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經學傳統」還有必要嗎?丨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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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哲

近年來,伴隨傳統文化的復蘇,要求「重建經學」的呼聲不絕於耳。一些學者認為,晚清以降,西學東漸帶來的現代學科體制,使涵蓋甚廣的經學體系分崩離析,原有的經學傳統只能在文、史、哲等分科之學中尋找,而這種分法猶如管中窺豹,無法獲得經學之全體大用。在他們看來,經學的瓦解給中國現代學術研究帶來了諸多弊端,如果要更深入的理解和利用傳統資源,就必須回到經學,尤其是回到完整的經學體系當中。這裡的言外之意即是:不重建經學體系,就難以利用傳統資源來推進現代學術研究。然而,事實是否真如上所述呢?在本文看來,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我們需要從傳統中獲取資源,但重建「經學傳統」卻不是必然的。

 

一、晚清之際批判經學之緣由

 

經學在傳統文化領域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是傳統文化的價值之源:「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總敘》)經學思維的基本模式是:「凡學皆貴求新,唯經學必專守舊,世世遞嬗,毋得改易」。[①]在經學籠罩下產生的是迷信傳統權威、缺乏創新創造的思想傳統。在晚清之際,當西方的堅船利炮敲開守舊的國門時,諸多國人幡然醒悟到,迷信經學權威導致的守舊,已帶來了沉重的民族危機。在知識界,擺脫經學的禁錮、更新傳統文化,以實現救亡圖存的目標,成為了新興知識分子的普遍訴求。20世紀2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就是當時知識分子反省、批判經學的高潮。「整理國故」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任務。毛子水、胡適、陳獨秀等,皆表達了要以科學精神來「整理國故」的觀點。通過「整理國故」,破除專經守舊的思維觀念,瓦解經學傳統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使傳統文化沐浴科學的春風,從而完成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

 

胡適,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者之一。(資料圖片)

二、傳統文化在現代學科體系下重獲新生

 

為「重建經學」搖旗呐喊的學人有一個共識:經學體系的瓦解,使得各門學科各行其是,學科之間壁壘深嚴,這樣就無法把握到那個統一之「道」,更有甚者,無法認識中國之為中國的根本特質。然而,這裡要問的是:重建經學體系是必要的嗎?現代學科體制瓦解經學真的產生了如此嚴重的問題?答案顯然並非如此。回溯史實我們知道,晚清政府腐朽不堪、國家幾近衰亡,這是政治制度的問題,但從更深的角度來說,也就是經學籠罩下的傳統文化的問題。在晚清之際,經學成為眾矢之的並不是偶然。要應對迫切的民族社會危機,回應西方文明的挑戰,需從根本上廓清傳統文化的弊病。在這一方面,作為傳統文化價值之源的經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胡適、古史辨學派等借助西方現代學科體系,「肢解」依附于經學的各門學科,以此整理國故。表面上看這似乎使傳統文化走向消亡,然而實質卻是使傳統文化完成了現代更新。傳統文化在文、史、哲等學科領域內得到了重新闡釋的機會,並由此進入了人們現代社會生活當中,成為現代人可供吸取的傳統資源。經學作為學術研究對象是可行且必要的,但如果要「重建經學」,將經學凌駕於諸多學科之上,重新確立起經學的權威,這無異於否定各門學科在現代學科體系下獲得的豐碩成果。在實際操作中,重建經學也是難以施行的。在傳統社會,經學統攝一切學科,學科的詮釋都要依據於經學、服務於經學,越出了經學的範疇就被視為離經叛道的罪過,這極大限制了各門學科的發展和深入。而在現代教育制度的分科體系下,伴隨天體物理學、生物學、化學等等學科的推進,人類能認識的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在持續擴大,通過發射太空探測器觀察廣袤的宇宙星辰,通過顯微鏡觀察肉眼無法識別的微型生物。人類對宇宙和人生的認識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這都是在現代分科體制下實現的。而這些學科,為何需要在經學的統攝之下呢?這是毫無理由、毫無必要的。

 

《論傳統》 (Tradition)

三、要吸收古代傳統,但更應繼承近代傳統

 

