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回歸後香港社會騷動演變　探討管治去向

最近是反修例騷亂多個「兩周年」紀念。兩年前沸騰的街頭已歸於平靜，但香港仍然暗流湧動。正如哲學家黑格爾所說：「歷史是一堆灰燼，但灰燼深處有餘溫。」在疫情及政治風波雙重夾擊下，香港政治經濟矛盾的基本面沒有改變，階級問題更持續惡化。儘管社會表面已大致平靜，但港人民心依然騷動。國人常說治未病、防患未然，在這承平時刻，是時候居安思危，拆解根本性矛盾，防範社會運動死灰復燃，捲土重來。

在應對社會不穩的難題當前，我們必須思考這些問題的來龍去脈。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及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多番談話中皆提及，香港重中之重乃是化解住屋問題，讓港人得以在一個有尊嚴的環境下生活，找到往上流的渠道及方法。此外，也有個別聲音表示，香港民怨的來源乃是出於身份認同問題，是港人對中央的抗拒，以及以自身身份與國家和內地同胞作區分的態度。筆者認為，無論是身份政治還是文化代溝，過去十年香港冒起的極端本土思維，其根源並不能與社經和資源問題切割。透過以下的尋根究柢，我們嘗試論證此結論，從而釐清如何透過化解社經矛盾，同時處理身份認同及價值觀衝突衍生的問題。

香港過去十年的反政府及反中央的社會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漸漸興起的左翼本土運動思潮。當年美國發生金融海嘯，爆發「佔領華爾街運動」，抗議少數資本家及金融精英壟斷全球絕大部份財富。香港當年也燃燒起第一次的「佔領中環」運動，許多青年佔據滙豐銀行總行，抗議當時政府「官商勾結」、進行利益輸送。政府和地產商的關係千絲萬縷，普羅百姓深感權貴菁英拒絕聆聽他們的聲音，更令房屋問題惡化，使青年對管治者失去信心。

與此同時，香港保育團體日漸壯大，2006、2007年發生保衛舊中環天星碼頭、保衛皇后碼頭事件。這些運動的領頭人雖然往往強調捍衛 「香港共同回憶」，但採用的手法及內部組織論述，卻鮮明地將意欲發展這些地標的「發展商」描繪成扼殺傳統文化遺產的罪魁禍首，當時所針對的「頭號敵人」，不外乎香港的紅頂商人。

到了2009年，反資本主義及反「再發展主義」這兩股力量，匯流成「反高鐵」、「保衛菜園村」運動。當中最教人印象深刻的是多名示威者進行了兩次的「五區苦行」，第一次圍繞立法會進行了三日兩夜；第二次為期四日三夜，示威者手持象徵種子的白米於五個立法會選區行動，在街上每行26步下跪一次，為期四日三夜。苦行成果不彰，卻換來大眾對香港貧富懸殊及官商勾結的關注。

雖然上述運動都以失敗告終，但已顯示香港社會，尤其是基層及貧苦大眾積壓着大量不滿。與此同時，標榜左翼、師法「北歐模式」的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也在這個階段蓬勃壯大，一度在立法會佔據三席，劍指地產霸權，自我標榜為爭取提升社會福利。2011年「五區公投」運動裏，更出現了一股新思潮，當時的大專學生開始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學聯派出「大專2012」的團隊參加五區公投，認真參與選舉。及後相關成員畢業，更有不少加入社民連。左翼的價值觀在年輕人的圈子萌芽，也為2010年代初的學運提供道德及理論基礎。

從左翼走至右翼　乃政治鬥爭結果

2012年是歷史轉軌的一年。當年有兩件大事，第一，8月份香港「啟豐二號」14名保釣人士順利登上釣魚台，揮舞五星紅旗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乃是自1996年以來最為成功的保釣運動，彷彿能看見香港人的中國心。但保釣一行七個香港人都是中、老年人，除了船長楊匡當年約45歲，其餘香港人都已年屆六十，隱約可見民族意識的傳承已然出現危機。保釣議題、國家曾蒙受劫難、香港曾遭受殖民——這些令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學生們（「國粹派」）熱血沸騰的因素，在2010年代初不復當年之勇，淪為日益凋零的一股迷思。

