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IS ART 光影藝術祭】《泰特斯》清醒的觀看暴力丨蕭承捷

撰文:來稿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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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斯》是莎翁最早創作的劇本之一,同時也是最血腥暴力的劇本。故事以兄弟兩人爭奪王位開場,在外征戰十年的大將軍泰特斯帶著哥特俘虜得勝歸來,不顧被俘虜的皇后塔摩拉苦苦哀求,將她的大王子作爲祭品砍掉雙手,活活燒死。受泰特斯擁戴登基的新國王薩特尼本欲取泰特斯的女兒拉維妮亞為后,但拉維妮亞與王弟巴西安已有婚約,兩人逃走。薩特尼轉而娶塔摩拉為后,塔摩拉與黑奴艾倫讓兩個兒子殺死巴西安,嫁禍給泰特斯的兩個兒子,並强暴了拉維妮亞,砍去她的雙手,割去她的舌頭。艾倫假傳聖旨,騙泰特斯砍下一隻手來換取兩個兒子的性命,卻只拿回了兩個人頭。泰特斯為報復塔摩拉,將她的兩個兒子殺死,煮成肉餅,讓塔摩拉吃下。在這場人肉宴上,泰特斯先後殺死了拉維尼亞和塔摩拉,然後被國王薩特尼殺死,薩特尼即刻被泰特斯的兒子路歇斯殺死。路歇斯被封爲新國王,他下令活埋艾倫,並將塔摩拉的尸體丟出羅馬城外給野獸啃食。

 

十次殺戮,五只斷手和一次割舌,一場强暴,一場活埋和一場人肉宴,大量和頻密的血腥暴力使得《泰特斯》長久以來評價極低,甚至被視為垃圾,不願意承認是莎翁的作品。直到二十世紀後期,才開始戲劇性變化,有關該劇的搬演、改編和評論快速增長。尤其是近二十年,導演和評論人傾向於將《泰特斯》視爲當代社會的故事,而非遙遠的歷史遺跡。例如911事件之後,原作中作爲幕後黑手的摩爾人艾倫被認爲與歐美國家對恐怖主義的當代經驗,與對中東的恐懼緊密相連。

 

近日在香港上映的2017年皇家莎士比亞劇團(RSC)的現場錄像《泰特斯》,這一次的戲劇改編更爲激進,導演Blanche Mclntyre直接將泰特斯的故事從遙遠的羅馬帝國搬到了當下的英國。劇中人穿著現代人的日常服裝:西裝領帶,字母T恤,運動外套,而舞臺佈景也將羅馬式政治空間的大理石臺階和柱子換成了現代化的鐵絲柵門和玻璃走廊,有評論說仿佛特朗普大廈。通過這一大膽的時空重置,導演意圖用當代的英美政治經驗來理解和對話《泰特斯》:當文明走向衰落時暴力會變得激烈和普遍,而香港的觀衆或許會有貼合本土經驗的政治解讀。

 

 塑膠袋:暴力和血腥的再現形式

 

在整部戲劇中,印象最深刻的畫面是艾倫用塑膠袋拎著泰特斯兩個兒子的頭顱還給他。而在1999年上映的由百老匯女導演Julie Taymor執導的電影《泰特斯》則恰好選擇另一極端的視覺設計。現代裝束的大漢和紅衣女孩開著一輛破破爛爛的鐵皮車,搬出椅子邀請泰特斯等人坐下,兩人先伴隨著音樂進行了一段怪異的滑稽歌舞表演,然後將車門拉開。劇院幕布一樣的裝飾背景,放置在華麗的木頭矮桌上,裝在玻璃器皿中的赫然是兩個兒子的頭和泰特斯砍下的手。此時大漢用喇叭用艾倫的口吻對衆人進行嘲弄。這一段形成了「戲中戲」的效果,即泰特斯等人成爲這一個滑稽又恐怖的小劇場的觀衆,在幕布拉開時看到了自己的手和兒子的頭顱。

 