希爾斯的《論傳統》一書旨在為傳統辯護,他開宗明義說道:「這部關於傳統的書證明我們需要傳統。」[②]我們不否認希爾斯所作的論斷,任何時代都需要以往的傳統作為人類延續的基石。傳統影響著我們的思想、行為,影響著我們的創作和表達,「現代生活的大部分仍處在與那些從過去繼承而來的法規相一致的、持久的制度之中;那些用來評判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傳的遺產的一部分」[③],這即是希爾斯所表達的我們一直處在「過去的掌心中」。在對「傳統」的探討中,希爾斯主要以西方社會為對象,尤其關注西方的「實質性傳統」,「實質性傳統的核心是家庭和宗教的權威,以及對鄉土和其他原始事物的眷戀。「[④]而實質性傳統針對的就是啟蒙時期以來的理性主義和個性解放。在希爾斯看來,啟蒙運動時期可以被稱為人類目前為止最偉大的階段之一,啟蒙運動取得了諸多成就,個人價值充分肯定,社會更加公正和富有人道主義精神,這形成了啟蒙運動的新傳統,但「它是在一個實質性傳統相當強大的社會中發生和發展的」。[⑤]因為實質性傳統的存在,啟蒙運動才能擁有堅強的基礎,並在此基礎上蓬勃發展。然而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和個性解放損害了實質性傳統的「家庭生活、宗教信仰和限制欲望的傳統」,因此也就導致了人們道德敗壞。曾經潛在的「惡」被激發出來成為了現實,以致西方傳統美德社會的斷裂。要修復這種斷裂,就務必回到「實質性傳統」的軌道上,使社會回歸「正途」。在這裡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是,現代社會真如希爾斯所言變得那麼壞了嗎?以此反觀當下提倡「重建經學」的觀點,他們希望回到傳統的經學體系當中,這與希爾斯強調的「實質性傳統」有某些類似之處。馮契在總結現代中國文化時,認為它繼承自兩個傳統:一是古代傳統,一是近代傳統。他說:「我們有五千年民族文化傳統,這是足以自豪和需要批判地加以繼承的,但是,構成當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卻不是原封不動的古代傳統。古代文化中那些在當代仍然有生命力的東西,大多數是經過近代歷史的篩選,並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形的東西。所以,批判繼承民族文化傳統的問題,首先應該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來一百餘年間(主要是20世紀)形成的近代傳統」。[⑥]而現代人們談到傳統時,往往是古代的傳統,然而我們更需要注重近代的傳統。例如,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例。很多人認為,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中國化,乃是因為它與中國傳統的「天然契合」,例如說共產主義社會理想與中國傳統理想「大同」社會相契合,助人為樂、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品德與中國禮讓互助、克己奉公的傳統道德觀念都相契合等等。這些觀念確實相似,但不是馬克思主義能夠中國化的原因所在。從接續的傳統來說,馬克思主義接續的更多的是近代傳統而非古代傳統,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是近代以來中西合流的繼續,而不是因為契合於古代的傳統。從引入的時間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的時間在五四運動前後。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各種西學思潮爭相被引入中國,進化論、馬赫主義、實用主義、新實在論、邏輯實在論、唯意志論、生命哲學、無政府主義等等。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之前,這些西學思潮已經在中國經歷了七八十年的發展,正是因為有諸多西學思潮在古老中國的廣泛影響,作為外來文化的馬克思主義才能夠迅速的被當時的知識分子所接受。

 

比照西方和中國,似乎人們都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努力回顧和眷戀著傳統的魅力,然而我們必須對這些傳統有所區分。我們贊同希爾斯說我們一直處在「過去的掌心中」,社會總是由曾經的而走向未來的。但是,遙遠的傳統似乎很難成為當下社會的直接來源。希爾斯對遙遠的「實質性傳統」受到的危害顯得憂心忡忡,而對理性化的社會又十分警惕。在他看來,實質性傳統丟失了,現代理性化的社會又沒有實現,這反而造成了現代社會的混亂。希爾斯預言:許多政府運用理性化來設計規劃國家的未來,在他們取得了更多的經驗後,會將社會更加推向理性化或現代化,然而他們最終會走向失敗。但是,我們通過最一般的經驗可以看到,在現代社會,經歷了理性化或現代化的進程,實現了社會公正和人的解放,沒有誰還會想著回到被壓迫的時代。我們需要傳統,需要它給我們安排秩序、安頓生活,需要適時的引入它來解決當下社會的問題,然而並不需要「經學傳統」來主宰我們的社會和生活。希爾斯也說:「一項傳統一旦不為人們所慣常地遵奉,便不能再特意地恢復。後來那些願意恢復它的人的條件、動機,更不要說記憶,都不適合於這項任務。所出現的將是一種對已消失傳統的狂熱歪曲,一種重新強加給人們的、不可能持久的歪曲,因為被迫接受的人會發現它並不適合於他們的環境和趣味。它將是一種意識形態性的重建,而一種意識形態狂熱是不可能持久的。傳統並不能進行實驗,不可能有一段試驗期,在其中考驗某些被認為是更好的東西,並不能一旦發現替代品不合乎人們的期望,就再來恢復傳統。」[⑦]我們必然是處在傳統中的人,但是我們不必然需要「經學傳統」給自己加上緊箍咒。

 

注釋:

[①] 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59年,第139頁。

[②] 希爾斯:《論傳統》,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第1頁。

[③] 希爾斯:《論傳統》,第2頁。

[④] 希爾斯:《論傳統》,第344頁。

[⑤] 希爾斯:《論傳統》,第349頁。

[⑥] 馮契:《“通古今之變”與回顧20世紀中國哲學》,《馮契文集》(增訂版)第8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92-493頁。

[⑦] 希爾斯:《論傳統》,第3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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