與此同時，香港爆發「反國教運動」，這是2003年「反廿三條」以後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反國教運動不單是針對立場偏頗的教材，還希望將「國民教育科」廢除，徹底否定「國民教育」的需要。透過龐大的情感號召及洗腦式的「抗爭輿論」，運動最終實現訴求，令「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擱置，也埋下了港人在官方教育系統下，對國家及國情的嚴重不理解。這個認知真空，不只為妖魔化國家的人提供了彈藥，更間接論證「港人不需要了解國家」的謬誤。

運動裏強調「反洗腦」，但潛台詞當然是抗拒中國人身份認同，不希望把對國家的身份認同傳給下一代。在此前提下，加上當時個別政客對香港受自由行、房屋被內地資金炒賣等社會問題的刻意渲染，一股排斥內地同胞的本土主義急速崛起、抬頭，並有取代及改變香港社運模式之勢。

及後，原本骨子裏左翼的香港社會運動意識形態急劇右轉，由強調階級矛盾，變成以族群鬥爭為主軸。社民連的旗幟人物「教主」黃毓民也莫名其妙地由北歐模式擁護者，忽然搖身一變成了自我定義的「極右民粹主義者」，帶頭主張族群鬥爭，閃爍其詞地支持「香港城邦論」，與陳雲、「熱血公民」的黃洋達等人匯集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必須強調一點，所謂的中港「種族」區別，很明顯在生物學及基因學層面上並不成立。所謂血統上的區分，只不過是個別投機份子嘗試煽動港人排斥及反對「異己」的伎倆，但在極度渴望對中港關係有「另類想像」的青年人眼中，卻成為金科定律，從而為港人與內地之間的衝突定性。

直到2014年佔中失敗告終，書生論政，崇尚所謂的自由民主價值的「佔中三子」黯然收場，大台被「後起之秀」徹底拆毀。當時「佔中三子」除了戴耀廷仍堅持搞選舉，為民主派提供「配票」及政治策略支援，其餘二人不再積極過問政治。學聯被肢解，有意影響及參加政局的學民思潮逐漸演變成「自決派」的香港眾志等「傘後組織」。在一連串激烈的派系鬥爭之中，左翼人士被批鬥為「左膠」，或是被扣上「投共」等「惡名」。再加上社交媒體崛起，平台上的眾說紛紜令社會運動領袖以為網民民意便是一切。種種因素交織下，更是徹底確立了左翼主義敗退，右翼反中思潮的鬥爭勝利。主張族群鬥爭的一翼完全搶奪社會運動的領導權，繼而發動2016年的旺角騷亂，以及前年的反修例風暴。

同時，2015年政改方案被否決以後，泛民的核心定位及任務變得模糊，反觀主張「激進本土」的議員在2016年選舉皆有進帳。雖然舊有的激進勢力（包括黃毓民）在選舉因內訌及內鬥而有所減退，但整體本土陣營在體制中的進帳頗為可觀，讓他們在2016年選舉後的立法會，風頭一時無兩（當然，因宣誓而被取消資格，這乃是後話）。

由此可見，過去十年，香港社會運動由左翼主導變成右翼奪權，過程只有兩、三年。成也青年，敗也青年。左翼崛起，與當時的年輕社運人士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時至今天，當年盛極一時的朱凱迪、陳巧文、林輝、陳景輝，這些名字當中，除了第一位以外，又有多少年輕人會認識？反觀2012年始冒起的黃之鋒、岑敖暉等人，除了在國際舞台上「能言善辯」，與美國及西方諸國建立複雜的裙帶關係，更是在號召及動員新生代方面別有心得。正是這種時代更替，令香港社會運動邁向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種族身份主義方向。

