他承認在兩邊陣營各有自己的「雙重標準」，然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要求則獲得社會各界的認同。他嚴正指出：「作為行使權力的人，出現雙重標準，會更加引發社會不滿。」
聽罷，黃裕舜既惋惜又無奈地說：「你們兩位的聲音，在泛民陣營中是獨特的，獨特的原因並非指很少有人這樣認為，而是很少有人願意在公開場合表達出來。」當被「順應民意」沖昏頭，當連環的壓力撲面而來，思考成了難得的品質。中央既無意將泛民「清零」，泛民自己便須作出改變，力爭發聲空間，這才是「對得起選民」的表現。
葉梓傑相信，還是有許多人願意溝通的，但問題是無此契機，若當權者擔起責任，打開溝通之門，定會得到眾人的響應，一起化解香港的危機。而李煒林則認為，歷經如此重大的改變，無論建制還是泛民，都會摸不着頭腦，這時便須退一步，問問自己「從政的初心」。
「問問自己，自身、社區、社會整體利益、理念等，你覺得哪一個比較重要？這幾個月見到的辭任、退黨等事件，不論什麼決定，我都會報以尊重。因為這都是大家在詢問了自己從政初心，選取了較重要一項後的選擇。至於我，我是為了麗港城，是為了香港整個社會的發展，令港人未來的前途變得更好。這就是我站出來的原因。」李煒林表示。
留下就是「跪低投誠」？
化身「忠誠反對派」並非不可能，新生力量的出場也已在籌備，看來，泛民不會任自己「自生自滅」，「黨內地震」只是個人權衡後的選擇，他們亦會在不同崗位推動政治民主。
兩位地區出身的青年認為，都說建制地區服務好，但其實，泛民亦逐漸紮根地區，踏踏實實服務居民，只是這樣的成果還未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可。而選擇繼續服務地區，除了是自己的從政志向外，亦是因為地區事務是難得的直接接觸民意的平台，亦是目前本港最易達成妥協、共識的單位。
李煒林指出，透過以往幾年的地區工作經驗，他感受到，地區事務無分派別與政見，大家有着共同的利益與目標，可以團結在一起。「我服務的麗港城，其實就是香港的縮影—人多，意見也多。但真的討論地區議題時，大家是不會區分陣營的，」他憶述，「我記得自己剛落區時，幾位auntie都會過來說，『你啊，好眉好貌，入錯黨啊，我不喜歡公民黨，我不會支持你的，你們不懂做區的！』但最後，她們把票投給了我。因為我在幾年間，用心研究如何服務大家的要求，明白街坊需要怎樣的透明度。也有街坊來問我，會不會不做了，我說不會的。只要在我打電話給政府部門時，他們會聽從我的建議，會出席會議，我就會做下去。」
然而，在許多泛民區議員耕耘地區時，亦有聲音指，泛民受到排擠仍不斷「妥協」，繼續在政府架構中工作，足以視為「背叛民主」。黃裕舜扮演這些比較激進的聲音，對兩位泛民青年拋出拷問：「不要再說你做什麼實事，你選擇跟規矩玩，不就是投誠？不就是跪嗎？我們有那麼多『手足』犧牲、坐監、逃難，你們還要跪？」接着，他立即「抽身」，「變回」自己，問道：「面對這樣的市民、網民、朋友，你們會用怎樣的理論，告訴他們『you are wrong』？」
李煒林相信，任何觀點都是重要的，故他不會說這樣的聲音是錯的。他指出：「因為對市民而言，他們認定你是那個可以聆聽他們的聲音，並將其意見反應上去的人。沒錯，我們之前經歷了很多事，這都是不能磨滅，也不能否認的。到現在，若我們不堅持去代表民眾，反映他們的意見，就會變成真的『一言堂』。」
但他同時也表示，自己會參加宣誓，因為在他看來，從政是為了服務街坊，令社區、香港更好：「只要我還有影響力，可以代表到居民的聲音，我都會接着做下去，遵從自己的初心，我也會很開心。」
