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兒國家」啟示:香港「被管治」的日常

撰文:01撐場
出版:更新:

【文章原刊於01撐場,歡迎下載香港01 app,與星級作者一同討論喜愛話題。】

作者趙致洋​為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助理編輯;羅金義​則為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

月前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The China Question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精選有關崛起過程中中國和世界要直面的三十多條問題,解答者都是美國炙手可熱的中國研究專家,大部分來自哈佛大學,星光熠熠,以深湛學問慶祝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成立六十年。如果說,三十多條問題都涉及到中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主編宋怡明教授(Michael Szonyi)就提醒大家,「過去」之所以重要,因為即使幾百年來中國幾經劇變,我們今天看到的,都可以從歷史中關注到好些奇妙的延續;而最令人訝異的,對歷史特別着緊的正正是中國共產黨本身。

費正清中心主任宋怡明作為中國史教授,對歷史的智慧當然特別瞭解。他本人撰寫的鉅著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被管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說的故事雖然發生在明、清時代,但假如讀者不能從中領略一些睿智去觀照目下國情,就不無遺憾了。這部鉅著在去年年底出版之前數月,宋教授曾經訪問香港,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有幸邀得他發表演講,偌大的講堂座無虛席。說着流利普通話的宋教授,用就着著作的內容深入淺出地給大家說了三個發生在福建的故事。

宋怡明,加拿大漢學家,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所長

第一個故事關於泉州一個姓顏的軍戶。男丁被朝廷抓兵本來是苦惱的事情,後來顏家與為他分擔義務的貼戶朱家,透過「合同」方式,將當兵之責都放到一位朱姓子侄身上;付了賠款,顏、朱兩家的兵役就由這朱姓子侄的後人世代承擔。而朱的後人也非省油的燈,懂得要求提高「工資」才服役,「合同」的細節一代比一代訂得詳盡。宋教授要我們注意的是:顏、朱兩家考慮的選擇不是「被管治」還是「不被管治」,而是怎樣將「被管治」去「優化」(optimized)。細看那些是合同,看到他們把國家義務貨幣化和「可預測化」(predictable) ── 之前他們不知道朝廷什麼時候會來抓兵,到後來合同化之後,他們對國家的義務是可以預測的,這種策略跟現代人對市場的風險管理策略(risk management strategy)其實很相似。此外,他們被管治的藝術看似沒有國家的參與,都只是兩個家族之間的網絡關係,但實際上國家的政治一直存活當中。

《倭寇圖卷》

第二個故事講述一位東南沿海衛所司令官。當衛所之職已經是第七代了,但他的作為不單只是為了國防,打敗倭寇之後,還經常將沒收到的戰利品賣出去。換句話說,他既是軍人,也是商人。更有趣的是,作為海防司令官,他跟倭寇首領的妹妹發生了關係,還送她很多禮物,而那些禮物其實就是打仗「贏回來」的戰利品!歷史上這種「兵賊一體」的情況,在明代東南沿海地區都常見發生。

 

用經濟學術語來說,我們可以說軍戶對海上貿易有幾方面的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首先,當時沿海地區唯一能造船的就是衛所,所以它就是海事科技的中心。而最主要的優勢是海防軍隊都是軍戶本人的親戚,他們都知道什麼時候會宵兵,什麼時候會巡海。現在我們都知道,倭寇當中其實不全是日本人,很多就是沿海地區的貧民,甚至當時的海軍當中也有是倭寇的。這些人利用他們與國家的關係來圖利,因為他們跟國家有關係,他們就可以賺錢。他們被管治的藝術的重點,就是懂得「玩兒國家」,怎樣利用國家來得到利益。

第三個故事始自明代,歷滿清而延續至今:今天,泉州湖頭鎭侯山廟主要拜兩個神,即「英武尊王」和「玄天上帝」。侯山廟每年都有廟會,但每個村落參加的廟會都不一樣,為什麼呢?經過長時間收集族譜資料,宋教授發現最早搬入湖頭的是一個姓連的家族,祖先八郎公把自己敬拜的「英武尊王」也帶過來,那就是侯山廟最早的來歷。到了明初,湖頭鎭亂起來了:軍隊大量遷入當地屯田,他們不單搶地,更可以說是「搶廟」,把他們拜的「玄天上帝」也移入侯山廟供奉,而當時的政府也特別支持「玄天上帝」信仰。之後的兩百年,就是原住民跟新來的特權階級(軍隊)的爭權過程。兩百年後,「當地人」重建了這座廟,請了一位狀元來寫紀念碑文,說這個廟原來就是拜「玄天上帝」的。宋教授從族譜資料查知負責重建工作的是屯軍的後人,這個碑文就是地方勢力競爭的象徵,碑文就是要把原住民的歷史刪除。清乾隆年間,原住民的後人也請了一位名人來寫紀念碑文,說明這個廟是為「英武尊王」而建的,但是祂也容許「玄天上帝」留下來作客。這就是原住民嘗試改正新移民的錯誤理解,也反映出日常政治怎樣產生新的社會關係和網絡。

宋教授的總結很精彩:中國人有句話是「天高皇帝遠」,以上幾個故事告訴我們「天高,皇帝不遠」。如果皇帝太遠,那些策略是做不到的;皇帝在,才有機會這樣「玩兒國家」,這就研究被管治的藝術的有趣之處。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必須看出「政策」和「對策」是分不開的,雖然只是一些地方性的對策,但是需要有被管治的藝術,想辦法時就需要拿捏好「玩兒國家」的這個概念;明代的地方存在這一種日常政治,十分普遍。我們可以進一步考慮,這能否跟其他早期現代帝國(Early modern empires,例如俄羅斯帝國)作比較──早期現代帝國希望國家制度滲透到地方社會,從社會拿取資源,但實際上難以完全滲透,政府控制社會的力量遠遠沒有現代的制度強,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玩兒國家」的可能性就提高了。「政治現代化」無論在中國或西方社會都強調要減少這種「玩兒國家」的可能性,但宋教授認為這是錯誤的,因為這樣走下去只會是一個法西斯國家的路線。

怎樣透過這些故事觀照當代中國呢?宋教授說,他每次到內地演講,同學們都非常清楚「玩兒國家」是什麼意思,例如轟動中外的遠華集團走私案主犯賴昌星就是於改革開放初期,透過制度套利「玩兒國家」非常明顯的例子(賴也是泉州人);又或是那些藉着搞房地產而富甲一方的人,他們在計劃經濟的狀況下利用特權收買土地,然後用更高的價錢在市場經濟將土地賣出去,就是制度套利。這算不算是超越時代的「被管治的藝術」?

國家制度雖然規範着老百姓的生活,但並沒有決定了他們怎樣生活。宋教授給大家的反思問題是:老百姓如何與國家制度互動?有什麼資源可以動員來處理他們跟國家的關係?老百姓複雜的策略,反映了他們並非簡單地順從或對抗朝廷,而是在皇朝統治下鑽營、博奕,盡量減低成本並獲取最大的利益。對中央政權而言遠在天邊的香港特區,對「被管治的藝術」又有多少認識和反思? 

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的辦事機構。特區政府如何與其博弈,從而令到香港能獲取更大了利益,對於特區政府而言絕對是一門學問。

【編按:題目為編輯所擬,原題為「被管治的藝術:「玩兒國家」的日常政治」

(本文只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及大中華研究中心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