撇開表象與迷思　仍離不開社經矛盾

對於反修例運動的迷思及錯誤，我們已多番探討，在此不再詳述。踏入2020年，尤其是《港區國安法》訂立後，反修例運動日漸消散。參與運動的「領軍人物」或已入獄，或自行逃亡，整體運動呈現潰敗形勢。《港區國安法》下，支持本土及港獨運動已成明日黃花。香港揮別街頭堵路的日子一年多，但就如漢代賈誼曾在《治安策》說：「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須知道，社會運動固然表面平息，但積壓的不滿仍然存在，身份認同及對國家的反感和恐懼仍然盤踞在不少港人的心中。如政府所說，孤狼式、化整為零的襲擊事件絕對有可能發生。

恐襲對於社會多數人來說難以接受，但實際上，以階級矛盾為主軸的深層次社會問題對管治構成更大威脅。在政客的渲染伎倆下，社經問題被演繹成論證族群及身份政治鬥爭的話語基礎，然而事實上，過去三四十年香港社會基本的矛盾因素一直以來都沒有改變，社會運動從左翼轉化為右翼的過程似乎渾然天成，但歸根究柢，香港問題的核心不變：普遍港人缺乏機會、缺乏資源去自我實踐。這些民怨在政客的「適度培養」下，自然衍生出偏激而反社會的思想。

如今在國家出手下，「港獨」消亡，任何涉及所謂的「族群」鬥爭、反國家的分裂活動在《港區國安法》下沒有出路。但從電影《濁水漂流》、《麥路人》普遍的受歡迎程度，不難發現香港潛在的階級矛盾仍然是關鍵的火藥庫，若未加注意、處理，香港社會運動只會死灰復燃，東山再起，並以階級鬥爭為基礎，從而再蔓延及燃燒至中央與港人的關係之上。階級矛盾造就了兩代政客對中港關係的挑撥離間，如今政治勢力已經敗退，但核心問題仍未解決，中央也多次苦口婆心地敦促特區政府認真處理問題，惜後者似乎仍未「覺醒」。

香港2016年堅尼系數達到0.539，五年後的今年，相信只會更嚴重，也許接近0.6。香港已是一個流動的火藥庫，若不及時拆除，後患無窮。香港的股市、樓價繼續創新高之際，另一邊則是貧無立錐之地。隨着香港樓價過去十五年漲了四倍，土地供應嚴重不足，香港無地可依的露宿者人數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峰。根據社會福利署（社署）數據，香港露宿者人數由2011年的511人增至2018年的1,127人。在疫情下，社署統計，2021年的露宿者更達到1,500人，持續突破新高；截至2018年，露宿者中以長期露宿者佔比最多，露宿超過五年的有57%，超過十年的則有22%，這意味他們已形成社區，尤其在深水埗一帶非常集中。

同時，香港樓宇老化嚴重，2016年已有約9%的單位所在的樓宇超過五十年樓齡，更有不少人住在劏房。香港劏房人口有25萬，多半居住環境極度惡劣，空間狹窄、衞生條件惡劣，樓宇失修、火災風險系數極高。疫情以來，香港失業率高企，達到6.4%，就業問題嚴重。2019年後，相當多企業在政見立場基礎上，拒絕聘請「黃絲」大學生。各家本地大學，尤其是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的畢業生在歧視及排斥下找不到出路，對社會產生極大怨氣。這些問題，皆需要管治者具備對階級矛盾的認知，才能順應化解。

「大亂」後「大治」　須將問題擺回原位

自古以來，處理階級矛盾的方式，不外乎兩大手法，一是增加社會福利，彌補財富一次分配的問題；其次則是想辦法增加社會流動性。就前者來說，明顯任何社會福利，都及不上解決住房問題重要。香港本身稅率低，但高樓價卻變相是「超級地租」，成為政府庫房近半收入來源，即使有幸上車，也負債纍纍。

其次，則是增加社會流動性。這裏可從兩方面去談，其一，政府可以提供的創業機會，在港英政府年代，每個政府興建的公共屋邨例必有熟食中心、街市供低下階層獲得創業機會，政府以廉宜租金批給創業者，同時屋苑裏有着足夠人口基數，只要勤奮努力，不難做個小老闆，若他們辛勞工作，累積相當資產，也是常事。在回歸後，尤其是董建華年代領匯（現稱領展）上市，使屋邨商場中產化，中小企業被淘汰，換來的都是大財團。及後政府停建公屋，或在夾縫中建公屋，雖然後者有一定成效，但這些政策皆忽略推動經濟流動的因素，不明白必須讓低下階層創業、實現階級流動，才能真正確保香港普遍人口可以脫貧。無論是發展本土手工藝產業，還是鼓勵中學及大專畢業生在政府培訓及支援下創業，這些政策皆是確保香港能重塑基層邁向中產的康莊大道。若忽略了這一點，遠不能應對流動性問題的核心。