葉梓傑指出，自己本身就樂於服務地區，在反修例運動前，自己的社區工作多為改善工作，而在社會運動後，居民對政治事件的關注度的確增加許多。作為「小小的從政者」，他自知無力改變大氣候，只願當權者能夠有所行動，令社會降溫。
「區議員的角色，就是將政府的決策轉達給街坊，將居民意見上報給政府，只有我們做好橋樑工作，日後政府的政策才能夠得到多些人支持。所以我完全不同意，繼續在此架構下工作就是跪低。區議會選舉是最直接的選舉，本身就是民意的反映，而在此工作中，可令不同持份者達到妥協，形成共識，這就是我們的初心。」他指出。
地區服務固然重要，然而，對於政黨而言，若只是專注做地區，而不參選立法會，「政黨」的意涵是否會發生徹底的轉變？
提及政黨，李煒林似乎有些尷尬：「問我嗎？但我沒有政黨了啊！」日前，他在社交媒體平台發文宣布退出公民黨。「但我自己是這樣看的，作為一個政黨是應該參加選舉的。否則與民間壓力團體便無分別了。區議員的影響力太小了，你見過局長嗎？」他望向葉梓傑，兩人想了幾秒鐘，同時搖搖頭，「司長亦是很少見到，但立法會會議中，局長、司長都會出席。這就是不同之處。在這個制度中『玩』，就要為你代表的市民爭取最好的福利及發聲平台。所以，作為政黨，一定要參選，不然為了什麼聚在一起？要能展示自己的代表性，在制度中的聯繫，以及做事的能力。」
葉梓傑直言，其實現在整個民主黨內部也在進行相關討論，但他個人認為，不論時局怎樣變化，再艱難也要堅持下去。
黃裕舜拋下自己的「主持」身份，亦有感而發：「站在客觀角度，我認為，在這個時候，有意願參選的人真的不多。制度希望他們參與遊戲的同時，亦應為他們留一條生路。」
在黃裕舜看來，香港面臨深層次問題，改革迫在眉睫。但改革的持份者與推動者不應由政治黨派和顏色所分化，香港的民主派中，有着許多「骨子裏是中國人」，同時又真心想為香港做點什麼的人士，但在政治風波中，他們卻未必有太多發聲空間。他表示：「泛民不僅代表着關鍵的民意及大多數民意，同時也是另一類的建制聲音—在體制中發揮自己的功能，聯繫政府與居民。最後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去定留？」
葉梓傑認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本就應該色彩繽紛，香港的機遇是源源不絕的，作為香港人，無論如何變化，他都選擇留下來，希望能夠令居民、整個社會的生活變得更好。李煒林表示，儘管身邊不斷有街坊離開香港，但自己會留下，為香港出一分力。
他認為，最能夠體現香港特色的，其實是一杯港式飲品「鴛鴦」—這正是香港的寫照，有人飲奶茶，有人飲咖啡，也有人飲由二者混合而成的鴛鴦。「香港本身就是多元社會，大家無論如何都是溝通得到的，香港亦是可以走下去的。」他指出。
黃裕舜總結稱，香港人要一起守護這個地方，無論大氣候如何，都要堅持做對的事，政治中，不可能不得罪人，也不可能取悅所有人，否則就是政棍，而非政治家。
選舉制度改革完成了，但對於政壇新秀而言，他們的政途才剛開始。「危」與「機」通常相伴而生，動盪之下醞釀變革。低谷往往才更能令人清醒，催生新思維。泛民是否能夠浴火重生，重新帶給香港驚喜，就看其能否沉得住氣，度過並利用好低潮期。
上文刊登於第267期《香港01》周報（2021年5月31日）《泛民低潮期： 蓄力調整還是「自然流失」？》。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