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Werner Herzog荷索天才瘋子集一身:我很早就明白我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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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吃鞋子,跳仙人掌,走私軍火,徒步走完了大半個世界……他被捕,被射殺,被抓進醫院,被內戰牽連……

他是一個導演,有史以來唯一一個在全世界七大洲都拍過電影的人。

他拍流浪漢、拍賣商、電視傳道者、僧侶、熱氣球駕駛員、滑雪的木雕師、還有灰熊愛好者(最後被灰熊活活吃掉)……

他拍火山爆發、岩洞壁畫、燃燒的油田、冰冷的喜馬拉雅山、荒涼的南極雪景……他被稱作「天才」、「瘋子」、「空想家」、「電影史上最後一個偉大的幻術師」……以及其他種種稱呼。

他是韋納荷索(Werner Herzog)。今年春天,他帶着他最經典的作品,來到中國大陸,我們有機會和他當面交談,瞭解他生猛彪悍的一生以及旺盛的創作力!

編輯:石鳴、倪蒹葭(一条)

狂人韋納荷索

德國導演韋納荷索今年76歲了。他微微有些秃頭,頭髮雪白,臉上帶着疤痕,但是依舊高大健壯,像黑森林中漫步而出的大熊。

他仍然保持着「空中飛人」的生活節奏:3月底剛剛來了一趟中國,陸續訪問了香港、上海、北京,辦回顧影展,和影迷交流,5月1號又馬上要出發去南美,在秘魯的亞馬遜森林裏帶學生拍片。

韋納荷索在採訪現場(一条提供)

幾年前,他曾經遇到過一次飛行事故。落地前,飛機的降落設備突然失靈,機組成員命令所有乘客蹲下,把頭埋進膝蓋——緊急自救的標準姿勢。然而,韋納荷索拒絕這麼做,他的理由是:「如果我們活下來了,我想看看我們是怎樣活下來的,如果我們死了,那我也要看看死亡到來的樣子。」

萬幸的是,飛行還是平安着陸了。這家航空公司果斷把韋納荷索列入他們的終身禁飛名單。不過兩年之後,這家航空公司就倒閉了。

韋納荷索坐在一米遠的沙發上,跟我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微笑起來。拍攝用的強烈燈光映照出了他的疲憊,但是他的眼睛卻閃閃發亮,近看才發現是墨綠色的,很深邃,很有精神和力量。

他的新作《進入地獄》(Into the Inferno)是一部紀錄片,探索世界各地不同活火山。為了拍片,已經73歲的他,跟着科學家滿世界地去尋找正在噴發中的活火山:印尼、冰島、衣索比亞……還去了朝鮮。

去活火山口其實相當危險,因為無法準確預測火山何時噴發。片中拍了一座印尼的活火山,幾天之內,那座火山就發生了大噴發,韋納荷索從電視新聞裏看到,至少7人喪生,遇難地點就是他們當初的拍攝現場。

這不是韋納荷索第一次冒險了。不如說,他最有名的那些電影,都有某種瘋狂的元素,行走在生死邊緣,是對人類極限的某種挑戰。

《進入地獄》(Into the Inferno)(一条提供)
《進入地獄》(Into the Inferno)(一条提供)
《進入地獄》(Into the Inferno)(一条提供)
物理學家在做實驗時,只有把材料放在極端的熱度、壓力或輻射之下,才能發現某種特定的金屬。我覺得同樣道理,在極端的壓力下,人們會讓你看到更多的人性,並讓你明白人類究竟是甚麼。

他的成名作《阿奎爾,上帝的憤怒》(1972),拍攝於秘魯的熱帶雨林。故事的主角阿基爾就是一個狂人,他是一名16世紀的西班牙軍官,為了尋找傳說中的黃金之城,帶着一個小分隊深入南美叢林,路上不顧任何艱難險阻也要一意孤行,直到最後剩下他隻身一人,兩手空空。

主演克勞斯·金斯基以性格暴躁偏執著稱,拍片時,他因為對群眾演員玩牌的聲音感到不滿,抓起他的溫徹斯特步槍就向他們的小屋開火,三顆子彈穿透了屋子的牆壁,有一個人的手指頭被打掉。

當地的印第安人因為受不了金斯基,甚至向韋納荷索獻策,要謀殺這位演員。韋納荷索的辦法是以暴制暴。據說他用槍抵著金斯基的後腦勺,威脅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最後讓他乖乖拍完了全片。

「不知怎麼回事,別人都hold不住他,我是唯一一個hold住他的人。」韋納荷索說。

《阿基爾,上帝的憤怒》著名的結尾鏡頭(一条提供)

十年之後,他又回到秘魯叢林,和金斯基合作了另一部更加狂放不羈的影片《陸上行舟》(1982)。

故事的主人公懷抱着一種常人難以想像的夢想和行事邏輯:一個普普通通的德國商人,卻夢想着要在原始叢林裏修一座歌劇院,演威爾第、普契尼、瓦格納。為了籌得修歌劇院的錢,他要去叢林裏收割橡膠。而為了把橡膠運出叢林,他異想天開,要把一艘大船運過高山。