1999年上映的由百老匯女導演Julie Taymor執導的電影《泰特斯》(資料圖片)
1999年上映的由百老匯女導演Julie Taymor執導的電影《泰特斯》(資料圖片)
1999年上映的由百老匯女導演Julie Taymor執導的電影《泰特斯》(資料圖片)

對於放置人頭的器具的選擇,恰好構成了這兩種再現方式的視覺隱喻。前者用華麗,魔幻和後現代的手法構成反諷,我們可以透過玻璃和劇場,奇幻的滑稽表演這一觀看結構來觀看暴力。而後者則用現代社會最日常最廉價,甚至過於日常和廉價,乃至於無法產生任何儀式感和意義感,但同時也是無色透明的塑膠袋來裝人頭。當然,它仍然是有距離和隔閡的再現,只是導演將距離降到了塑膠袋的薄薄程度。

 

這種荒誕的距離,一方面來自於塑膠袋這種廉價工業材料對内容物(人頭)的隨意和輕視(對比電影版中在劇場佈景下玻璃器皿對内容物華麗乃至於浮誇的呈現);另一方面這種透明的塑膠袋令觀衆想起醫院和警方放置證物的塑膠袋,帶有這些現代專業機構對待人的冰冷。而用「塑膠袋+尸體(或人頭)」來搜索,事實上會看到許多的新聞報道:用塑膠袋盛裝尸體,隱匿尸塊乃至於新生嬰兒等等報道,方知這種戲劇的魔幻亦是當下的現實。裝著頭顱的塑料袋,完美地指涉了這一齣戲劇再現暴力的選擇和形式:透明,準確,冰冷,同時「真實」因爲太直接和透明又顯得魔幻和嘲弄,這一塑膠袋的透明和魔幻恰好説出了某種當代生活的真相。

 

 清醒的噩夢:在日常中直面暴力

 

《泰特斯》中一時空錯置的激進意義並不僅在此,該劇的現代日常場景與其對暴力的特殊再現方式結合起來,給予觀衆獨特的觀看視角和經驗結構。凶殺,截肢,强暴和吃人,這些極端暴力在一個極其貼近觀衆真實日常的場景中發生:不再有羅馬和異域的元素,不再有時間和空間上的距離感,也不再有魔幻的色彩和狂歡的結構。這些屬於最恐怖的噩夢情節在觀衆面前呈現,同時我們無法將其視作夢魘,我們被逼保持清醒。即這些暴力,無論是開場時爲了安撫將士亡靈的獻祭,還是對拉維尼亞的強姦,砍手和割舌,以及最後王后吃下親生兒子的血肉,我們這一特定的觀看情境中沒有足夠的時空和心理距離去從符號和象徵的意義來理解暴力,觀衆被逼迫「直面」血腥。

 

例如在下半場中,泰特斯將塔摩拉的兩個兒子倒吊起來,割喉放血。被殺者臨死前的掙扎,嚎叫,動物性的聲音和軀體的掙扎,血噴灑出來濺在拉維妮亞托著的白色臉盆上,形成觸目驚心的污跡。强暴,截肢,割喉這些獻祭和復仇情節絲毫不再具備任何美感、宗教的意義感或復仇的快感。暴力在真實的人體上展現了它本身,當然這種真實感基於觀衆認可的戲劇幻覺,即觀衆其實清楚沒有人傷亡。同時這種陌生的直接也可能令觀衆對比其他熟悉的暴力觀看經驗,在好萊塢戰爭片中宏大莊嚴的音樂和炸飛起的斷肢,或是港式武打中那種流暢華麗乾净利落的動作和血液形成的漂亮綫條。這種再現方式並不是爲了滿足嗜血或對觀看暴力的快感,或引起生理性的不適和恐慌;相反,它通過赤裸和直接的方式,令觀衆去反思我們過往看到的對暴力的再現形式,對暴力的宏大化,榮耀化或美學化是如何發生的,以及我們的視覺快感是如何被形塑的。

 

餘下場次:泰特斯 (RSC 2018) (MOViE MOViE: Life is Art) - 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