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化的「香港視野」難解台灣的集體焦慮

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出席慶祝儀式，寄望必須長期堅持「一國兩制」。在台灣，二十五年來香港種種的政治動盪看在眼裏，不分藍綠都對「一國兩制」抱以負面和悲觀的情緒，也投射了自身在台海變局中的憂慮與抵制，形成了如今台灣社會多數對香港的觀點。「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恐懼感，依舊在政黨政治主導下的台灣發酵。

二十五年前香港正式回歸中國之際，當時《聯合報》、《工商時報》等幾家台灣主流媒體的社論，基本對於表達了同喜慶之情，也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寄予期待。經過二十五年兩岸關係與港台關係的起伏跌宕，以及香港內部政治運作的跌跌撞撞，如今台灣媒體和輿論處於另外一種不同的心境之中。

比如《聯合報》特意做了一整版「香港，下一個25年」專題，聚焦在「愛國者治港」原則出台後，香港掀起的人口出走潮。《中國時報》提出疑問，「人心回歸」將是一大挑戰。TVBS也做了報道，指七一關注度低，在台港人認為這一天「無意義」，只是「多一天假」罷了。官媒中央社更不用說了，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的專題幾乎都側重於香港政局的緊縮。

至於在政黨方面，國民黨發表了一篇措詞強硬的聲明，以「願香港回歸自由」為題，「願終有一日，人們不是紀念香港回歸任何政權，而是歡慶香港終於回歸自由。」這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聲明——「我們與香港民眾團結站在一起，並且聲援他們要求恢復被承諾的自由的呼籲」，近乎一致。從國民黨表態的方式看得出來，台灣政黨對於香港問題的看法，風向基本是跟着美國而走。

台灣解讀香港問題時既有一種基於「反中」心態的「惺惺相惜」，還有一種隔岸觀火的「蕭瑟寂涼」。如此矛盾的心理來自於中國崛起、中美博弈致使台海情勢升温，對統一的抗拒以及對「一國兩制」的惡感在政治人物「抗中保台」的操作下，站上了民意的最前線，同時將情緒投射到了香港回歸以來的政治變動，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於統一壓力的集體焦慮。

台灣與香港縱然在性質上存在着諸多的不同，但從歷史脈絡和地緣視角來看，仍舊有着命運上的相似性。台灣和香港在戰後的發展，其實都搭上了冷戰這班列車，受到冷戰紅利餘蔭，特別是台灣承擔着政治與軍事基地的職能，熟悉西方的話語，但始終與一海之隔的彼岸有着難以推倒的隔閡。因此在世界新舊秩序激盪的今天，還是會選擇既習慣又熟悉的冷戰話語，以此應對無法調適的新局。

台灣陷在一個認知弔詭之中，既要向中國大陸表現強烈的「獨立」地位、不接受「一國兩制」套進台灣身上，又跟着過去的認識窠臼，時不時能從官員或輿論中聽到中共是「紙老虎」的說法，戲謔地認為「統一」或「武統」只是陸方在逞「口舌之快」。事實上，香港的經驗，本身就可以當作台灣重新理解中共的一面鏡子。

對台灣而言，香港這一路以來的變化絕非「事不關己」。當年歷經文革、腳步剛踏進改革開放「摸着石頭過河」的中共，在香港主權問題上都不可撼動，更何況是在其政經影響力與日俱增，將解決台灣問題擺進民族復興進程裏的今天。2019年習近平提出的「兩制台灣方案」即是一個指標，台灣問題被放在了中美高層接觸和對話的核心位置，不惜針鋒相對也要再三申明北京對台灣問題的底線與紅線；與此同時，對於台獨也擺出「精準打擊」的陣仗，並將之與台灣人民區隔開來，從「讓利」到「融陸」再到一步步鋪陳「統一後」的治理佈局，都說明了北京對於解決台灣問題，既有戰略耐心與戰略定力，也有着不容小覷的統一決心與意志。

那麼台灣兼具抗拒與擔憂的「武統」會否爆發，便取決於美國玩弄「台灣牌」到什麼樣的程度，以及台灣執政者一面倒「親美」呼應附和到什麼程度。一旦越過了「台獨」紅線，不可避免的終局攤牌也將擺到台灣人民的面前。倘若局勢惡化至此，香港此前的政治風波，社會已用了極大的動盪代價，「示範」了美國如何「口惠實不至」，台灣更應該引以為戒，展現真正的「主體性」與「自主性」，阻止自己成為被美國犧牲的砲灰。

回歸二十五年的香港，各界都在問，下一步要如何「開新篇」、「謀新局」；台灣則拼命地想從香港今日的局面，汲取恐懼、無奈、擔憂等種種負面元素，作為逃避統一壓力的擋箭牌。然而，台灣過去所倚靠的秩序與格局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香港早先一步走進了這場不可逆的變局，從而在大撕裂過後尋求和摸索重建集體共識之路。

整個世界「東升西降」的態勢，在俄烏戰爭之後看得格外明顯，儘管西方招兵買馬、重整旗鼓，但各自內部問題的空心化已在所難免，過去香港的動亂與眼前台海的緊張，都在暗示一個「新世界」的到來。台灣若是還停留在二十五年前的認知框架，甚至是冷戰時代的壁壘思維，除了意識形態的號召與站隊之外，還能夠為自己在時代洪流中，找到超越對撞和衝突的立足之地嗎？

詳細內容請閱讀第324期《香港01》電子周報（2022年7月4日）《固化的「香港視野」難解台灣的集體焦慮》。按此試閱電子周報，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