影片中,韋納荷索造了一艘真正的大船,並真的把這艘350噸重的巨輪拖過了高山。這部片子也成了有史以來最生猛的史詩片之一。

「把一艘大船運過一座山峰,有很強的象徵意味,我甚至都說不出象徵的是甚麼,但是我知道,每個人心底都有類似的夢想。」

韋納荷索早在1962年就拍出了第一部作品,短片《大力士》。

1984年,紀錄片《發光的山》(Gasherbrum - Der leuchtende Berg),他跟着兩位登山家去喜馬拉雅地區爬山,想一舉翻越兩座海拔超過8000米的山峰。爬山過程中,他們不搭帳篷,不帶氧氣,唯一的行李是一個雙肩包。

2004年,紀錄片《灰熊人》(Grizzly Man),他去阿拉斯加最偏遠的地方找灰熊。在毫無防護的情況下站在灰熊旁邊,他卻覺得無所謂,「唯一討厭的就是,離得這麼近,熊呼吸的口氣真的很臭。」

片子的主人公,一位灰熊愛好者,最後被灰熊活活吃掉了,他的女朋友也一起遇難。他們隨身帶着攝影機,灰熊咀嚼他們倆屍體的聲音被錄了下來。他們死了兩年,沒人敢聽這段錄音,韋納荷索聽了,而且還把聽錄音的過程拍了下來,用在了影片中。

「他的故事是一個人性的悲劇,帶着我們通常對野生大自然的誤解。」

《灰熊人》片段(一条提供)

2007年,他去南極拍了紀錄片《在世界盡頭相遇》( Encounters at the End of the World)。去之前,他覺得企鵝已經成了南極電影的套路,因此「在我的電影裏,一隻企鵝也不要出現」。結果,他還是對一隻企鵝着了迷。

其他企鵝都是去海裏覓食,或者回到自己的領地,只有這一隻企鵝,反其道而行之,只見它拋棄了集體,拋棄了大海,拋棄了食物和水源,拋棄了棲息地,頭也不回地朝內陸群山絕塵而去。

「它不知道它走錯了方向,它朝着這片廣袤大地的深處而去,還有5000公里的路要走,終將難逃一死。」

然而,人們只能目送着這只企鵝走向自己的死亡。「即使你捉住這只企鵝,強行給它掉轉方向,它還是會立即轉身,徑直地走向冰山。」

《在世界盡頭相遇》(一条提供)
《在世界盡頭相遇》(一条提供)

怪人韋納荷索

韋納荷索很健談,很愛就各種事情發表自己的看法。美國大選結束後,他和媒體談特朗普,這次來上海,和我們談起了最近成為熱門的比特幣,及其騙局。用和他「相愛相殺」15年的金斯基的話來說,「哪怕你把他的喉嚨割開,他的頭滾到地上,無窮無盡的話還能繼續從他的嘴裏源源不絕地冒出來。」

但是他談甚麼都可以,就是不喜歡談他自己。任何探討他個人喜好的問題,都會被輕快地彈回。「我沒有自己的照片,也不想給自己拍照片,我從來不自拍。因為我不想研究自己。我自己一點都不重要,電影才重要。」

在一次BBC採訪直播中,有人用氣槍射擊他,子彈差點打中了他的直腸。然而他面不改色,繼續聊電影,甚至評論這顆子彈「無足輕重」(insignificant)。(一条提供)

也許我們應該牢記在心的,是韋納荷索的與眾不同的童年經歷,對他具有怎樣的影響。

他有一個彪悍的母親。6歲時父母離異,他母親獨力帶大了他和他兄弟兩個。他四五歲時玩衝鋒槍,結果被後坐力掀翻在地,母親發現後沒有生氣,而是拿起槍,冷靜地對準大樹掃射。

子彈穿透了大樹,木頭碎片四射,韋納荷索嚇傻了。母親教他給槍上保險檔、裝卸子彈,教育他說,「這玩意的威力,希望你見識到了。即便是一把玩具槍,也不要對準他人。」

他出生於1942年,二戰正打得如火如荼。母親為了避難,帶着他從慕尼克搬到了一座鄉下的小鎮,又躲進了鎮子外的原始森林中。在那裏,沒有水,沒有電,沒有廁所,沒有電話,沒有任何現代人類生活必需的設施,完全與世隔絕。可也正因為如此,他才得以從現代文明的災難中倖存。

他最早的童年記憶,是眼睜睜地看着一座城市如何在一夜之間被炮火摧毀。「就在山谷的盡頭,你看到天空是橘色的,紅色黃色來回變幻,整個天空都在顫動。一座城市被毀了,可是竟然如此美麗。」

這種滅世一般奇詭壯麗的大災難景象,以及對現代文明的批判態度,後來成為貫穿他所有紀錄片的核心。

《忘夢洞》片尾的白色鱷魚(一条提供)