其二，增加社會流動性的另一條件就是思考長遠的「人口政策」、「產業政策」，兩個政策是一體兩面，決不應該割裂看待。港英年代，香港經濟急速增長，在於抓住兩個歷史機遇，一是韓戰期間香港喪失轉口港地位，被迫轉型，使香港成為工業中心；其次則是中國改革開放，香港工業北移，往金融服務、專業服務轉型。兩次經濟轉型當然也少不了大量人才輸入，前者得益於內地來的大量勞動力及上海資本家的技術、人才；後者則得益於香港吸引世界各地的金融、專業服務人才，讓香港真正轉型為國際都會。

未來香港的產業機遇在哪裏呢？或許在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內的經濟合作，但顯然易見，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像《出師表》所說「此皆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即使香港本地教育能生產人才，總及不上吸收外地人才來得多、快、好、省。香港人口比諸RCEP內大城市少，若不積極吸納內地及外地人才，只會更加落後。深圳人口達2,000萬，東京都會區人口是3,800萬，馬尼拉都會區約2,600萬。人口增長會帶來許多對資源的額外需求，這些需求，也必須妥善處理及回應，但高端技能人口增長，永遠也是帶來經濟強心針的良方。高端人才能帶來創造力、創新能量，同時，較為年輕的外來勞動人口也能補充香港日漸枯竭的勞動力。香港要選擇變成沒落的威尼斯、「又老又窮」的高雄，還是要再蛻變成為東京都、首爾、深圳這些級數的城市？這是任何管治我城的從政者皆必須正視的問題。

敢與深層次問題鬥爭　同時須統合大多數港人

我們認為，解決香港核心糾結，需要一種「鬥爭」精神。鬥爭對象卻是我們深層次問題的根源，而不是特定群組或社會絕大多數平民百姓。有不少港人認為「鬥爭」乃是一個貶義詞，乃反映着一種極端而失去理性的從政手法，儼如2019年示威者放火堵路一般的做法。但這種解讀方法，忽略了一點，其實「鬥爭」乃是一種態度，乃是一種願意將問題以堅定態度去克服及化解的處事作風。「鬥爭」與「暴力」有根本性區別。後者乃是具破壞力的一種手法，前者則是一種精神，反映着對求真、求是的追求。

對問題要勇於「鬥爭」，對港人則需要「統合」，將大多數港人重新納入支持政府施政、愛國愛港的陣營之內。建黨一百年，國家發展迅速的要素是團結絕大多數人，透過尋覓共同的利益，讓不同陣營、立場、出身、價值觀、意見的人皆能在全國發展下找到自己的歸屬感及使命感。2021年的香港不應也不能再以政治立場作區分及間隔。無論是建制支持者、傳統泛民的支持者，甚至是對本土主義情有獨鍾的人士，只要心中有國有港、接受及遵守國家底線，都應是特區政府應當關注及服務的對象。

全港有超過750萬人，沒可能「一言堂」，但肯定有不少利益其實是重疊的，當中肯定包括香港的住屋、土地、就業等問題。政治問題當然要政治解決，但解決社經不平等及矛盾，必然能確保特區政府在處理政治議題方面，更加得心應手，使問題迎刃而解。從過去二十年社會騷動的走勢來看，香港固然有很多問題，但要堵塞問題滋生及擴散，需要的仍是一種務實、實事求是的作風。期盼我們的父母官能妥善落實夏寶龍所提倡的兩大政治要求，五大能力要求，讓香港可重上正軌！

石中堅
一群對香港未來抱有希望的90後，相信香港必須自身從根本上改善管治，才能在環球政治中及中國崛起下，維持其獨一無二的地位，讓「一國兩制」重回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