2010年,他拍了3D紀錄片《忘夢洞》(Cave of Forgotten Dreams)。片尾出現了一條白色的鱷魚,因為受到附近核電站放射的影響,發生了白化突變。但實際上這是化裝效果,鱷魚並沒有受到過量輻射,也沒有發生突變,是韋納荷索「製造」出來的。

「製片人跟我說,你不能這麼幹,否則他們總有一天會把你送進精神病院。我說,好得很!我正盼着有那麼一天呢!」

「那些人說,你(拍紀錄片時)應該像牆上的蒼蠅那樣安靜、無涉現實,這些人全都是廢柴!他們拍出來的東西,我稱之為『會計師式的真實』,而我感興趣的,是能夠給人以啟發和提升的、真正的真實。」

為了向他的第一任妻子求婚,他走了1000英里。為了祈禱他的女神、也是他的電影導師能從重病中恢復健康,他又徒步了10000英里,從慕尼克走到了巴黎。

「徒步會讓人瞭解真實的世界。看成千上萬部電影,不會讓你成為電影導演,你必須有另外一面,正是這一面,使得你和現實世界掛鉤。」

韋納荷索自己有一個手機,但是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他不用手機。他也不用社交媒體,網上有一個號稱「韋納荷索」的帳號,他澄清說是有人假冒的。他很認真地告訴我們說,他覺得對於發展創造力而言,花兩三個小時在地上挖一個洞,要比學會用任何app都有效得多。

「現在年輕一代的小孩一出生就生活在互聯網中,螢幕和網路成為了他們面對現實世界時的天然篩檢程式,這其實很危險,一個人必須發展出自己的篩檢程式,這樣才能真正地探索世界。」

各電影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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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韋納荷索

韋納荷索結過三次婚(「和我一起生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三個孩子,全都已經成年,大兒子已經四十多歲。他生活非常簡樸。「我擁有的東西非常少,腳上穿的這雙皮鞋,是我唯一的一雙皮鞋。我另外還有一雙靴子,還有一雙涼鞋。身上這件羊毛衫,也是我最常穿的,我一直就穿這一件。」

他喜歡詩歌,喜歡中國的唐詩,曾經夢想要當個詩人。只可惜後來他發現,似乎拍電影對他而言更有天分。「我很早就明白我的宿命,」他說他是一個命中註定的故事講述者,無論詩歌還是電影,都只是不同的講述方式而已。

不拍片時,他是一個典型的德國人,嚴謹、古板、有序。他從來不服用任何藥物或致幻劑,「我一輩子吃過的阿斯匹靈不超過10片」,而他上一次醉酒是13歲的時候。他也沒有任何癖好,「一個都沒有」。

他並不是一夜成名。《阿奎爾,上帝的憤怒》拍出來後票房極差,一直無人問津,他差點以為自己再也沒有機會拍電影。直到三年以後,巴黎的兩家小藝術影院嘗試着上線,結果票房還不錯,影片陸續播放了兩年半,他的聲名才漸漸為人所知。

「但是那時也不火,直到十年之後重新發行,二十年之後又上線,才突然之間成為一部家喻戶曉的電影。總體來說,離拍出片子已經過去了35年。」

這部片子震撼了哥普拉(Francis Ford Coppola),促使他拍出了《現代啟示錄》。楊德昌因為看了這部電影,從工程師轉行當了導演,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從電影院裏出來之後的我,就是另一個我了。」

韋納荷索引以為傲的,是他50年來,拍了70多部電影,沒有一部超過預算,也沒有一部拖延過拍攝期限。「甚至還有六七部電影,我花的錢遠遠少於預算。」2個小時的成片,他只需要拍6個小時的素材。「別的導演也許要拍上450個小時,可是我只需要拍6到7個小時,就成了。」

19歲時,他因為沒錢買器材,從慕尼克電影學院偷了一部35毫米攝影機。他早期的那些片子都是自己想辦法籌錢拍的。「所以我很清楚每一分錢的價值。那個時候,我晚上在鋼鐵廠上夜班,當焊接工,白天則要去學校學習。你賺的每一分錢都是血汗錢,你非常清楚應該怎麼花錢。」

因為省錢又靠譜,韋納荷索和合作者們建立了一種長期的友誼。「和我合作,你不必心慌,也不必趕工,拍攝的時候,每個人都很清楚下一步會怎麼樣,和我合作的每個人都覺得是非常愉快的拍片體驗。」

「所以我才能一直拍片,拍50年。」韋納荷索說,「重要的不是能拍電影,而是能夠持續不斷地拍電影。」

他很高產,一年可以拍出4部電影。近年來,由於數碼攝影機更加方便,他雖然年事已高,但是產量不減,僅2016年一年,他就拍完了3部電影。但他從來不數自己拍了多少,他不在乎。

「也許我是一個世界上很少有的從來不做夢的人。」韋納荷索說,「我睡着之後基本不做夢,可能一年就一次吧,而且夢見的內容非常無聊,吃三明治啊之類的。」

「所以醒來之後,我總覺得少了點甚麼。可能拍電影就是我做夢的方式。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那我今天做的事,大概就是開始拍一部電影吧。」

(部分圖片來源網路)

【本文獲「一条」授權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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